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是伴随近几年特殊的造星机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群体现象与文化。它也正是我们观察当下青年的窗口。一方面，这是当代年轻人情感、欲望与精神世界的样本，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观察当代娱乐市场、消费以及欲望劳动的新模式。
这也是构成当下“饭圈”生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一些研究者对粉丝们的热诚或褒或贬背后的有限视角。从而突破新书《偶像与我》前言中所表达的担忧：粉丝文化研究者自身的立场，既非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其的质疑和批判，也非如《文本盗猎者》的作者对其充满信心与乐观。
更准确的“立场”，或许是同时看到构成这一粉丝文化与“饭圈”的内外机制：粉丝、追星者们自身的渴望与劳动，以及当代复杂精微的造星机制、文化对于自身生产形式的巩固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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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情感与欲望劳动
如果说在此刻我们还能在哪里看到如此充满激情与争议的当代情感欲望劳动，那么粉丝群体以及主要由其所构成的“饭圈”肯定是其中最热闹和最具活力的。
“无脑”的粉丝、任劳任怨做数据的粉丝以及战斗力爆棚的粉丝……这些充满疯狂色彩的形象或许是当下粉丝和“饭圈”文化带给大众的一个负面印象，尤其伴随一些充满争议事件的出圈，使得这些负面印象更加根深蒂固。除此之外，伴随着众多偶像与爱豆开始进军影视行业，从而导致各类因演员番位、表演能力以及与剧中其他角色的关系而产生的一系列粉丝互撕更是成为当下日渐落寞的网络和各类热搜榜上的日常大戏。
在这一“为哥哥而战”的粉丝互撕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其中的热诚与疯狂，并且在一系列看似非理性的发帖、转帖和跟帖中发现其中的秩序井然，即各个偶像粉丝后援会所组织的群体性“扫黑”活动。而在这些互撕背后，有各种数据劳动，即粉丝们为自己所粉爱豆做各类五花八门的数据，以让他能够在花样繁多的数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这一看似虚拟的数据即我们所谓的“流量”，并不仅仅只是虚拟的，它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无论是获得顶奢代言还是更多的参演影视剧或娱乐节目的机会。
《创造101》演出剧照。
“流量”这一既虚拟又实在的数据标示着偶像的市场与象征价值，而区别于传统制造这些价值的主体是偶像自身，当下制造与维系这些价值的主体则变成了偶像和爱豆们的粉丝。因此，区别于早期“偶像/经纪公司-粉丝”有距离的关系，当下的偶像-粉丝则开始成为早已完善的偶像工业的共同零件和组成部分，恰恰是这一双回路使得偶像工业能够顺利地运作，保持高活力的同时还能保证高额的产出。
从早期的偶像（idol）到当下的“爱豆”（idol），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名称变化恰恰暴露出背后造星工业生产和运作机制根本上的转移。此前，关于偶像的一切都来自于偶像经纪公司的工作，如其形象包装、技能选择以及所希望传递的价值和情感模式等等，而今这转变成某种辅助甚至逐渐隐身的存在。现在开始占据制造主体位置的，则是积极且热情的粉丝们。这也就是日韩“养成系”爱豆工业的核心机制。传统的“偶像”依旧具有某种遥不可及、供仰望和追求的性质，“爱豆”虽然首先源自日韩粉丝对于“idol”的英译，但进入我们的文化语境所选择的这两个汉字看似意外实则却完美地展现出“idol”在当下的新含义：从遥不可及走向粉丝，进而逐渐成为被粉丝细心呵护与培养的“豆”。
《创造101》演出剧照。
因此，为了这颗“爱豆”能够茁壮成长且花路顺遂，粉丝们就需要付出精力、情感和金钱来创造与铺就这条花路。这就是所谓的“养成系”，你的“爱豆”是你精心培育的，他们专属于你以及与你一样对他有着热爱的同好者们。无论是《青春有你》《创造营》或是当下已经发展到第五代的TF家族，这一“养成系”爱豆制造业依靠着各式各样粉丝们的热情劳动与金钱付出，而得以培养出多元的“爱豆”。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共生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共生本身也充满争议甚至矛盾，粉丝们辛苦养成的“爱豆”与经纪公司对于自己手中产品的定位之间也可能存在错位。更重要的是“养成系”这一模式表面的意义，即粉丝们似乎真的成为詹金斯所谓的“文本盗猎者”，通过花费精力和金钱去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爱豆”。但很显然，这一不断被鼓动、被赞美的粉丝们“为爱豆而战”背后隐藏着一只不断虚化自己的手，即偶像工业与消费市场。在这里，它们完美地展现与实践着当下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能动性、自主选择和消费等肯定性概念来为粉丝们的情感和体力劳动赋予积极且正面的价值，从而制造出一种“是我自己愿意/我自己的选择”这一来自粉丝个体内部的意愿。因此，为爱豆做数据、去机场接机、替哥哥扫黑和战斗，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并无外力强制，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偶像与我》
作者: 吴畅畅 / 赵淑荷
版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6年2月
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我们也不能忘了那些为支持爱豆而或自发或在经纪公司授意下组成的各类粉丝后援会与群组。通过《偶像与我》和《饭圈纪实》两部书中作者们的田野调查，我们得以了解这些结构森严的粉丝群组。它们一方面以垂直结构组织而形成严格等级，另一方面则横向分裂为各种各司其职的小组，用以应对网上随时可能出现的针对爱豆的新闻或消息。当我们看到一些爱豆热搜下面出现整齐划一的评论和发帖时，便是粉丝群组开始工作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们也了解到，即使那些看似自己积极主动去给爱豆做的数据往往也来自粉丝群里“粉头”们下发的任务。
这显然是一个极具组织化的情感与体力劳动。也正因此，一些研究者反对大众批评中把粉丝都认为“无脑”和疯狂的看法，正是在这一组织严密且职能分明的粉丝群组中，我们再一次发现这一既虚假又真实的赋权行为：虚假是因为粉丝们的情感、欲望和劳动都受到严格的组织管理与分配，真实则是粉丝们确实能够利用他们对爱豆的热情和爱为他们做数据，制造流量，进而为其铺就一条康庄的花路。然而这一“文本盗猎者”或“养成系”主体的控制或能力却始终是有限的，并非因为粉丝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努力为“爱豆”建的房子可能会塌，对于粉丝而言，这既是危机也是考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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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与“塌房”
当下的“养成系”造星工业的核心便是粉丝为自己培养出一个符合自己情感与欲望投射的“爱豆-对象”，因此从一开始“爱豆”们就是为“我”而存在的。“爱豆”像是一个假面或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外形，其内在个体，一方面当然也会为此贡献相应的零件和情感形象，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并非那么重要。这里不管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真实自我”，即使不存在，我们也会发现“爱豆”作为某种形式的服务类型，他的形象必须是依赖于消费者的情感与渴望的，因此他自己是谁或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谁、想要做什么，不仅不重要，还可能需要收敛甚至隐藏，从而让自己能够完美地贴合那个由不同粉丝所提供的“爱豆”形象。
因此，“塌房”几乎是必然的，或者说是内在于“养成系”造星工业中的。即使把“爱豆”装扮的再像产品或商品，我们也无法忽视它的“人-个体”属性，这也就导致一个经典的困境，作为制造者的粉丝与作为拥有自我意识和生活的“爱豆-个体”之间的冲突。我们无法真正地占有一个人，因为“爱豆”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花钱买的人形抱枕、小卡或是各类周边。这也就导致粉丝为其建的房子，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粉丝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投射上，这一情感可能是坚定的，但被强制安置在其中的“爱豆”却可能有意或无意地离家出走，甚至破坏这栋在粉丝看来精美无比的房子。
《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
作者：马中红 唐乐水
版本：北京贝贝特｜华龄出版社
2026年3月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文本盗猎者”、消费者和“养成系”制造者的粉丝们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从而也暴露出这一造星工业对粉丝而言始终是更加强势且不受其控制的。前者的控制权、主动与能动性或选择权看似真实，实则虚拟，而为了维系与把握这一难以控制的不稳定性，粉丝们就得为“爱豆”的塌房创造一套新的诠释体系，由此一方面能够稳定自己被“塌”的情感和想象投射，另一方面也展现出造星工业是如何凭借这一“危机”而从中获利的。
在《偶像与我》中，两位作者展现了粉丝们在“爱豆”塌房后的几种反应，无论是装作若无其事、不相信、继续维护还是粉转黑，最终粉丝们需要处理的其实是自己与自己构建的“爱豆”幻象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创造的幻象（即拉康所谓的“想象界”）破裂，我们该如何面对真实？（由此可以看出，即使idol从需要仰望的“偶像”变成自己养成的“爱豆”，其幻象性始终存在。）这里的真实指的是粉丝们对于那个被投射出去的情感与欲望力比多回归自身后所造成的创伤，这里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创伤？
在《偶像与我》中，他们对收集的一些粉丝个案进行了精神分析“诊断”，以判断促使其追星且对某个“爱豆”形象着迷背后的心理与精神动因。这一方法无可厚非，而其所得出的诊断也为我们了解具体粉丝个体的情感与精神倾向有帮助，但我们却很难说所有追星者都会遭遇相似的家庭或情感创伤。更可能的是某种普遍的文化与政治处境，即韩炳哲所谓的当代精神政治症候，而其中最典型的一点就表现在对于“自我”的矛盾想象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粉丝之“无脑”、疯狂和幼稚的批判背后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作为现代人对于“偶像”信仰的鄙视。尤其当它以某种群体性热潮出现时，人们便会对其是否“理性”产生怀疑。而理性，恰恰要求个体仅凭自身去做判断，不依赖于外物。“偶像”信仰则显然把这一“仅凭自身”让渡给了遥不可及的虚构他者（即使是“养成系”的爱豆，粉丝们与他们最近的距离也就是接机或是花钱买到的签名或握手会上的几分钟接触），不再是运用自身的理性，而依赖于“爱豆”以及偶像工业的要求行事，所谓的“无规有天”。因此“爱豆”塌房带来的情感和欲望危机实则是这一依赖关系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有的粉丝为此“回头是岸”，有的粉丝则继续寻找下一个“爱豆”，继续奋斗，那些转黑甚至回踩的粉丝们则利用其因“爱豆”背叛或“不忠”而产生的愤怒与报复，为“爱豆”们制造了一波黑红流量。
《文本盗猎者》
作者: [美]亨利·詹金斯
译者: 郑熙青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但所谓“黑红也是红”，对于流量而言，只要没有危及社会公共道德或底线，就依旧是利润的保障。其微妙之处也恰恰表现在这里，当下“爱豆”塌房塌得五花八门，只要不是违法乱纪或严重威胁社会公德，一般都不会遭到灭顶之灾，也正因此，作为“养成系”主体的粉丝也为自己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即无时无刻地规范着自己“爱豆”的诸多行为。由此便出现了一种粉丝时刻规训“爱豆”的现象，不仅在其行为和形象上，还会遍布其工作、未来的事业安排以及一系列琐事上。
这里，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何谓“妈妈粉”，虽然并非只有“妈妈粉”爱管“爱豆”，花钱使力等消费行为为其带来了合法性，这种守护者和监护人的形象使得粉丝们一方面可以保障自己养成的“爱豆”不会中途塌房，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运用某种权力的快感。虽然当下追星、养成“爱豆”的粉丝主体大都是年轻女性（可参考《偶像与我》中对其年纪的统计），但她们对于自己所喜欢的“爱豆”的管理却表现出或是扮演着一种熟练的大家长形象，而一些粉丝似乎也享受这一“妈妈”式的控制权力，就如她们精心维护自己建造的房子一样，她们也精心地“照顾”着自己的“爱豆”。由此，形成了一种充满权力的看似属于消费范畴但实则更加贴合情感的奇特关系，它往往又会被爱与金钱所遮蔽。
电影《疯狂粉丝王》剧照。
造星工业和市场显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妈妈”式照顾中潜藏的利益，因此各类粉丝名号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对粉丝情感和欲望的分类变得更精细，而且也是造星工业和市场通过不断地区分和细化进一步更加贴肉地榨取粉丝们的情感、体力与金钱劳动。曾经煊赫一时的“女友粉”在当下逐渐被各类“妈妈粉”“老婆粉”取代。吴畅畅和赵淑荷在解释这一粉名变化时认为，这与粉丝在面对大众污名时的抵抗有关（大众认为粉丝们“恋爱脑”，憧憬成为偶像的女友）。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得不关注这些新粉名往往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关系，且从“女友”这一地位不高的形象走向占据比较高位置的“妈妈”“丈夫”或“老婆”形象，其背后与“偶像”变成“爱豆”的变迁是同步的。即粉丝如今成为“养成系”的主体，因此她们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女友”形象，而成为花钱费力的主动形象。
那么随着这些粉名的变化，粉丝们是否真的获得了更加主动的权力呢？就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答案可能是悲观的。
这一粉名变化更多发生在符号和想象层面，从未真正改变粉丝们与造星工业和市场的关系。后者甚至更加推崇此类对“爱豆”如此上心和负责任的粉丝形象，由此也使得“爱豆”塌房成为粉丝们更加关注的大事。无论是视而不见或坚持维护，还是脱粉回踩，对于依赖于“流量”和关注度的当代娱乐文化与市场而言，都是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随着粉丝们被鼓励对自己的“爱豆”更加上心与花费精力，她们通过“妈妈”式关注和管理也获得了某种使用权力的快感，从而一举三得。然而正因为这些行为大都发生在一个被称作“饭圈”的圈中，因此它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饭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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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中的自我
很显然，“饭圈”既是又不是一个圈。各个“爱豆”往往有着组织严密的粉丝后援会和各类进行打卡刷流量和扫黑的群组，由此产生了一个既虚拟又实在的群体存在。但因为这一“圈”更像是某种隐喻，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当下青年亚文化的一种类型。粉丝们的追星或是“爱豆”的养成系培养，最终关涉的依旧是与自我的关系。无论是偶像还是“爱豆”，在这其中都扮演着某种中介角色，因此如上面我们所说的，“爱豆”塌房塌的实则是粉丝们为自己所建造的一处幻象。而这一幻象的崩溃与其说是“爱豆”的问题，不如说是粉丝们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尤其当这一与自我的关系发生在一个颇为封闭且充满“幼稚”对抗的“圈”中时，一种变形的关系就会产生。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鲜明的转变来观察这一点，即早期追星粉丝在遭遇公众的不解与污名时，她们会通过做一些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或是相关行动来为追星行为合理化，为此也能够洗刷“无脑”粉丝和追星污名，这是21世纪早期粉丝们自我正名的一个重要工作。但在当下，粉丝们的焦点已经彻底从自身在公众中的印象转向了自己所粉“爱豆”在公众与娱乐市场中的位置。曾经希望通过追星以塑造更好的自己——即使是被动地对抗污名所产生的自我想象——在如今被转化为“只要我的哥哥好，我就好”的错位想象，即粉丝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和美好的想象脱离了自身而寄托在自己所养成的“爱豆”身上，理想自我与自我脱离，由此也能够更加直观和为此而奉献所有。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追星和粉“爱豆”原本是为了安抚和满足自己的情感与欲望享乐，但如今自己不仅不再是制造这一满足的主体，也不再是承受者，而成为某种中介。导致这一分裂的不仅是粉丝和造星工业的产物，也与当下整个精神政治息息相关，即恰恰是个体内在的自我分裂，导致他能够把自己当作某种与己无关的工具或商品而用以劳动和生产。
《青春有你》剧照。
当下“饭圈”的粉丝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自己所养成的“爱豆”身上，正是通过这些随时可能“塌房”的爱豆们，粉丝们获得了那个安全而自己不涉入其中的享乐与幸福。相比于相信自己粉的“爱豆”的成功与幸福，粉丝们对于自我似乎充满了不信任与无力感。而伴随着把“爱豆”托举上神位，任何对其的质疑和冒犯也都将会引起粉丝们激烈的回应。这一激烈之中往往是匮乏的，即缺乏某种建基在自我与自反能力上的思考，没有什么比偶像被质疑更能引起信仰者的义愤填膺了。
“为爱豆而战”是为我们自己而战吗？在幻想的层面上，或许是；而为“爱豆”而殚精竭虑是粉丝们自愿自主的选择吗？对置身于“饭圈”和造星工业与市场的粉丝们而言，她们或许会如此认为。而对于那些在粉丝群体的热情和干劲中看到当代年轻女性群体能动性（agency）的研究者来说，或许确实存在能动性，你通过自己精心养成的“爱豆”来展现自己的主体性，这难道不是能动吗？但我们理解的能动性显然并非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伪装的消费选择与消费自由，而是某种解除限制的自由，以此来看，当下积极参与着养成系“爱豆”培养和追随的粉丝们是自由的吗？显然不是，粉丝时时刻刻受制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消费与自由之间，在性别之间。
我们或许该问一下那个最简单的问题：依赖于对他人的信仰，能给我们带来自由吗？这里的“他人”不再是传统宗教的上帝或自然作为超越者，而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精心制造的各类功能精微且完善的商品。它们提供的是愉乐（pleasure），以满足生物性爽感机能，是配料为信仰，底料为消费的当代奶茶。
撰文/重木
编辑/张婷 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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