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今年63岁了。
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腿脚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利落，但身边有个老伴陪着，日子过得倒也踏实。
闲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脑子里七七八八地转，转来转去转的都是年轻时候的事。
尤其是和老伴当初认识的那段经历，每次想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
那年我刚满19岁，她已经是个带着孩子过日子的寡妇了。
01
我叫陈有粮，生于1963年，名字是爷爷起的，说那个年头能吃饱饭就是天大的福气，索性就叫有粮。
我们家在湖南的一个山沟子里，四面都是山，出门就是坡。
父亲叫陈德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就认这片地。母亲叫刘秀珍，个头不高，但是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利索。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叫陈有花，下面还有个弟弟叫陈有根。
三个孩子，四张嘴，靠着父亲那几亩薄地撑着。
我们那里种的是水稻，每年收成好的时候勉强够吃，收成不好就得省着。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锅底下的锅巴也要刮干净，一粒米都不能糟蹋。
我小时候最怕过冬天，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没有东西吃。
白薯吃到反胃，玉米糊喝到想吐，有时候饿急了就跑到山上去找野果子，酸得龇牙，咽下去肚子里一阵乱叫，但是总比饿着强。
父亲在我们那一带算是很要面子的人，穷是穷，但是邻里之间的事情从来不含糊。谁家盖房子缺人手，他去。谁家红白喜事需要帮忙，他也去。东家借把锄头，西家借几斗米，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家虽然穷，但是在村子里人缘极好，逢年过节左邻右舍总会往我们家送点东西，今天一把干菜，明天一块腌肉，日子也就这样七拼八凑地过下来了。
我在学校念书念到了初中，成绩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就是那种坐在中间不起眼的。
后来父亲的腿出了毛病，走路开始一瘸一拐的，医生说是早年干重活落下来的骨刺，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养着。
父亲腿脚不利索之后，地里的活就压到了母亲和我的身上。
我那时候才十五岁，个子窜上来了，但是肩膀还窄，扛一袋谷子走几步就得歇一歇，母亲也从来不说我，只是默默接过去自己扛。
就这样撑了两年，到了我十七岁的时候，姐姐出嫁了。
姐夫是隔壁公社的，家里条件比我们强一点，有三间砖房。
父母把姐姐嫁出去，一方面是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另一方面也是让姐姐过好日子去。
嫁妆是母亲攒了好几年的布票换来的两床被面，加上父亲厚着脸皮去舅舅家借来的二十块钱，就这些，但是姐夫家没有一句嫌弃。
姐姐走的那天早上，我帮她把行李捆好了扛到门口，她站在院子里对着这几间破屋子看了很久，眼圈是红的，但是没有哭。
后来她走了，我回到屋里，发现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头低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02
1979年，我十六岁，村子里来了一件让大家议论纷纷的事。
东边村有个姓周的人家，家里的儿子叫周建军，二十出头，在外面做了两年小生意，攒了点钱，回来娶了个媳妇。
媳妇叫王淑芬，是从外乡嫁过来的，据说父母早就没了，是跟着舅舅长大的。
结婚的时候我们村里不少人去道贺，回来的人都说那个王淑芬长得好看，又懂事，说话轻声细语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可惜好景不长，周建军在外做生意的时候染上了一场病，拖了不到一年，人就没了。
留下王淑芬一个人，还带着一个才刚会走路的娃，日子顿时就难了起来。
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媳妇死了丈夫，娘家又没有人，这个女人基本上就只能熬在夫家，低眉顺眼地过一辈子，指望孩子长大了能有个依靠。
但是王淑芬不是那种能熬着的人。
周建军一走，婆婆就开始挑她的毛病，嫌她吃饭多，嫌她走路响，嫌她把孩子带得太娇气，总之什么都嫌。
王淑芬起初还忍着，后来有一天婆婆当着周家其他亲戚的面说了一句话，说她是个会克男人的扫把星，没嫁来之前建军好好的，嫁过来没几年人就没了。
这话说完，王淑芬放下了手里的碗，抱着孩子从周家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去。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子东头租了间小屋住下来，靠给人做针线活和帮人洗衣服过日子。
那时候村里有些闲人说闲话，说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单过，成何体统。
但更多的人是佩服她的，都说这个女人有骨气，那婆家的气不能忍。
我第一次见到王淑芬是在村口的井边。
那是秋天，她在井边洗东西，一件大人的旧棉袄，洗得很仔细，袖口翻出来，一遍遍地揉搓。
旁边地上坐着一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的样子，手里捏着一块石头在地上画圈，画一下，抬起头看一下她妈，再画一下。
我挑着水桶去打水，多看了几眼。
王淑芬感觉到了，抬起头来看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洗。
我那时候才16岁，脸皮薄，被她这一看，耳根子就有点热，赶紧打了水挑着走了。
03
转眼到了1982年，我已经19岁了。
村子里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有好几个都说上了媳妇，有的甚至孩子都快出来了。
就我一个，不声不响的，还是光棍一条。
不是我不着急，是家里的情况实在拿不出手。
父亲的腿越来越不中用，农忙的时候只能坐在地头看着，干不了重活。弟弟有根才13岁，正是能吃不能干的年纪。家里的地和猪圈全靠我和母亲两个人维持着。
就算这样，每年下来还是要向亲戚借个三五块钱才能撑过去。
这种情况，媒婆根本不愿意往我们家跑，偶尔有热心肠的邻居提了一嘴，介绍了一两个，对方家里一打听，说陈家的男孩是老实，但是家里那个摊子太重，就推辞了。
母亲为这事叹过好几回气，父亲每次听到就沉默，沉默完了就去院子里蹲着抽旱烟，一锅接一锅，也不说话。
我知道他们是替我发愁，但是我反过来安慰他们，说不急，慢慢来，总会有的。
父亲抬起头，烟嘴还叼在嘴里，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就在那年夏天，邻居刘婶子来了。
刘婶子和我母亲关系好，逢年过节互相送点东西，两家有个什么事也互相帮忙，是个实在的人。
那天她来，坐下来喝了口水，先说了几句家常，然后话头一转，说想给我介绍个人。
母亲立刻坐直了身子。
刘婶子说的人，是王淑芬。
04
母亲愣了一下，没有立刻说话。
刘婶子看出她在犹豫，就开口说：「淑芬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手脚勤快，吃苦耐劳，人也本分，这几年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得好好的，这种女人嫁进来是持家的，不是来享福的。」
母亲听完点了点头，说刘婶子说的这些她都信，但是这件事得让当家的知道。
当家的就是父亲。
刘婶子走了之后，母亲去找父亲说了这件事。
我当时在屋里编竹篓，没敢出去，但是堂屋和柴房就隔着一堵土墙，两边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先是沉默了很久，然后就说了一句：「寡妇不能要。」
母亲说：「人家是被那婆家逼走的，有什么错。」
父亲说：「不是她有没有错的问题，是带着个拖油瓶，这不是给有粮加担子吗，他一个人已经够难了。」
母亲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就这么耗着？」
父亲没有说话了。
我在柴房里把手里的竹条攥得紧了一些，心里却有点发热。
其实我早就注意过王淑芬了，不止那次井边，后来这两三年里，我在村子里偶尔碰到她，每次都会多看两眼。
不是那种毛毛躁躁的心思，而是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很难说清楚，就是站在那里，你看着她，就觉得她是认真过日子的人。
认真过日子，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
05
父亲那边虽然没有明着同意，但是也没有再说什么。
刘婶子是个热心人，过了两天又来了一趟，说已经跟王淑芬说过了，王淑芬也没有拒绝，说愿意见一面。
母亲就来问我的意思。
我说：「见一面呗，又没有什么损失。」
见面定在刘婶子家里，那天下午。
我换了一件还算干净的衬衫，是姐姐出嫁前给我缝的，蓝格子的布料，洗了很多次了，还是保存得好好的。
母亲在我出门前绕着我转了一圈，替我把领子扯了扯，嘴里说：「别说话太冲，人家是受过苦的，说话轻点。」
我说知道了。
父亲坐在堂屋，背对着门，一句话也没说。
刘婶子家离我们家不远，走了大概两刻钟。
到了刘婶子家，她把我领进堂屋，说了句「稍等一下」，就进里屋去了。
我就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有点不知道往哪儿搁。
过了一会儿，里屋的帘子动了一下，王淑芬走了出来。
她比我记忆里的样子稍微瘦了一点，但是精神头是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别着一根她自己编的草辫子做的发圈，穿了件洗得有些发旧的碎花褂子。
她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先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低下了头，把手搭在膝盖上，也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刘婶子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见我俩都是闷葫芦，忍不住笑了出来：「你俩说说话呀，这样坐着跟审问犯人一样。」
王淑芬抬起头，嘴角弯了一下，算是笑了。
我也跟着笑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先开口：「我叫陈有粮，名字有点土。」
她说：「我知道，刘婶子说过你。」
我说：「那你还想知道些什么？你可以问我，我都说。」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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