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腊月初八，我叫沈秀禾，二十二岁，今天要嫁给同村的陈建明。
婚席摆在陈家堂屋，八仙桌拼了两张，坐了三十几号人。我娘家那边来了四个，我大哥沈国栋、二嫂刘翠芬，还有两个堂亲。陈家这边人多，婆婆钱桂芝坐在上首，脸上挂着笑，可那笑从早上到现在始终没到眼睛里去。媒人赵婶坐在她旁边，嗑着瓜子，说话声音大得像在唱戏。
我穿着借来的红棉袄，端着酒壶，挨桌给人倒酒。
陈建明坐在正中间，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头发用水抿得贴着头皮。他比我大三岁，在公社粮站做临时工，村里人都说他有出息。我们定亲的时候，他来我家吃了顿饭，话不多，可眼神是稳的，我以为那就是靠得住的意思。
酒壶刚转到第二桌，我听见他开口了。
"我有话说。"
堂屋里的说话声没有立刻停，赵婶还在讲她侄女的事，钱桂芝正夹了块猪耳朵。陈建明把筷子搁下，声音又高了一分："我说，我有话要说。"
这回安静了。
我站在桌子侧边，酒壶还提在手里，热气从壶嘴往上冒。我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只觉得脚底下的地忽然不那么实了。
"这门亲事，我不想结了。"
他说得很平，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好，不想出门。
我大哥沈国栋先站起来，"建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建明没看他，眼睛盯着桌面，"秀禾她家成分不好，我妈这边亲戚有意见。再说她一个下乡知青的妹子，往后能有什么前途？我寻思着，这事儿还是算了。"
我娘家成分的事，他早就知道。定亲的时候就知道。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
堂屋里有人开始交头接耳，赵婶把瓜子壳捏在手心，不嗑了。钱桂芝低着头，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菜，没有说话，那沉默比任何话都清楚。
我大哥还在说什么，声音越来越高，我却听不进去了。我只是站着，手里的酒壶还是热的，热气熏着我的手背，我感觉得到，可又像隔了一层什么。
外头不知道谁把消息传出去了，院子里开始有人往堂屋门口挤。我听见有个婶子压低声音说，"哎，悔婚了？"另一个声音接上来，"早说嘛，秀禾那丫头命不好……"
命不好。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酒壶，看见自己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抬起头，把酒壶放到了桌上，放得很轻，没有发出声音。我看了陈建明一眼，他终于抬起眼皮，和我对视了不到一秒，又移开了。
那一秒里，我把他的脸记住了。
不是因为恨，是因为我忽然明白，这张脸往后再也不值得我记挂。
门口的人越聚越多，有人踮着脚往里看，有孩子从大人腿缝里钻进来，睁着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热闹。腊月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堂屋里的热气一点一点逼走，喜字贴在门框上，红得刺眼。
我在那一刻想起早上贴喜字时的心情，想起我把每一个翘角都抹平的手势。
脸面这种东西，我以为它是软的，可以弯，可以撑。那天我才知道，它其实是冻土，看着结实，踩上去却会整块碎裂，碎得连渣都找不回来。
我没有哭。
我只是站在那张摆满了菜的桌子旁边，听着外头越来越多的议论声，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沉下去，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压实了，反而不再疼。
只是那天夜里，等所有人都散了，我一个人坐在借来的红棉袄里，忽然想到，这件棉袄明天还要还回去。
还有那几张喜字，也得撕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件红棉袄叠好，压平每一道褶皱，放回了原主人的门槛上。
没有敲门。
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我的脸。
婚席的残局是我一个人收拾的。碗碟摞起来，剩菜倒进猪食桶，桌布上的油渍用冷水擦了三遍，擦不干净，就那样搭在院墙上晾着。腊月的风把它吹得啪啪响，像是有人在鼓掌，又像是有人在嘲笑。
我不去想是哪一种。
收拾到最后，堂屋里只剩下门框上那几张喜字。我踩着凳子，一张一张撕下来，浆糊干透了，撕的时候带下来一层墙皮，露出里头灰白的土坯。我把那几张红纸攥在手里，没有立刻扔，就那样站在凳子上，看着那块缺了皮的墙。
缺口不大，可就是碍眼。
我跳下凳子，把喜字塞进灶膛里，看着火把红纸卷起来，烧成一团黑灰。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那两个声音。
婆婆——不，我该叫她什么，她已经不是我婆婆了——她和媒人刘嫂子在隔壁土屋里说话，门没关严，声音顺着门缝飘出来，清清楚楚。
刘嫂子说："这孩子命里就是个苦相，你看她那眼神，太硬，不像旺夫的。"
婆婆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种我说不清楚的轻巧："我早就说，建明眼光好，这门亲事本来就是将就着说的，他不愿意，也怪不得人。"
我站在灶膛前，手里还拿着拨火棍。
火烧得正旺。
我没有冲进去，没有哭，没有骂。我只是把拨火棍放回原处，站起来，走出了那个院子。
那天下午，我回到自己家的土屋，把陪嫁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在院子里。两床被面，一个木箱，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裳，还有母亲给我绣的一双鞋垫，上头是红色的石榴，针脚密得像是把所有的盼头都缝进去了。
我看了那双鞋垫很久。
最后还是放进了火里。
不是因为恨母亲，是因为我不想留着任何一件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某个夜里翻出来，对着它软下去。
火光把院子照得通红，邻居家的孩子扒着墙头看，我没有赶他，只是蹲在火边，看着那些布料、那些绣线、那些我以为会用一辈子的东西，一点一点变成灰烬。
烧完之后，我心里反而空了，空得干净。
那个夜里我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消息是三天后传来的。
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周头在晒场上说漏了嘴，说公社那边有风声，知青返城的名额要下来了，不光知青，连带着一些有城市户口的人，也能想办法往回走。
我当时正挑着水桶从他身边过，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停。
回到屋里，我把水桶放下，坐在那张独腿凳上，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
我有城市户口。
父亲当年是厂里的工人，我跟着落的户，后来下乡，户口的事一直没有彻底断干净。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村里人提过，不是藏着掖着，是因为从前觉得没用，城里又不是想回就能回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去找了老周头，请他喝了一碗苞谷酒，把话问清楚。他说名额不多，要托人，要快，过了这个风口，下一次不知道等到哪年。
我当晚就把压在床板下的那点积蓄数了出来，拢共十一块三毛钱，还有几张粮票。
不够。
可我知道去哪里凑。
我有一个远房表姐，嫁在县城，她男人在粮站做事，认识公社的人。我和她不算亲近，逢年过节也不过是捎句话，可这世上有些门，不是靠亲近推开的，是靠你手里有没有值得换的东西。
我把那十一块三毛钱装进布包，第二天天没亮就出了门。
腊月的路冻得硬邦邦，踩上去咯吱响，像是脚下的土地也在问我，你真的要走？
我没有回头。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陈建明家的院墙上还贴着一张红纸，是他们家过年提前贴的，风把边角吹起来，一翘一翘的，没有人去抹平。
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县城的路有二十里，我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到的时候脚趾头已经冻得没了知觉。表姐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想回城。"
她沉默了片刻，把我让进屋，给我倒了碗热水，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得的话："你一个人，能撑得住吗？"
我把那碗热水喝完，把布包放在桌上，说："撑不住也得撑。"
名额的事最终办成了，托了两道人情，花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还欠了表姐男人一个说不清楚的人情债。可我拿到那张纸的时候，手没有抖。
回村收拾东西那天，我只带了一个包袱，换洗的衣裳，父亲留下的一块旧手表，还有母亲的那张旧照片。
轻得很。
出村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说："秀云，你这一走，往后怎么办？"
我没有停，也没有回头，只是在心里想，往后怎么办，得我自己说了算。
进城的班车坐了四个小时，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田地一块一块往后退，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松动，不是轻松，是一种陌生的、硬邦邦的东西，开始往外长。
我不知道城里等着我的是什么。
可我知道，那个在婚礼上端着热酒、站在满村人眼皮底下没有哭的女人，不会再回来了。
班车进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抱着包袱站在站台上，看着周围的人各自散去，心里那块硬邦邦的东西还在，只是比在车上时更沉了一些。城里的风和村里不一样，带着煤烟和油脂的气味，混着远处工厂的轰鸣声，往人脸上扑。我站了大约一刻钟，才想起来表姐说过的地址，把它从记忆里翻出来，问了路人，一步一步走过去。
女工宿舍在纺织厂后头的一条巷子里，两层砖楼，墙皮脱落了大半，走廊里挂满了各家的衣裳，湿的干的都有，把走廊堵得只剩一条缝。我被分到二楼最里头的一间，八个铺位，住了七个人，我是第八个。
管宿舍的大姐姓吴，四十来岁，眼神利索，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乡下来的？"
我说："是。"
她没再多问，把铺位指给我，转身就走了。
同屋的女人们有的已经睡了，有的还在小声说话。靠窗那个铺位的女人翻了个身，朝我看了一眼，没说话，又翻回去了。我把包袱塞到铺位底下，躺下来，盯着头顶的木板，听着外头的风声，想着明天要去哪里领粮票、去哪里报到。
那一夜我没睡好，不是因为铺板硬，是因为脑子停不下来。
头几天，我跟着宿舍里的人排队领粮，学着怎么用粮票换米，怎么在食堂买到便宜的菜。城里的规矩比村里细，每一样东西都要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少一张都不行。我看着那些票，心里开始转一个念头，只是那时候还没想清楚，只是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东西值得琢磨。
真正让我想清楚的，是一个夜里。
我睡不着，起来去厂门口的废品站转了转。废品站的老头姓赵，五十多岁，整天守着一堆破铜烂铁，见我来了，也不赶人，只是抬眼看了看。我在那堆东西里翻了一会儿，翻出几块碎布头，颜色还好，只是边角不整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随便给，我给了两分，把布头揣进兜里。
回去的路上，我路过供销社门口，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攥着布票，脸上是那种又急又不甘心的神情。我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说布票不够，想买一块蓝布做棉袄，差了半尺的量。
我想了想，把兜里的布头掏出来，说："你看这块够不够补？"
她接过去比了比，眼睛亮了，说："够，你这从哪儿来的？"
我说："废品站。"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把布头卖给她。我说不卖，但可以换，换她手里多余的那张油票。
她想了想，换了。
我拿着那张油票走回宿舍，在铺位上坐了很久。
那一晚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城里人不是缺布，是缺那种能把日子撑起来的体面。布票不够的时候，她们宁愿多走几条街，也要找到那块能凑整的布头，因为穿出去的衣裳不能有补丁，不能让人看出来日子过得紧。这种心思，和村里人想把婚礼办得好看是一样的，只是城里人把它藏得更深，藏在票证和价格的背后。
我懂这种心思。
我在婚礼上端着热酒站了那么久，不就是因为懂得体面是什么、失去体面是什么感觉吗。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废品站和供销社门口的动静。白天排队领粮，夜里出去转，把碎布头和多余的布票慢慢倒腾起来。宿舍里有人看见了，背后说我钻营，说乡下来的就是会算计。我听见了，没有辩解，只是把那些话压在心底，和婚礼那天的冷眼放在一起，一并记着。
吴大姐有一回堵住我，说："秀云，你这样搞，当心被人举报。"
我看着她，说："我没有倒卖，我只是帮人换。"
她盯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走了。
我知道她没有恶意，只是怕惹麻烦。可我也知道，这条路我不能停，因为停下来就只剩那张铺位、那碗食堂的稀饭，和那个在村口被人喊住、问往后怎么办的自己。
那年冬天，我攒下的布头越来越多，换来的票也越来越杂。我开始想，这些东西能不能用得更活一些，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把它们真正变成钱。
城里有几家裁缝铺，我路过的时候总要停一停，看橱窗里的样式，听里头的人说话。有一家铺子的师傅姓林，手艺好，生意也好，可他总是为布料发愁，说好布难找，客人要的颜色供销社不一定有货。
我站在那扇玻璃窗外头，把这句话记住了。
我第一次走进林师傅的铺子，是一个下午快收摊的时候。
外头风大，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汽，我推开门，铃铛响了一声，林师傅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点打量，不算热络，也不算冷淡。
我开门见山，说我手里有些布票，颜色杂，数量不多，但都是正经票，问他用不用得上。
他放下剪刀，问："哪来的？"
我说："换来的，街坊邻居不用的，我帮他们换成粮票，布票归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我手里那叠票接过去翻了翻，说："这几张蓝布的，我要。灰的不要，客人嫌颜色老气。"
我说："灰的我留着，下回再换。"
就这样，我和林师傅做成了第一笔买卖。
那天我走出铺子，风吹过来，我把围巾裹紧，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踏实。不是因为那几张票换来的钱，而是因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是有人要的，我不是在钻营，我是在做一件真正有用的事。
后来我和林师傅的来往越来越多。他告诉我哪种布客人最爱，我就专门往那个方向去换票；他说最近有人要做喜服，缺红布，我就托了三个人，花了将近两周，才凑齐了那几尺红布的票。林师傅拿到货，当场给我多算了两毛钱，说："秀云，你这人办事牢靠。"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牢靠这两个字，我在村里从来没听人说过。
那时候我手里的布头也越攒越多，有些是林师傅裁剩下的边角料，他嫌零碎，我就低价收过来，再拿去找街上做小孩衣裳的妇人，说这些料子拼一拼，够做两件小褂子。妇人们起初不信，我就当场比划，把几块颜色相近的布头摆在一起，给她们看拼出来的效果。
有个妇人姓赵，家里有两个孩子，手头紧，看见我拼出来的样子，眼睛一亮，说："这个行，多少钱？"
我报了个价，比供销社的零布便宜两成，她当场就要了。
赵大嫂后来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街坊，都是家里孩子多、手头不宽裕的，我的布头就这样一块一块出了手，换回来的钱再去换票，再去找林师傅，这条线就这样转起来了。
我在心里算过一笔账，从进城到那年春天，我手里攒下的钱，已经够在城里租一间小屋住上半年。我没有租，我把那些钱压在枕头底下，每隔几天摸一摸，心里就踏实一分。
就在这时候，同乡来了。
是个叫刘建国的，和我一个村出来的，比我早进城两年，在一家国营厂做工，平时见了我也不怎么搭理，顶多点个头。那天他找到宿舍门口，说要借我的路子，说他媳妇要做一件新衣裳，供销社的布不好看，问我能不能帮忙搭个线。
我看着他，想起婚礼那天他站在人群里的样子，嘴角带着一点笑，那种看热闹的笑。
我没有当场拒绝，只是说："行，我帮你问问，不一定有货。"
他松了口气，说："那就麻烦你了，秀云。"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名字，不带任何轻慢，甚至有一点客气。
我送他走，回到屋里，在心里把那笔账记上。不是要报复他，只是要记住，这个人今天来求我，是因为我手里有他要的东西。这和当年他站在人群里看我出丑，是同一个人，只是位置换了。
位置这种东西，我以前以为是命里定的，后来才明白，它是可以换的，只要你手里有别人要的东西。
我帮刘建国找到了那块布，收了他一个合理的价，不多要，也没有少要。他拿到布，道了谢，走了。
我站在窗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忽然想起一件事。
前几天有人说，厂里来了一批返城的，其中有几个是我们那边的。
我没有多想，只是把这句话压在心里，和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起。
那几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厂里来了一批返城的，其中有几个是我们那边的。"
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去问。我知道，有些事情不用追，它自己会走到你面前来。
那天是个阴天，我去林师傅的铺子送一批布头，顺道谈下个月的货。走到街口，远远看见两个人站在供销社门口，男的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子压得很平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女的挽着他的手臂，戴着一顶灰色的绒线帽，说话的时候往他肩上靠了靠。
我的脚步慢了一下。
是陈明远。
他比我记忆里的样子老了一些，下颌线硬了，眼角有了纹，可那个站姿我认得，那种把背挺得笔直、像是随时准备被人看见的样子，一点没变。
我没有停，也没有绕路，就这么走过去了。
他先看见我的。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过来，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像是看见了一块不相干的石头。
我也没有看他，只是在心里把这件事记下来，和刘建国那笔账放在一起。
下午我回到宿舍，同屋的小梅说，供销社那边有个男的在问我的事，说是老乡，想找我叙叙旧。
我问她，那人长什么样。
她说，挺体面的，穿藏青色的，说话客气。
我说，我不认识。
小梅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可第二天，陈明远还是找来了。
他站在宿舍楼下，手里拿着一包糕点，见我下来，脸上堆出一个笑，说："秀云，好久不见。"
这是他第二次叫我名字，第一次是婚礼那天，他当着满桌亲戚说要悔婚，叫了我一声"秀云"，说我出身低，说跟我没有前途。
我站在楼梯口，看着他，没有接那包糕点，也没有让他进来，只是说："有事说事。"
他愣了一下，笑容淡了一点，说他刚返城，单位分房的事情卡住了，听说我在城里认识些人，想请我帮忙搭个线。
我听完，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问他："你那个对象，也是返城的？"
他脸上的表情动了一下，说："你见过她？"
我说："昨天在供销社门口，你们站在一起，我路过。"
他沉默了几秒，说："那是我对象，叫周雅，她家里在城里有些关系，只是分房这件事，还是差一口气。"
我明白了。他找我，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他那个有城里关系的对象，也解决不了他要的东西，而他听说我手里有路子。
我说："分房的事我不熟，不过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房管所跑过腿，你要见，我可以帮你引一引，见不见得上，我不保证。"
他眼睛亮了，说："那就麻烦你了。"
我说："不麻烦，只是我这边最近货压着，有一批棉布的票需要有人帮忙在厂里走一走，你在单位认不认识管这块的人？"
他顿了顿，说："认识一个，应该能说上话。"
我点了点头，说："那咱们各帮各的，说好了，谁也不欠谁。"
他拿着那包糕点，站在那里，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可还是点了头，说："行，就这么说。"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楼梯口，把那包糕点放在了门卫室的桌上，让门卫大爷拿去吃。
我不是不记得那场婚礼，不是不记得那天的冻土地、那桌散了的酒席、那些围着看热闹的人。我记得，记得很清楚，清楚到有时候夜里睡不着，那些脸还会一张一张浮出来。
只是我现在不需要靠恨来撑着自己了。
我手里有他要的东西，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在账本上新开了一页，把陈明远这条线记上去，写得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棉布票，房管所，待定。
账本合上的时候，我忽然想，这座城里，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要用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可真正知道我从哪里来、怎么走到今天的，一个都没有。
也许是时候让他们知道了。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因为，一个人站得越稳，就越不怕被人看见。
那天以后，我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把每一笔进出都理得清清楚楚。
棉布票、零碎布头、裁缝铺的分成、供销社的零散货——这些东西单拎出来，每一样都不起眼，可加在一起，已经够我在城东租一间小门面了。
门面不大，两扇木门，一块没有字的旧招牌，里头摆了几匹布和一张裁剪台。我自己写了块牌子，用毛笔蘸墨，写了三个字：惠民布。
林师傅来看过，说："你这名字起得实在。"
我说："实在才能做长久。"
布店开起来的头一个月，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差。来的多是附近的家庭妇女，买几尺布回去给孩子做件棉袄，或者扯一块素色的给自己拼件罩衫。我不多话，量好尺寸，算好价，找零的时候手脚利落，从不短斤少两。
慢慢地，回头客多了起来。
有个叫秀珍的女人，住在布店斜对面的筒子楼里，第一次来买布的时候，把票数算错了，差了半张。我没有让她回去补，说："这次先记着，下次一起算。"
她愣了一下，后来每隔几天就来一趟，有时候买布，有时候只是坐一坐，帮我叠叠布头，说说楼里的事。
就是通过秀珍，我认识了纺织厂的几个女工。她们手里有时候会有多余的布票，不知道怎么用，我就帮她们换成实用的东西，或者直接折成现钱。来来往往，我的货源越来越稳，进货的渠道也越来越宽。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把门面往旁边扩了一间，又拉了两个相熟的摊贩一起合作，专门做供货和结算。不是我一个人的买卖了，是几个人的摊子，账目分得清楚，谁出力、谁出货、谁跑腿，都写在纸上，按月结算，一分不差。
这时候，外头开始有人说闲话了。
说我一个乡下来的女人，能在城里站住脚，背后肯定有人撑着。说我和林师傅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说我靠着男人的路子才拿到的货源。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是秀珍来告诉我的。她说话的时候脸色不好看，替我气得直拍大腿："这些人，自己不干事，专门嚼别人的舌根。"
我听完，没有立刻说话。
我在心里把那些话过了一遍，想起婚礼那天，也是这样一群人，站在院子里，看着我端着热酒，等着看我出丑。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只能低着头把那场戏收拾完。
可现在不一样了。
第三天，我把合作的几个人都叫来，又请了布店附近几个常来的街坊，说是请大家吃顿便饭，感谢这一年多的照顾。
饭桌摆在布店里，菜不多，但都是实打实的。
吃到一半，我把账本拿出来，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说："有人说我靠男人起家，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本账从第一笔开始，是怎么记的。"
桌上安静了一下。
我一页一页翻过去，从第一张布票、第一笔布头的进价，到第一次和林师傅谈分成的数目，到后来扩摊子时每个人出了多少、拿了多少，全都在上面，字迹清楚，日期清楚，数目清楚。
秀珍坐在我旁边，看着那些数字，眼眶红了。
林师傅坐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以作证，这摊子是她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我不过是个搭手的。"
我合上账本，说："我不是来讨公道的，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本账本里，没有一笔是靠别人施舍来的。"
那顿饭吃完，闲话少了很多。
不是因为我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而是因为，那本账本摆在那里，任何人想说什么，都得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一本账。
布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合作的摊点也越来越多。我开始想，这条路还能走多远，还能走到哪里去。
有时候夜里，我坐在账本前，想起那个在村口被人围着看热闹的自己，想起那双端着热酒的手，想起那句"命贱"。
我不恨了，可我也没有忘。
那些记忆就像压在账本最底下的第一页，翻不到，可它在那里，撑着上面所有的字。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陈明远最近四处托人，说是工作的事出了变故，分房的事也卡住了，急得很，已经在打听我的摊子在哪里了。
我把那句话在心里压了压，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账本翻到新的一页，提起笔，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然后停下来，等着他自己找上门来。
陈明远第一次来，是托人带了口信。
说是有事想谈，说是关于布料供货的事，说是听说我这里货源稳，想合作。
我听完，没有立刻回话，只是把那张纸条折了两折，压在账本下面，继续算我的数。
来传话的是个叫赵顺的男人，在街道办跑腿，见我不吭声，有些尴尬，搓了搓手说："陈同志的意思，是想当面聊聊，你看……"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让他自己来。"
赵顺走了。我重新低下头，笔尖落在账本上，心里却没有半点波澜，只是想，他终于要来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