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在河北地区，为何宋时轮发展不顺，而徐向前兵强马壮风生水起|冀南|李运昌|河北

1938年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刚刚拉起来近十万人的抗日武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进展崩坏，最后只剩下四千多人撤到平西。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同样是一马平川的冀南地区，另一位八路军将领却站得稳稳当当，硬是把这无险可守的平原，变成了让日寇头疼不已的铜墙铁壁。带队从冀东遗憾撤离的，是时年三十一岁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在冀南大获成功的，则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冀东冀南的差别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杜牧这句诗，用来形容宋时轮将军彼时的心境，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奉命挺进冀东之前，宋时轮在雁北地区已经打出了赫赫威名。他率领的宋支队，几百号人，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硬是站住了脚，让日军也屡屡吃亏。
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为何到了冀东就水土不服了呢？

冀东的条件，其实比当初的雁北要好上太多。那里不仅有李运昌等人多年经营的群众基础，更是在八路军第四纵队抵达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二十多万人揭竿而起，队伍一度扩大到近十万人。
此地局面之盛，就连延安的毛主席都为之振奋。可局面大，问题也随之而来。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涣散，缺乏训练，更重要的是，这十万人马和他们的核心将领，心里都没有什么信心。
冀东平原一马平川，无遮无拦，等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反扑过来，这“青纱帐”一倒，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又该何去何从呢？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豪迈，讲的是一种大开大阖的气魄，但当时的宋时轮，面对冀东的局势，选择了一个他最为熟悉但是保守的办法。
在纵队会议上，宋时轮提出，平原游击战我们没有经验，不如北出长城，到都山一带去创建根据地。
从战术上看，宋时轮似乎没错。山地总比平原好打游击，这是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可问题是，都山地区那是伪满洲国的边缘，是日本人苦心经营多年的“模范统治区”，老百姓被严密的保甲制度捆得死死的，我们过去不仅敌人强大，而且群众基础也比较薄弱。

所以宋时轮带领部队在都山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不得不悻悻而回。可这一来一回，冀东平原发展的时机已经错失。
同境不同命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哲理，恰恰点破了徐向前在冀南成功的秘诀。
同样是面对一望无际的平原，同样面临着干部战士“无山可依”的悲观情绪，徐向前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
徐帅没有急着去找一座看得见的山，而是坐下来，开始琢磨怎么“造”一座看不见的山。

1938年5月，徐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文中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平原上虽然没有石头山，但我们有人民群众，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就能造一座比任何石头山都坚固的“人山” 。
徐帅认为，单从战术眼光看，平原是不便，但如果从战略上看，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只要能赢得民心，那每一户人家都可以是堡垒，每一个百姓都可以是哨兵。

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创新，更是一种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徐帅的眼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从来就不在于崇山峻岭，而在于民众之中。所以他到了冀南，一边抓整军，一边抓政权建设，每收复一个县城，第一件事就是派县长，把政权牢牢抓在手里，让老百姓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为有源头活水来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笔下的边关铁血，强调的是将领的担当与决断，而徐向前在冀南的“飞将”本色，恰恰体现在他敢于打破常规的定力上。
当时有人主张先打几场漂亮仗立威，也有人主张先整肃内部，但徐向前最看重的，却是跟老百姓拉家常，是部队的纪律，是帮群众抢收麦子这些“小事” 。因为他深知，你只有把老百姓当亲人，老百姓才会把你当靠山。这种“人山”一旦形成，其力量是惊人的。

在冀南的平原上很快就出现了纵横交错、让日军汽车寸步难行的“道沟”，据点里日军的一举一动，很快就能传到八路军指挥部。反观宋时轮在冀东，当部队决定西撤平西整训时，事先没有周密的计划，撤退又变成了溃退。
据《宋时轮传》记载，撤退途中，部队一夜之间就跑掉几千人，有的总队甚至成建制地跑光，那种惨状，让人不忍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