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600年的农民种粮交税的历史宣告终结。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吴才麟是免征农业税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之一。
吴才麟，1939年出生，浙江温岭市王府镇人。
他11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亲友的接济，才断断续续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家道贫寒，迫使他从小养成了刻苦自立和奋发求知的习惯。
他家只有一间半平房：半间卧室，锅灶、吃饭和猪栏都同在一间。冬天冷风直吹卧室，时时被冻醒；夏天，不但臭气冲天，苍蝇成群而且蚊子成堆。为了能读书写字，防止蚊子叮咬，他在猪栏旁边的吃饭桌自习时，常穿长袖衣服和长裤，往往热得满身大汗，连翻书的手都是湿的。有时索性把两只脚伸进空的酒坛里。
为了省灯油，他把主意打到灯芯上，别人聊天还用两条，他只用一条。母亲见他白天要到田里干活，夜里看书到三更半夜，流泪道：儿啊，你到什么时候睡觉，我也陪到什么时候睡觉！他痛爱母亲身体，自此以后，晚上看书一般只到10点多。
他读书很用功，每一小节都要真正看懂。遇到不懂的内容，他一般在第二天晚上到二里路外的下蔡小学问张天高老师。苦学之下，他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大溪初级中学。后来，又以较高的分数先后考进温岭中学和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1962年吴才麟大学毕业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分配工作比较困难。他由于成绩优异，成了其中较早分配的一个，进入嘉兴市一个基层财税所任专管员。
这份与他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曾经使他彷徨苦恼。为了排遣苦闷，也是多年来爱好读书的习惯使然，每天工作之余，吴才麟就专心致志重读自己视如珍宝的史书。但毕竟是在财税系统工作，他看书的视野就有了新的内容，看见史书与财政税收相关的言词，都会反复斟酌且抄录下来。
这段经历给吴才麟未来的事业，奠定了一个知识基础。他由此认识到，原来国家财政也与一般事物一样，有它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低级阶段向着高级阶段逐步演进。
随着国家的逐渐形成，地域性部落联盟的财政分配关系也渐渐地演变成为国家财政。此后，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财政税收政策，这种政策也是从简单向复杂的内容演变，还有一定的演进规律。
他进而想到，史书在这方面论述很少，更不见专门的论述，自己可否根据多年抄录的史料，进行梳理并前后对照：沿袭哪些政策，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经济能够发展；而沿袭哪些政策，对生产发展有阻碍。
另一名叫朱政的副所长，出身书香门第。他得此消息，几次登门借阅，并且“保证对外不说”。
此时，正好碰到税务总局组织全国六所相关院校的教授，编写我国第一部《国家税收》教材。初稿正在陆续集中到总局“综合处”，而负责这部教材的总局副局长林荣生，却为缺少一个既懂历史又懂财政的人手苦恼。
他认为，审核这部稿子，古代的部分，应该请一位懂财政的历史学家把关；而农村税收出于天津财政学院李教授之手，他年纪较大，听说很少下乡，不知道针对性怎么样，应该请一位农村税务所的专管员提意见。
税务总局研究来研究去，得悉财政系统竟然还有历史科班出身的干部，于是相关领导决定将50万字的《国家税收》初稿，寄给吴才麟，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一部厚重的国家级书稿送到一个小小的嘉兴镇税务所。整个嘉兴市的财政干部都轰动了。吴才麟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既受宠若惊又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
真金不怕火炼。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知识功底，针对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日以继夜地勘校、查证，改掉了3万多字。其中农村特产税等内容，更是大幅度进行删改。
所长面对此事几乎跳起来，说中央叫你修改，这是客气话啊，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啊？你应该很好地学习才对啊。人家是大学教授写的，你是他们的学生，你真的把它改了，还改得这么一塌糊涂，我怎么向上面交账啊！你下笔之前怎么不和我商量商量？
书稿寄回北京，在专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天津李教授还专门致信吴才麟“深表感谢”。
1978年8月份，财政部税务总局专门发函，邀请吴才麟出席庐山《国家税收》教材的定稿会议。与会者47人，多是研究员、教授、税务总局有关领导，40岁不到的他是年纪最轻、级别最低的。
同一个学问，研究员请教税务专管员，实属特殊。但是吴才麟用自己多年在农村市场经历的税务实践，结合税收事务怎样才能支持农业特产的发展理论，写得既深入浅出又淋漓尽致，使得会场上的领导和专家们刮目相看点头称是。
会议最后一天，专家们通过无记名投票推选四名教材总纂。得票最高的是被称为“国内第一号财政史专家”的王诚尧，而紧随其后的就是吴才麟这名税务所专管员。
1978年底，吴才麟被直调财政部工作，有关部门还为他开了特例：动用司、局长的名额解决了他的进京指标，一路开通“绿色通道”。湖北、天津、杭州等地高校闻讯后纷纷向财政部打报告，抢着要这名“财政史专家”。
以一个基层税务所专管员直升财政部，这在财政部50多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新的工作让吴才麟如鱼得水。在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工作的近30年里，他担任过财政历史研究室主任，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在财政史学的研究和教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最让吴才麟难忘的是《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的写作。由于可考的史料太少，对于财政制度起源的研究在国内甚至全世界都是个空白。
只有一个方法可能复活那段遥远的历史：到民间去，找那些仍然处在原始社会形态的偏远地区实地求证。
1980年，吴才麟向领导提出，他要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研。因为太危险，这个要求一度遭到了拒绝。争执不过，不善言辞的吴才麟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终于被放行了。
此后7年间，吴才麟和同事走遍了云南、甘肃、四川、内蒙古、福建、广西、黑龙江等地的深山原野，和少数民族父老吃住在一起。
尽管汉族结束原始社会已经4000多年了，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在这一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他们刀耕火种，食兽衣皮，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像云南的哈尼族、基诺族，都是把玉米炒熟，抓一把放在口袋就出门劳动，饿了就喝一口溪水吃一把玉米。傣族住的条件很差。上面住人，下面养猪，一到夏天蚊蝇直往你眼睛、耳朵里钻。
困难远不止这些。在7年的考察期间中，10来个同事中，有1个患上了恶性疟疾，另一个在独龙江翻车，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吴才麟仍觉得十分值得：“我们也算是抓住了古代历史留下的尾巴，通过对某些原始社会生产方式残痕遗迹的考察，搜集到很多次生形态的原始社会各种经济支配方式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现在时过境迁，你就是想去那边考察，也都没有经历过原始社会的调查对象了。”
这部书不仅被评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建社40周年以来出版的优秀书籍之一，也为吴才麟参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财政通史》填补了一个绕不过去的空白。
2000年，财政部在杭州筹建中国财政博物馆，成立了筹备小组。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担任组长，吴才麟被推选为顾问，主要任务是负责召集全国10多位财政史专家编写财政博物馆布展大纲。1年以后，大纲完成，整个中国财政史框架初现。
吴才麟提议，在此基础上编写中国首部《中国财政通史》。这个意见上报财政部后得到了项怀诚的大力支持，并主动提出要亲自担任主编。曾经3次召集全国财政历史理论研讨会的吴才麟被推举为召集人，负责组织14个专家从事编写。
这一财政史上最为庞大的编纂工程历时7年，共12卷、总计480万字。
也就是在调研专卖制度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成为这位财政史专家关注的重点。作为财政部从事烟酒专卖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每发生一起假酒、劣酒案件，吴才麟几乎都会到现场参与调查。
案发地大多在贫困地区。他接触许多农民，对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农业税和“挂靠”在农业税的众多附加税的承受之难，十分同情。
吴才麟说：“我算了一笔账，目前因为没有实行酒类专卖而流失的财政资金每年大约500到700亿元。而全国农（牧）业税2002年的总入库数只有422亿元。如果恢复酒类专卖，免征农（牧）业税，两者相抵还能每年多出数百亿元的财政盈余。”
吴才麟还从财政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从清代后期开始，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民国时期，农业税占全国年收入的40％左右。解放后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农业税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继续退居次要地位：1949年占39％，l979年占5.5％，2002年占2.1％，2004年只占1％。当今世界上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共只有6个：中国、朝鲜、越南和另外3个海岛国家。
2003年7月2日，吴才麟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恢复酒类专卖，免征农业税。两周后，温家宝对这份报告作出了专门批示，要求发改委、财政部主要负责人认真研究这一建议。
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从当年起，中国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5年，这一进程再次提速：3月5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一锤定音，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的高票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当天晚上，吴才麟和贾康作为嘉宾走上了《焦点访谈》。
一般认为，我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代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初税亩，到2005年废止，经历了2600年历史。
吴才麟说：“农业税自古以来都称为‘皇粮国税’。历代来，好多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也就是希望不交粮、不交税，李自成起义的时候口号就是‘迎闯王不纳粮’。所以取消农业税是一件好事，是了不起的一种进步。作为一名财政史专家，能够参与其中，欣逢其盛，让我觉得十分荣幸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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