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非洲才晓得：在非洲人眼里，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约瑟夫|翻译|非洲

我叫周远，三十二岁，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程师。去年公司承接了非洲某国的一个水电站项目，我被派去常驻，一待就是一年。去之前，我对非洲的了解基本来自电视和网络——贫穷、炎热、疾病、战乱。亲戚朋友听说我要去非洲，反应出奇一致：“你疯了？那地方能去吗？”我妈哭了好几宿，说“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妈也不活了”。我说妈你放心，现在非洲没那么可怕。她说“电视上那些黑人，拿着枪，到处打仗”。我说那是以前的事了。她不信，让我给她写保证书。我写了，写了也没用，她还是哭。

出发那天，公司派车送我去机场。项目部已经有人在那边了，老张，四十多岁，在非洲干了五年。我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热，但是能忍。人不错，就是懒”。懒？我问他怎么个懒法。他说“你去了就知道”。

十四个小时的飞行，落地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机场不大，设施有些老旧，但干净。出了海关，热浪扑面而来，像被人猛地推进了桑拿房。接我的是项目部的司机，叫约瑟夫，三十来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ZHOU YUAN”，歪歪扭扭的。我走过去，他冲我咧嘴一笑，“周？欢迎！”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口音，但能听懂。我上了车，他一边开一边跟我聊天。他说他跟着中国人干了五年了，会做中国菜、会说中国话、还会唱中国歌。说着他哼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跑调跑得厉害，但他唱得很认真。我笑了，他也笑了。

车子开出机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马路不宽，双向两车道，路面有些坑洼，但还算平整。路两边是低矮的房屋，铁皮屋顶，红砖墙，有些刷了漆，有些没刷。路上行人很多，有头顶着水桶的妇女，有骑着破旧自行车的男人，有光着脚踢足球的孩子。他们看见我们的车，有人招手，有人喊“China！China！”约瑟夫说他们喜欢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他们这里修路、建桥、盖学校、打井。

我问：“以前没有人做这些吗？”

“有，”约瑟夫说，“以前是欧洲人，后来是美国人。他们来了，走了。东西坏了，没人修。中国人来了，不走。路坏了，修。桥坏了，修。还教我们技术。中国人不一样。”

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他想了想，说了一个词——“耐心”。

到了项目部，老张在门口等我。他晒得很黑，远远看去像半个非洲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来了？路上顺利吧？”我说顺利。他说“走，带你转转”。项目部是一排活动板房，白色，蓝色屋顶。宿舍、办公室、厨房、餐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院子里停着几辆皮卡，墙上刷着“中国水电”的蓝色大字。

在非洲的第一夜，我失眠了。不是因为倒时差，是因为热。空调嗡嗡地响，冷气呼呼地吹，但我还是觉得热。那种热不是温度高，是闷，是潮，是空气里裹挟着某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东西。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虫鸣、犬吠，还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不知道谁在放歌，节奏很快，鼓点很重。我想起约瑟夫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样子，想起那些孩子冲我喊“China”，想起老张说的“耐心”。我开始好奇，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二天，我开始正式上班。

我的工作是现场技术指导，每天跟当地工人一起干活。项目上的非洲工人很多，大部分来自本地，少数来自周边国家。他们热情、健谈、爱笑，但老张说的“懒”，我很快也领教了。约定的上班时间是早上七点半，他们通常八点才到。到了以后先聊天，聊够了才开始干活。干一会儿又停下来聊天，聊完再干。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三点上班，五点不到就开始收拾工具。我急了，跟老张说“这样下去工期怎么赶得上”？老张笑了笑，“急什么？慢慢来。”

“慢慢来？甲方催得那么紧——”

“你听我说。”老张递给我一瓶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得晚吗？因为他们住得远，没车，要走一两个小时。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中午休息那么久吗？因为下午太热，四十多度，在外面干活会中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总聊天吗？因为他们觉得干活不是人生的全部，聊天才是。你不能用中国那一套去要求他们，你得适应他们。”

我没说话。老张说得对。我来非洲不到一个月，就想着改变人家。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活了几千年，我凭什么？

适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开始学着放慢节奏，学着在工间休息时跟他们聊天，学着在四十度的高温下保持耐心。我的当地工友里，有一个叫姆万巴的，二十五岁，黑黑壮壮的，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他干活很卖力，但总是出错。教了好几遍，还是错。有一次我急了，说了他两句。他低下头，不说话。旁边的工友也不说话，气氛很僵。我忽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他当成了中国工人，用中国的标准要求他。他听不懂图纸，看不懂尺子，他甚至不会用卷尺。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他根本就没上过几年学。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想了很久。我给姆万巴画了一张图，把每一步的操作画成示意图，标注上数字。第二天拿给他，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周，你画得好。”他说。他也跟着画，比着我的图，一笔一笔的。画完以后，他懂了。

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过错。他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帮我带新人，帮我在工地上翻译当地语言。他叫我“周师傅”，我叫他“姆万巴”。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天，他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家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坐他的摩托车，颠了快一个小时才到。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铁皮屋顶，土墙。他的房子是两间泥房，一间住人，一间做饭。院子不大，养着几只鸡，一只瘦骨嶙峋的狗。他的妻子在门口迎接我们，抱着一个婴儿，身边还跟着两个小孩。她冲我笑了笑，说“欢迎”。她不会英语，用手势比划着请我进屋。

屋里很暗，没有电。姆万巴点了一盏煤油灯，橘黄色的光把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的。地上是泥地，扫得很干净。墙角堆着几个麻袋，里面是玉米面。他妻子端出一锅煮玉米糊，还有一碟烤鱼。鱼很小，烤得焦黑，但很香。姆万巴把鱼夹给我，说“吃，吃”。他自己不吃，他妻子也不吃，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那条鱼。我把鱼分成了几份，递给孩子们。姆万巴急了，“周，这是给你的！”我说“我不饿，给孩子吃”。他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眼眶红了。

“周，你是个好人。”

“你也一样。”

他沉默了。

“周，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别的工地干活，那些老板骂我们黑鬼，骂我们懒，骂我们笨。你不一样。你教我的时候，很耐心，一遍一遍的。你画图给我看，你从来不骂我。”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想学技术，想学英语，想多挣钱，让我孩子上学。”

我看着这间昏暗的泥房，看着这个在工地上总是笑嘻嘻的年轻人，忽然觉得鼻子很酸。每个人都在努力活着，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拼尽全力。

从姆万巴家回来以后，我跟老张说，我想给当地工人办个夜校，教他们看图、算数、简单的中文。老张想了想，“行，我支持你。”夜校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来的人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十几个，到后来四十多个。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他们学得很认真，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考试的时候，有人考了一百分，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

有一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拦住我，用生硬的英语说，“周，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教我们。我以前不会看图纸，干了很多年，都是凭感觉。现在我会了。老板说我技术好，给我加了工资。”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们来非洲的意义——不是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桥，赚了多少钱。是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留给了他们什么，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靠自己走得更远。

项目部里有个当地的翻译，叫艾琳娜，二十四岁，大学毕业，英语法语都很流利。她是我们从首都招聘的，负责对外联络和翻译。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黑得发亮，大眼睛，卷头发，笑起来有一对深深的酒窝。她爱穿颜色鲜艳的裙子，走起路来裙摆一摇一摇的。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跟谁都处得来。她经常跟我开玩笑，“周，你为什么不找个非洲女朋友？”我说我有老婆了。她说“在非洲，男人可以娶好几个”。我说在中国不行。她笑我“怕老婆”。

“周，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勤奋？”

“为了过好日子。”

“你们已经过得很好了。你们还那么努力。我们非洲人太懒了。”

“你不懒。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学了好几门外语。”

她笑了笑。

“周，其实我们不是懒。我们只是不知道努力能带来什么。以前欧洲人在这里，我们干活，他们拿钱。我们干得越多，他们拿得越多。我们干得少，他们也拿得多。干多干少都一样，为什么要多干？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来了，你们教我们技术，给我们公平的报酬，还尊重我们。我们愿意跟着你们干。因为干得多，我们拿得多。我们学到了本事，以后不靠你们，自己也能干。”

她说的“尊重”，让我想了很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人眼里，中国人跟欧洲人、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不是来当老爷的，我们是来当师傅的。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当兄弟，当朋友，当合作伙伴。我们教会他们捕鱼，而不是一直给他们鱼。

项目快完工的时候，当地政府组织了一个庆典。来了很多人，有官员、村民、还有周边学校的师生。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唱歌跳舞，庆祝水电站落成。一个当地酋长拉着我的手，用本族语言说了一大段话，旁边的翻译告诉我，他说的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你们帮我们建了水电站，以后我们就有电了。孩子们可以在灯下读书，病人可以在灯下看病。中国人，好。”

他说完，把一条彩色布条围在我脖子上。那是他们最尊贵的礼物，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得到。我摸着那条布条，喉咙发紧。我不是什么伟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但此刻，我代表的是我的国家，我的同胞。我做的一点小事，被他们当成了大事。

庆典结束后，我跟姆万巴坐在工地上，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的发电站静静地矗立着，银色的输电线在夕阳里闪着光。明天，它就要正式发电了。姆万巴说，“周，你要走了？”

“下个月。”

“我舍不得你。”

“我也舍不得你。”

“你以后还回来吗？”

“也许。不回来，你也可以去找我。你学会了技术，学会了中文，你可以去中国。”

他笑了笑，没说话。风吹过来，带着草原上的青草味和远处炊烟的味道。

在非洲一年，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非洲。不是贫穷、落后、疾病，是希望、热情、坚韧。我看到了在困难中依然微笑的人们，看到了在荒芜中努力开垦的双手，看到了在黑暗中渴望光明的眼睛。我们给他们带去了电，他们给我带来了什么？他们教会了我耐心、宽容、感恩。他们教会了我，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赚钱。

回国那天，约瑟夫送我去机场。他帮我把行李箱搬上后备箱，然后转过身，看着我。“周，你还会回来吗？”

“也许吧。”

“你来，我教你唱更多的中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