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老叶和江西的一个三甲医院同行聊天，她说她们医院，医保控费，DRG/DIP成了医生头上随时会被“牟尼牟尼哄”缩紧的紧箍咒。

医生手中的笔被DRG/DIP程序钳制，医院收入的天花板，被医保控费焊死。

多做一台手术、多开一盒药，多看一个病人，多出几趟120，不再就一定能创收，反而可能会亏钱。

游戏规则，已经从“多劳多得”变为“精打细算的治病救人”。

医院一边扛公益责任，一边却必须赚钱运营。

收入天花板压低，药品耗材等成本刚性上涨，最先被挤压的，永远是“人”。

结果就是医务人员绩效下调、编制收紧、一人多岗，再也没有哪一个岗位钱一样多事却少。这是医院在重压下的“自救式收缩”。

于是，一些医生也在收入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完成自救。这位江西同行说，她们医院一个外科主治医生，因为有两个孩子要养，工作已经不足以支撑家庭开销，已经打算下班时间，送外卖了。

老叶表示赞成。

没事就想想如何致富吧，别总在医院小圈子里伤春悲秋，捏在手心的钱永远要比那抓不住的变化踏实。

可以说，依赖一个医院，一个编制，一门技术，就能丰衣足食、无忧一生的时代，真的已经渐行渐远了。

但老叶认为，医疗可以讲奉献，但不能只靠奉献。

说句实话，医生是真的辛苦。

现在医疗行业是极限施压，我们科室7个医生，3个45岁不到，头发白了一半以上，还有三个秃顶，只有主任不倒班，头发油光发亮。

一个健康的医疗系统，应该让医生靠专业体面地活着，而不是靠送外卖赚外快硬撑。否则，今天流失的是医学院校高考志愿表上的分数，明天流失的就是手术台边的人。

到那时候，再喊“医生去哪了”，就晚了。

这还不算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当整个社会习惯了把医生当成廉价劳动力，习惯了用服务业的逻辑来定价生命，习惯了用道德绑架代替制度保障，那这个行业就会不可逆地滑向平庸。优秀的年轻人会离开，留下的要么被消耗殆尽，要么另寻出路。

而那些真正需要高水平医疗服务的人，最终会发现，挂号容易了，但能治病的医生，已经找不到了。这不是医生的困境，这是所有人的困境。

医保也好，医改也好，都不该是把医务人员的收入拽下来，而是应该把医务人员的价值往上抬。让懂行的人能够值钱，让救人的人活得体面。这不是施舍，是一个社会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否则，当最后一个愿意熬夜写病历的年轻医生脱下白大褂，穿上黄马甲的时候，我们就都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把医生逼成外卖骑手的社会，到底是谁病了？

但为什么造成了医生下班送外卖这一现象？

老叶认为，客观而言，这是多因一果造成的。

医保严管，DRG限费，是一方面原因。

但毋庸讳言，人浮于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把医院比作一艘船，临床一线医护是划桨的人，行政后勤应该是掌舵的人。

但现实是，船上的划桨者越来越少，站在甲板上喊号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全国多地公立医院的行政后勤人员占比高得惊人。

有数据显示，部分公立医院行政后勤人员占比高达30%到45%，而国际顶尖医疗机构梅奥诊所这一比例仅8%。

有不少医院已意识到这一点，都已经或打算启动“去行政化”编制精简，甚至有医院将行政后勤岗位编制缩减40%。

毫无疑问，我们的医院养了太多不看病的人。

更荒诞的是，这些不看病的人，却掌握着对看病者的生杀予夺权力。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制定制度，设计考核指标，开专题会议，发红头文件。

等到了月底，他们就拿着这些条条框框，去挑最忙的人的问题：

病历少签了一个字，扣五十；

病程记录超时提交，扣一百；

会议签到缺席一次，扣两百。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

某医院一位医生向老叶透露，他们医院内一科因电话回访记录未达标，被罚款100元；因33人未筛查入院HIV，每个扣款100元，一次考核科室就累计罚款3400元。

讽刺的是，那些制定考核细则的人，他们的工作绩效，又由谁来考核？

这就是医院行政化最可怕的地方，权力与责任彻底分离，管理与服务完全颠倒。临床一线承担着救死扶伤的全部风险与压力，却在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中被边缘化。

而行政后勤既不用面对患者的生死考验，也不用承担医疗差错的法律责任，却牢牢把控着资源分配和考核评价的权柄。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深想，稀里糊涂可能是最好的。

在医院，我曾经好多次，都想把几个人收拾一顿，甚至把他们饭碗砸了。但我最后还是忍了，选择了哄着他们。

我是不是傻，我是不是软弱。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你是医生，你在医院，安全稳定，压倒一切。

特别是人到中年的人，该炼的武功都炼成了，这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一个扫地僧，而不是跑到江湖之上，提刀去找那个最值得杀的高手。要么杀掉他，要么被他杀掉。一生功名，毁于一旦。

医者，必须是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