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9日，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等二十多名湖南青年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最初他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寓所。后来为了方便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节省开支，新民学会总干事萧子升以北京大学学生名义，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租下了一个小院的北房。
这处住所当时的门牌号是吉安东夹道7号，后来改为吉安所左巷8号。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大学红楼很近，步行只需几分钟。但“吉安所”这个名字在老北京人的认知里，并不是一个吉祥的去处。它是清代内务府管辖下的一个专门停放尸体的机构，主要用于存放宫中死去的太监和宫女。
按照清朝宫廷规矩，身份低微的太监和宫女在患病或死后不能留在宫内。吉安所就是他们出宫后的最后一站。尸体在这里停放，等待发丧或者送往荒郊的乱葬岗。长期作为停灵之地，这里不仅破旧，还积攒了大量的民间传闻，被称为“凶地”。附近百姓平时都绕着走，更别提在里面居住了。
这群湖南青年当时经济拮据，并不在意这些传闻。他们租下的是该院落的三间北房，属于一明两暗的格局。中间是明间，作为过道和厨房，东西两间则是暗房，用于居住。毛泽东、蔡和森等八个人就挤在西侧的一间暗房里。这间屋子长不到一丈，宽约八尺，面积不到十平方米。
房间里最占地方的是一张土炕。八个人睡觉时必须头对头、脚对脚地挤在一起。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时由于地方太小，大家睡在炕上几乎没法翻身。如果谁想要翻身，必须先跟两边的人打招呼，大家一起配合腾出空隙。土炕上只铺着一条破旧的席子，八个人共用一床大被子。
除了这张炕，屋里几乎没有别的家具。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网篮里装满了书籍和衣物，这些网篮只能全部叠放在墙角。墙上挂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油灯。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这群南方青年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八个人只有一件厚实的长大衣，出门办事时只能轮流穿。
由于没钱买现成的食物，他们坚持自己生火做饭。这群年轻人不习惯北方的面食，在狭窄的厨房里生火揉面时经常弄得满脸灰尘。房东李云海夫妇见状经常过来帮忙。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每个月的薪水是八块银圆。这笔钱除了支付房租，剩下的几乎都用于购买书报和资助学会活动。
他在吉安所住了六七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曾经阴冷压抑的停尸之地成了这群青年讨论救国真理、组织勤工俭学活动的指挥部。1919年初，由于母亲病重，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湖南。此后数十年，吉安所这处院落依然保持着原本的破败面貌，继续被老百姓视作晦气的地方。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进城之初，为了安顿担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后勤部门挑选了多处房产。备选方案里有原国民党将领的公馆，也有带有花园的西式洋房。这些房子地段极好，内部装修精良，且围墙高大，非常便于布置警卫工作。聂荣臻在视察这些房产后全部拒绝了。
他明确要求办公和居住地点必须深入群众，不能住进脱离百姓的深宅大院。他指示工作人员寻找一处普通的民居，只要能摆放办公桌椅就行。后勤人员随后在景山东侧筛查到了吉安所。此时的吉安所院内野草一人多高，砖瓦残破，屋檐下全是蜘蛛网，地面上积满了厚厚的泥土和垃圾。
工作人员向聂荣臻汇报了这里的背景，特别强调了这里曾经是清朝停放尸体的地方，民间评价极差，建议换个地方。聂荣臻听后并没有在意，他直接带人前往实地查看。他认为这里紧邻街道，出门就能看到老百姓，非常符合他的选址要求，当即决定搬进去。
房屋的修缮极其简单，只是清除了院子里的垃圾，补好了漏雨的屋顶瓦片。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搬家时，只带了几个装衣物的旧箱子。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安排在以前专门停放尸体的正房。屋里只有一张硬木床、一张旧书桌和两把椅子，这种陈设水平远低于当时的普通干部。
入驻后，聂荣臻夫妻开始动手改造环境。他们找来铲子和锄头，把院子里的荒草和碎砖头清理干净，重新平整土地。张瑞华在院子向阳的地方开辟了几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黄瓜和豆角。聂荣臻在工作之余会换上便服，亲自在院子里挑水浇菜、松土修剪。
菜地到了秋天产出颇丰，他们除了自己食用，还常把蔬菜送给周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聂荣臻还在墙根栽种了不少月季。原本阴森森、没人敢靠近的吉安所，在他们的经营下变得充满了烟火气。这处住所不仅是他的家，后来也成了国防科研工作的决策点之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聂荣臻在这里指挥了“两弹一星”工程的诸多重要节点。很多高级科研专家曾穿过狭窄的胡同来到这座院子，在正房里向他汇报技术数据。当时为了保密，屋内窗帘常年拉着，聂荣臻就坐在那张旧书桌旁审阅原子弹和导弹的理论设计报告。
随着职务的提升，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让他搬入条件更好的独栋别墅。聂荣臻每次都拒绝，并规定严禁对他居住的旧房子进行翻新。他一直住在这座曾经的停尸房里，家具和设备都保持着极简的状态。他每天早晨会自己拿着扫帚打扫院子里的落叶，生活规律且简朴。
到了晚年，虽然行动不便，他依然坚持住在吉安所。他在这里接待了无数航天和军工领域的后辈。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这座院落中去世。作为开国元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长者，他在吉安所住了四十多年。他离世后，遵照遗愿，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个故事里涉及的两个时期，两代领导人都选择了同一个地方。虽然相隔三十年，但他们面对所谓“凶宅”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对物质条件的忽视和对封建迷信的漠视，让原本荒废、恐怖的停尸场所彻底转变成了具备生活气息和红色记忆的现代居所。
如果是普通人面对这样一处背景诡异的房子，在挑选住所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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