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雨夜
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真大。
雨点砸在厨房窗玻璃上，啪嗒啪嗒的，像是有谁在用力敲门。我系着围裙在灶台前炒菜，油烟机嗡嗡响着，也盖不住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又是哪个台在放抗战剧，枪炮声噼里啪啦的。
“方宁，盐放多了。”
赵建国从客厅走进来，手里还拿着遥控器。他穿着那件穿了三年的灰色棉T恤，领口已经有点松了。他凑到锅边看了一眼，眉头皱着。
“我没多放。”我把锅铲在锅里刮了刮，菜叶子翻了个身，“就按平时那样放的。”
“咸了就是咸了。”他从筷筒里抽了双筷子，直接从锅里夹了一筷子青菜，吹了两下塞进嘴里。嚼了两下，他脸更皱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没接话，把火关小了点。锅里的热气扑在我脸上，有点烫。
结婚五年，这种对话差不多每天都有。盐放多了，酱油放少了，米饭硬了软了，窗户没关严实，地板上有头发丝。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攒在一起，就像鞋里的小石子，硌得人每一步都走不舒服。
“对了，”赵建国靠在冰箱门上，“我妈下午打电话来了。”
“说什么了？”
“说下个月要来住几天。”他顿了顿，看着我的反应。
我把菜盛进盘子里，青花瓷的盘子边缘有个小缺口，是我上个月洗碗时不小心磕的。赵建国当时没说什么，只是拿着那个盘子看了半天，叹了口气。
“来就来吧。”我说，“住几天？”
“没说，看情况吧。”他走过来端菜，“她腰疼又犯了，老家那个诊所的大夫不靠谱，想来市里的大医院看看。”
我把煤气灶关了，厨房里一下子安静不少，只剩下窗外的雨声。客厅的电视还在响，已经放到冲锋号的声音了。
“那我得把次卧收拾一下。”我说，“床单被套都得换，上次你侄子来住，弄得都是饼干渣。”
“嗯。”赵建国把菜端到餐桌上，又折回来拿碗筷，“我妈要是问起孩子的事……”
“知道了。”我打断他，“就说在准备了。”
他没再说话，只是多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熟悉，是那种“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的眼神。其实我理解，太理解了。婆婆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怀孕的事，第二件事是打听我吃了什么药，第三件事是推荐各种偏方。上回还从老家带回来一包黑乎乎的药草，说是隔壁村王婶吃了就怀了双胞胎。
我没吃，那包药草在阳台角落里放了两个月，最后长霉了扔的。
吃饭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说话。赵建国扒拉了两口饭，忽然说：“对了，我明天得出差。”
“明天？这么急？”
“临时通知的。”他嚼着饭，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去郑州，那边有个项目出了问题，得我去看看。大概三四天吧。”
“票买了吗？”
“还没，一会儿上网买。”他夹了块肉，“你明天帮我收拾下行李，带两件衬衫，要那件蓝色的和灰色的。”
我点点头，继续吃饭。菜确实有点咸，但我也没说。
吃完饭，赵建国去书房了，说还有工作邮件要回。我收拾碗筷，水龙头哗哗地流着热水，洗洁精的泡沫堆了半个水池。窗外的雨还在下，路灯的光晕在雨水里化开，黄蒙蒙的一片。
洗到一半，手机响了。是我妈。
“宁宁，吃饭了吗？”
“吃了，妈你呢？”
“刚吃完。”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点杂音，“你爸今天去钓鱼，一条没钓着，淋了一身雨回来，我说他活该。”
我笑了，手上的动作没停：“那你们明天记得煮点姜汤。”
“知道知道。”我妈顿了顿，“建国呢？”
“在书房，明天要出差。”
“又出差啊？”我妈的音调高了一点，“这个月第几次了？”
“第三次吧。”我说，“工作嘛，没办法。”
我妈在那头叹了口气，声音低下去：“宁宁，不是妈说你，你们俩……”
“妈，”我打断她，“我正洗碗呢，手上都是水。”
她听出我不想聊这个，又说了几句家常，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料理台上，继续洗碗。水汽蒙在玻璃窗上，外面街灯的光晕得更开了。
收拾完厨房，我走到书房门口。门虚掩着，赵建国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眉头皱着，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很快。
“我泡了茶，要喝吗？”
“放那儿吧。”他头也没抬。
我把茶杯放在书桌边上，准备出去。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方宁。”
“嗯？”
“我那条藏青色的领带放哪儿了？”
“衣柜左边第二个抽屉里，跟别的领带放在一起。”
“哦，好。”他又转回去看屏幕了。
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电视还开着，已经换了个台，在放广告。一个头发乌黑发亮的女明星在推荐洗发水，笑得一脸灿烂。我把遥控器拿起来，按了关机键。客厅一下子暗下去，只有从书房门缝里透出来的一道光。
茶几上放着今天的报纸，我没看，随手翻了两页。房产广告，超市促销，招聘信息。翻到中间，有个小豆腐块，写的是本地区最近的车祸统计，说雨天事故率上升了三成。我扫了一眼，没细看。
雨好像小了点，但还在下。我走到阳台，推开玻璃门。潮湿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和树叶的味道。楼下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车开过去，轮胎压过积水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站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冷，回屋了。赵建国还在书房，我看了眼墙上的钟，九点半。我走进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他的行李箱。深蓝色的，轮子有点不好使了，拉的时候总往一边歪。
我把行李箱放在地上打开，先铺了层塑料布——这是以前养成的习惯，怕箱子脏。然后开始收拾衣服。两件衬衫，一件蓝的一件灰的，熨好了挂在衣柜里。我取下来，小心地叠好。然后是内衣袜子，用塑料袋分开装。洗漱用品，剃须刀，充电器，笔记本。
收拾到一半，赵建国进来了。
“还没弄完？”
“快了。”我把叠好的衬衫放进箱子，“你看看还缺什么？”
他走过来，蹲在箱子旁边看了看：“差不多了。对了，我那瓶胃药带上，上次出差就忘了，半夜胃疼得要命。”
“在床头柜抽屉里。”我说。
他起身去拿药，我继续收拾。行李箱慢慢被填满，我把衣服一件件摆整齐，边角都捋平。赵建国把药瓶放进来，又塞了盒口香糖。
“行了，就这样吧。”他站起来，活动了下脖子，“累死了，今天开了一天的会。”
“那早点睡吧，明天几点的车？”
“早上七点的高铁，我五点半就得走。”
“那么早？”我抬头看他，“我叫你？”
“不用，我定了闹钟。”他说着开始脱衣服，“你也早点睡。”
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把箱子立起来靠在墙边。赵建国已经钻进被窝了，背对着我。我把灯关了，也躺下。黑暗中，能听见他的呼吸声，还有窗外的雨声。
“方宁。”他忽然说。
“嗯？”
“我妈来的时候，你多担待点。”
“知道。”
“她说话直，没坏心。”
“嗯。”
“孩子的事……”
“睡吧，”我打断他，“明天还要早起。”
他不再说话。过了几分钟，呼吸声变得均匀了。我没睡着，睁着眼看天花板。外面的路灯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模糊的光。
不知过了多久，我也迷迷糊糊睡着了。中间醒了一次，听见雨又下大了，噼里啪啦的，像是要把窗户砸穿。我翻了个身，又睡过去。
再醒来，是手机在响。不是闹钟，是电话铃声。我摸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疼。凌晨三点二十。
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声音还带着睡意：“喂？”
“请问是方宁女士吗？”是个男人的声音，很急。
“是我，你是？”
“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您是不是赵建国的家属？”
我一下子坐起来，心脏跳得厉害：“是，我是他爱人。他怎么了？”
“赵建国先生出了车祸，现在在医院抢救，情况很危险，您赶紧过来一趟。”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手机从手里滑下去，掉在床上。赵建国在我旁边动了动，含糊地问：“谁啊……大半夜的……”
不对，赵建国在家？
我猛地转头，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见身边躺着的人。是赵建国，他好好地躺在这儿，睡得正沉。
“喂？喂？方宁女士？您还在听吗？”手机里还在传出声音。
我颤抖着手捡起手机：“在，我在。你们说赵建国……在哪出的事？”
“东郊高速出口附近，大概凌晨一点半左右。一辆货车追尾了他的小车，伤得很重，大出血，需要马上手术。您尽快过来签字。”
凌晨一点半？赵建国明明在家睡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的声音抖得厉害，“我先生在家啊，他在……”
我说到一半停住了。因为我伸手去推赵建国，手碰到他的肩膀，却摸了个空。我猛地掀开被子——被子下面是两个枕头，摆成人形。
赵建国不在。
他根本没在家。
“方宁女士？请您尽快过来，病人情况很危急，需要家属签字才能手术。”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急，背景里能听见杂乱的脚步声、仪器的声音、人的喊叫声。
“我……我马上来。”我挂断电话，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
卧室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我跌跌撞撞地下床，开灯。刺目的灯光让我眯起眼。床的另一边空空如也，被子掀开着，枕头上没有人躺过的痕迹。
书房。我冲进书房，没人。厕所，没人。客厅，厨房，阳台，都没人。
行李箱还靠在墙边。我早上帮他收拾的那个行李箱。
我抓起手机，给赵建国打电话。关机。一遍，两遍，三遍，都是关机。
窗外的雨还在下，下得那么大，那么急。我站在客厅中央，觉得浑身发冷。茶几上的报纸还摊开着，那个车祸统计的小豆腐块正对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冲回卧室，随便抓了件外套套在睡衣外面。从抽屉里翻出钱包，又想起来什么，跑到书房，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个铁盒子，放着我们家的各种证件。我拿出那个红本子——结婚证。
封面有点旧了，边角磨得发白。我把它塞进包里，手还在抖。
出门前，我看了眼墙上的钟。三点三十五。
电梯下行的时候，我盯着不断变化的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电梯镜面里映出我的脸，惨白，头发乱糟糟的，外套的扣子还扣错了一个。
地下车库很暗，只有几盏节能灯亮着。我的车停在角落里，一辆白色的两厢车，买了三年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手抖得插了几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
发动机响了。我挂挡，倒车，车子缓缓驶出车位。车库出口的横杆抬起来，我开出去，冲进雨里。
雨刮器开到最大档，左右左右，刮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的光在积水里碎成一片片。我开得很快，红灯也没停——这个时间，路口根本没有车。
医院不远，开车二十分钟。但这二十分钟，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二十分钟。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赵建国不是说早上五点半才走吗？为什么凌晨一点半会在东郊高速？他去那儿干什么？出差？可郑州在西边，东郊高速是出城往另一个方向。
车祸，大出血，抢救，手术。
这些词在我脑子里打转，转得我头晕。
手机又响了。我瞥了一眼，是医院。我接了，按了免提。
“方宁女士，您到哪儿了？”
“在路上，大概……大概还有十分钟。”
“请尽快，病人血压一直在掉，我们必须马上手术。”
“他……他伤得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多处骨折，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很危险，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视线模糊了。我用力眨了眨眼，把眼泪憋回去。现在不能哭，现在要开车，要赶到医院。
“我马上到。”我说，声音哑得厉害。
挂断电话，我踩下油门。车子在空荡的街道上飞驰，溅起一人高的水花。雨点砸在车顶上，砰砰砰的，像是要把车顶砸穿。
转过一个路口，医院的红色十字标志出现在远处。夜里看过去，那红色格外刺眼。
我开进医院大门，急诊科的灯牌亮着，蓝底白字。停车场上零零散散停着几辆车。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停下，车还没停稳就推开车门冲出去。
雨很大，我跑进急诊大厅的时候，头发衣服全湿了。大厅里灯光惨白，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几个护士推着平车跑过去，轮子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赵建国！赵建国在哪儿？”我抓住一个路过的护士。
护士看了我一眼：“车祸送来的那个？”
“对，对，我是他爱人。”
“在抢救室，这边。”护士转身带路。
我跟着她穿过大厅，走廊很长，两边的椅子坐着几个人，有的在哭，有的面无表情。尽头是两扇对开的门，上面写着“抢救室，闲人免进”。
护士推开门，我跟着进去。里面更大，用帘子隔出好几个隔间。仪器滴滴滴的声音此起彼伏，医护人员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空气里的消毒水味更浓了，还混着血腥味。
“这边。”护士拉开一道帘子。
我看见了赵建国。
他躺在抢救床上，脸上都是血，几乎看不清五官。头上缠着绷带，但血还是渗出来。身上盖着绿色的无菌单，但能看见单子下面插着各种管子。一台仪器在旁边滴滴地响，屏幕上跳动着波浪线。
一个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听见声音转过头。
“是家属？”
“我是他爱人。”我走过去，腿发软，得扶着床边的栏杆才站稳。
“情况很不好，”医生语速很快，“脾脏破裂，腹腔内出血，肋骨断了四根，其中一根刺穿了肺叶。还有颅脑损伤，颅内出血。需要马上手术，但手术风险很大，你要签字。”
“手术……能救活吗？”
“不做手术必死无疑，做了还有一线希望。”医生看着我的眼睛，“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就算手术成功，也可能有后遗症，植物人状态，或者瘫痪。而且手术中随时可能……”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意思。
“签字吧。”我说，声音抖得厉害。
护士递过来一叠文件，最上面是手术同意书。我接过来，纸是凉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我一个字也看不清，只觉得那些字在眼前跳。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要签。”护士指着几个地方。
我从包里摸出笔，手抖得写不了字。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握紧笔，在指定位置签下自己的名字。方宁。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签完一份，护士又递过来一份。麻醉同意书。我又签。
然后是病危通知书。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笔尖在纸上戳了个洞。
“好了，”护士收走文件，“我们马上准备手术。您在外面等吧。”
医生已经转身去准备了，几个护士开始把病床往外推。我跟在后面，手还扶着栏杆。赵建国闭着眼，脸色惨白得像纸。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安静过，安静得可怕。
推到手术室门口，护士拦住了我：“家属不能进去，在外面等。”
手术室的门在我面前关上，红灯亮起。
我站在门口，盯着那个红灯。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我慢慢蹲下去，背靠着墙。地上很凉，透过湿透的裤子传上来。
不知道蹲了多久，有个护士走过来：“家属？你是赵建国的家属？”
我抬起头。
“先去办手续吧，要交费。”护士递给我几张单子。
我接过单子，站起来。腿麻了，差点摔倒。我扶着墙站稳，一步一步往缴费处走。凌晨的缴费窗口没有人，我按了铃，等了半天才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交多少？”
“先交五万。”
我刷了卡，签字。手还在抖，但比刚才好点了。
办完手续，我回到手术室门口。红灯还亮着。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双手交握，抵在额头上。头发还是湿的，水珠滴下来，落在膝盖上。
包里有什么东西硌着。我打开包，是那个红本子。结婚证。我把它拿出来，握在手里。封面是暗红色的，国徽下面是“结婚证”三个字。我摩挲着封面，边缘已经磨得起毛了。
五年前领的证。那天也下雨，不过是小雨。我们俩都没带伞，从民政局跑出来，他把外套脱了遮在我们头上。跑过两条街，找到个屋檐躲雨。两个人都淋湿了，但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红本子。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婆了。”他说，头发上还滴着水。
“你也是我老公了。”我笑。
那时候多好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但觉得有彼此就够了。这五年是怎么过的呢？日子一天天过去，热情一点点磨掉，剩下的就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还有婆婆每次来都要提的孩子。
我翻开结婚证。里面贴着我们的合照。那时候真年轻啊，笑得没心没肺的。我的头发比现在长，扎着马尾。赵建国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照片下面是我们俩的信息：赵建国，方宁。登记日期：2018年6月12日。
我看着那些字，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又看了一遍。还是不对。
登记机关那里，盖的章是“南城市朝阳区民政局”。可我们是在南城市鼓楼区领的证，我明明记得。领证那天，鼓楼区民政局在装修，我们是在临时办公点办的，还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我盯着那个章，脑子转不动了。是我记错了？不可能，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排队的时候，赵建国还抱怨，说早知道选个别的日子。我说今天是我们认识三周年纪念日，必须今天领。他还笑我矫情。
可这章上明明写着“朝阳区”。
我拿出手机，想查一下。但手抖得厉害，手机解锁了好几次才成功。我搜索“结婚证 公章”，跳出来一堆信息。有人说各个区的章不一样，但都是“某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
我仔细看那个章，字迹有点模糊，但还是能看清。是“朝阳区”，不是“鼓楼区”。
也许是我记错了？毕竟五年了。
可那天的事我记得那么清楚，怎么会错？
我心跳得厉害，又往后翻了一页。后面是持证人须知，没什么特别的。我翻回来，盯着那张照片，盯着那些字，盯着那个章。
手术室的门忽然开了。
我猛地抬头，一个护士走出来：“赵建国家属？”
“我是！”我站起来，结婚证掉在地上，我也没顾上捡。
“手术中出血很严重，需要输血，但医院血库库存紧张。您是家属，可以互助献血，能优先用血。您是什么血型？”
“O型，万能输血者。”
“好，您跟我来，先做个检查，合格的话就抽血。”
我跟着护士走，走到一半想起地上的结婚证，又折回来捡。纸页沾了点水，有点皱。我把它塞回包里，跟着护士去抽血。
抽血的地方在另一栋楼，要穿过一个连廊。外面还在下雨，连廊的玻璃上全是水痕。凌晨四点多，天还是黑的，只有路灯的光。
抽了400cc，抽完我觉得有点头晕。护士给了我一盒牛奶，让我坐着休息一会儿。我坐在长椅上，小口小口喝着牛奶。甜得发腻。
回到手术室门口，红灯还亮着。我在椅子上坐下，把结婚证又拿出来看。越看越觉得不对。不光是章的问题，纸张的质感也不太对。我们的结婚证，我记得内页的纸是那种带点纹理的，但这个摸起来很光滑。
还有，照片的边缘。我记得照片是直接贴在纸上的，但这个好像是打印上去的，和纸张是一体的。
我的手开始抖，比刚才签字的时候抖得还厉害。
“方宁？”
有人叫我。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走过来。五十多岁的样子，戴着眼镜，有点眼熟。
“方宁，真是你？”医生走到我面前，“我是刘叔叔，你爸的老同事。你不记得了？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我想起来了，刘医生，我爸以前单位的。我爸做手术的时候，他还来看过。
“刘叔叔。”我站起来。
“坐，坐。”他在我旁边坐下，“我刚才听说有个车祸送来的病人姓赵，就过来看看。是你爱人？”
我点点头。
“唉，怎么出这种事。”刘医生叹了口气，“别太担心，我们医院外科最好的医生都在里面了。王主任主刀，他技术很好的。”
“谢谢刘叔叔。”
“客气什么。”他拍拍我的肩，视线落在我手里的结婚证上，“这是……结婚证？你拿着这个干什么？”
“医院要确认身份。”我说，顿了顿，问，“刘叔叔，您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结婚证……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医生接过结婚证，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凑近了看。看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表情有点奇怪。
“宁宁，你这结婚证……哪儿来的？”
“我……我们的啊，五年前领的。”
刘医生摇摇头，指着那个章：“这个章不对。你看，边缘不清晰，而且颜色也不对。正版的公章，红色应该是那种暗红，这个太鲜艳了。还有这个纸张，”他摸了摸内页，“太光滑了，正版的纸是带水印的，对着光能看到。”
我脑子嗡的一声。
“而且，”刘医生把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看，“这个钢印也不对。正版结婚证的钢印是立体的，摸上去有凹凸感。这个很平，像是复印上去的。”
我看着那本红册子，觉得它突然变得很陌生，很恐怖。
“刘叔叔，您的意思是……”
“这本结婚证，”刘医生把本子递还给我，表情严肃，“是假的。”
第二章 假证
“假的”两个字，像两把锤子，砸在我头上。
我愣愣地看着刘医生，又低头看看手里的红本子。假的？怎么可能？这明明是我们五年前一起去民政局领的。那天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我还记得那个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大姐，说话慢吞吞的，让我们在好几张表上签字。
“不可能，”我说，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我们去民政局领的，怎么会是假的？”
刘医生叹了口气，把老花镜摘下来：“宁宁，我也希望是我看错了。但我在医院干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假证——有假病历假证明的，也有假结婚证假离婚证的。你这个，”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本子，“八成有问题。”
他顿了顿，又说：“你要是不信，等天亮了，可以去民政局查。现在都联网了，一查就知道。”
我握着那个本子，手指用力到发白。纸页在我手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不过现在先别想这个，”刘医生说，“救人要紧。你爱人的手术……”
他的话没说完，手术室的门又开了。还是刚才那个护士，脸色很严肃。
“赵建国家属？”
“在。”
“手术出了点问题，病人血压持续下降，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药物，但风险很大。要你重新签字。”
我站起来，腿还是软，差点没站稳。刘医生扶了我一把。
“什么……什么药物？”
护士说了几个药名，我都听不懂。但她说“风险很大，可能会引起心脏骤停”的时候，我明白了。
“签……我签。”我说。
护士又递过来几张纸。我接过笔，手抖得厉害。刘医生按住我的肩膀：“宁宁，冷静点。”
我深吸一口气，在纸上签了字。这次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认识了，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护士拿着文件匆匆回去了。手术室的门再次关上，红灯依旧亮着。
“我去看看情况，”刘医生说，“你在这儿等着，别太着急。”
他走了，走廊里又剩下我一个人。我重新坐回椅子上，盯着那本结婚证。红色的封皮，金色的字。假的。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回响，一遍又一遍。
怎么会是假的呢？
我回想五年前领证的那天。早上起来，赵建国说单位临时有事，要先去一趟。我说那我先去民政局排队，他说好。我排了两个小时，快轮到我的时候他才来。气喘吁吁的，说路上堵车。
轮到我们的时候，我把材料递进去。户口本，身份证，照片，体检证明。办事员是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看了看材料，又看看我们。
“照片呢？”
我从包里掏出照片，是提前拍好的。她接过去，贴在一个红本子上，然后盖章。盖了好几个章，最后递出来两个本子。
“恭喜，合法夫妻了。”
我们俩接过本子，道了谢，手拉手走出去。外面下着雨，我们跑出去，在雨里大笑。我还记得他把本子举过头顶挡雨，说这可是结婚证，不能淋湿了。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刘医生说这是假的。
我打开本子，又仔细看那个章。颜色真的有点太鲜艳了，边缘也确实模糊。纸张……我举起来对着光，没有水印。正版结婚证应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字样水印，这个没有。
钢印。我用手去摸，确实很平。我记得以前去办什么手续，人家看过结婚证，都会摸一下钢印确认真假。
假的。
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生了根，长出了刺，扎得我每一根神经都疼。
天渐渐亮了。窗外的雨小了点，但还在下。走廊里的灯一盏盏灭了，自然光照进来，惨白惨白的。有人推着清洁车过来拖地，消毒水的味道更浓了。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里还攥着那本结婚证，攥得手心都是汗。
刘医生又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宁宁，情况不太好。”他坐到我旁边，“出血止不住，又输了800cc血，但血压还是上不来。王主任说，如果再这样下去……”
“会怎样？”
“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闭上眼。眼泪终于流出来了，顺着脸往下淌，咸的，苦的。
“还有，”刘医生迟疑了一下，“我刚才去查了你爱人的就诊记录。他血型是AB型，但你刚才献的是O型血。理论上O型可以给AB型输，但……你怎么不知道他的血型？”
我睁开眼，看着他。
“我……我以为他是O型。”我慢慢说，“他跟我说过，他是O型。”
“他说错了，或者是……”刘医生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了。
或者是骗你的。
骗我的。结婚证是假的。血型是假的。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刘叔叔，”我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害怕，“如果结婚证是假的，那我们的婚姻……”
“婚姻关系不存在，”刘医生说得很直接，“法律上，你们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
那我在这儿干什么？我签的那些字算什么？我有资格签吗？
“不过现在救人要紧，”刘医生又说，“等手术完了再说。如果他……如果他挺不过来，这些就都不重要了。”
他说得对。如果赵建国死了，结不结婚，真的假的，都不重要了。
可如果没死呢？
如果没死，我照顾他，伺候他，算什么？一个陌生人？一个用假结婚证骗了我五年的骗子？
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这次出来的是主刀医生，王主任。他五十多岁，戴着口罩，但口罩上面那双眼睛很疲惫，全是红血丝。
“赵建国的家属？”
“我是。”我站起来，把结婚证塞进包里。
“手术做完了，命暂时保住了。”王主任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疲惫的脸，“但情况很不乐观。脾脏切除了，肺叶修补了，颅内血肿清除了，但脑损伤很严重。能不能醒过来，什么时候醒，都不好说。”
“意思是……”
“植物人状态，或者瘫痪，或者醒来但有严重的后遗症。都有可能。”王主任说得很直接，“现在要送ICU观察，你跟我来办一下手续。”
我跟在他后面，脑子是空的。命保住了。植物人。瘫痪。后遗症。
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仪器车，病人家属提着保温桶，清洁工在擦地。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
办完手续，我跟着去了ICU。赵建国被推出来，身上插满了管子，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只露出一张脸。脸色是灰白的，嘴唇干裂。如果不是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我会以为他已经死了。
“每天下午有半小时探视时间，”护士说，“其他时间不能进。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你。”
我点点头，站在ICU门口，透过玻璃门往里看。只能看到一个个隔间，蓝色的帘子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站了一会儿，我转身往外走。腿很沉，像灌了铅。一夜没睡，眼睛发涩，头疼得要裂开。
走到医院大厅，天已经大亮了。雨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透出一点光。大厅里人多了起来，挂号窗口排起了长队，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消毒水，早餐，汗味。
我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拿出手机。手机快没电了，只有百分之五。我翻到赵建国的号码，拨过去。还是关机。
我又拨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也对，今天是周六。
脑子里很乱，像一团浆糊。我需要理一理。
结婚证是假的。赵建国骗了我，用一本假结婚证。为什么？为了什么？
为了不领真的结婚证？可我们明明去了民政局，排了队，签了字，拿了本子。如果不是今天刘医生告诉我，我永远不会怀疑。
民政局。对，去民政局查。
我站起来，走到服务台问：“请问，民政局周末上班吗？”
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婚姻登记处周六上午上班，下午休息，周日休息。”
“谢谢。”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八点十分。婚姻登记处九点上班。还有一个小时。
我去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瓶水，一口气喝了半瓶。冰水灌下去，脑子清醒了一点。我又买了充电宝和数据线，给手机充电。
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我打开手机搜索。输入“假结婚证”，跳出来一堆信息。有做假证的广告，有教人辨别真假的帖子，有因为假结婚证被骗的新闻。
我点开一个帖子，里面详细讲了怎么辨别真假结婚证。看公章，看纸张，看钢印，看水印。每一条都对得上刘医生说的。
我关掉手机，看着远处。医院花园里有些病人在散步，有的自己走，有的被家人搀着。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一个中年女人推着她，慢慢走。
假结婚证。五年。为什么？
手机响了，是我妈。
“宁宁，你怎么一晚上没接电话？我打了十几个。”
我这才想起来，昨晚接到医院电话后，我就没看手机了。
“妈，”我说，一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赵建国出车祸了。”
“什么？！”我妈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什么时候的事？严不严重？你现在在哪儿？”
“在医院，刚做完手术，在ICU。”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但没提结婚证的事。
“我马上过来，你等着。”我妈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屏幕又暗下去。九点了，民政局上班了。
我站起来，往医院外走。在门口拦了辆出租车。
“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我这才从车窗玻璃的倒影里看到自己：头发乱糟糟，眼睛红肿，脸色苍白，身上还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一副狼狈相。
“姑娘，你没事吧？”司机问。
“没事，谢谢。”
车开了。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雨后的城市很干净，树叶绿得发亮。街上人来人往，有晨练的老人，有赶着上班的年轻人，有推着婴儿车的妈妈。
一切如常。世界还在正常运转，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崩溃而停下。
民政局到了。我付了钱下车，走进大厅。周六上午人不多，只有几对新人在等。他们脸上都带着笑，女孩子穿着白裙子，男孩子穿着西装，手里拿着花。
“请问，我想查一下婚姻登记信息，在哪里办？”我问咨询台的工作人员。
“查这个干什么？”
“我……我怀疑我的结婚证有问题。”
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指了指旁边的办公室：“那边，103室。”
我走到103室，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女声：“请进。”
我推门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眼镜，正在看电脑。
“你好，我想查一下婚姻登记信息。”
“带证件了吗？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我从包里拿出身份证和结婚证，递过去。女人接过来，看了看结婚证，又看了看我。
“这个本子，”她说，“看起来不太对。”
她也这么说。
“能帮我查一下吗？我想知道，赵建国和方宁，有没有婚姻登记记录。”
女人点点头，在电脑上操作。键盘敲击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我站着等，手心都是汗。
过了几分钟，她抬起头，看着我：“系统里没有你们的登记记录。”
“没有？”
“没有。赵建国，方宁，没有登记结婚的记录。”
“可我们五年前就来这里登记了，”我说，“当时是在临时办公点，因为你们这里在装修。一个戴眼镜的大姐给我们办的，她还让我们签了好几张表。”
女人摇摇头：“五年前我们确实在装修，临时办公点在旁边的社区服务中心。但我查了所有记录，没有你们两个的名字。”
“有没有可能……漏掉了？”
“不可能，系统是全国联网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有登记记录。那这五年算什么？我算什么？
“你这个本子，”女人把结婚证推过来，“是假的。建议你报警。”
我拿起结婚证，又看了看那个鲜红的章。假的。法律上不存在。五年婚姻，不存在。
“谢谢。”我说，转身往外走。
走到大厅，那几对新人还在等。其中一对在拍照，女孩子笑得很甜，男孩子搂着她的肩。他们很快会拿到一个红本子，是真的，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
而我手里的这个，是假的。
我走出民政局，太阳出来了，有点刺眼。我站在台阶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去医院？去警察局？回家？
手机又响了，是我妈。
“宁宁，我到了，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马上回来。”
我挂了电话，拦了辆出租车回医院。车上，我打开结婚证，又看了一遍。照片上，我和赵建国笑得那么开心。那时候我以为，我们真的会永远在一起。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到了医院，我刚下车，就看见我妈站在急诊部门口，东张西望。她看见我，快步走过来。
“宁宁！”她抓住我的手，上下打量我，“你怎么成这样了？脸色这么白，眼睛肿的。一晚上没睡？”
“嗯。”
“建国呢？怎么样了？”
“在ICU，还没脱离危险。”
我妈叹了口气，拉着我往里走：“你先去吃点东西，我带了粥，还热着。”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她不由分说，拉着我走到花园的长椅上，从包里拿出保温桶，“你爸在家着急，但他腿脚不方便，我就让他别来了。我先过来看看。”
我接过保温桶，打开，是小米粥。热气冒出来，糊了眼睛。
“吃。”我妈说。
我小口小口地喝粥。粥是温的，不烫。喝了几口，胃里有了点东西，人好像也暖和了点。
“妈，”我问，“你知道赵建国是什么血型吗？”
我妈愣了一下：“血型？我不知道啊，怎么了？”
“没什么。”
“到底怎么了？”我妈看着我，“你从刚才就不对劲。是不是建国的情况不好？医生说什么了？”
“医生说，”我慢慢说，“他可能醒不过来，或者醒了也是植物人，或者瘫痪。”
我妈倒吸一口凉气，手捂住嘴：“怎么会……这么严重？”
“车祸，大出血，颅脑损伤。”我机械地复述医生的话。
“那你……”我妈握住我的手，“宁宁，你得挺住。现在你是主心骨，你要是垮了，这个家就垮了。”
家？我们还有家吗？法律上，我们根本不是一家人。
“妈，”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五年前，我和赵建国领证那天，你是不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妈想了想：“那天……对，我是打了。怎么了？”
“你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我妈努力回想，“我说，你们领完证回家吃饭，我做了你们爱吃的菜。你说好，但后来你们没来，说跟朋友庆祝去了。”
“那天赵建国来接我了吗？”
“接你？你们不是一起去的民政局吗？”
“不是，”我说，“他说单位有事，要先去一趟，让我先去排队。”
我妈皱起眉：“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怎么了宁宁？出什么事了？”
“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我说，声音很平静。
我妈愣住了，看着我，像是没听懂。
“什么假的？”
“结婚证，是假的。我刚刚去民政局查了，没有我们的登记记录。这个本子，”我从包里拿出结婚证，“是假的。”
我妈接过去，翻开看。她的手在抖。
“这……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去民政局领的吗？”
“是去了，也拿了本子。但本子是假的。”我顿了顿，“赵建国骗了我，骗了五年。”
我妈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结婚证掉在地上。她没去捡，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全是震惊和心疼。
“宁宁……”她声音也抖了。
“我没事。”我说，把剩下的粥喝完，盖上保温桶，“我真的没事。”
“他怎么能……”我妈的眼泪掉下来，“他怎么这么对你？这五年，你为他操持这个家，伺候他吃穿，他生病你整夜整夜守着，他妈妈来你端茶倒水……他怎么能这么对你？”
“我不知道。”我说，弯腰捡起结婚证，拍了拍灰，“但我会弄清楚的。”
“弄清楚什么？”
“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看着手里的红本子，“弄清楚这五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现在……现在怎么办？他还在ICU，医药费怎么办？谁照顾他？你们……你们这算什么？”
是啊，我们这算什么？
法律上，我们是陌生人。我没有资格签字，没有资格决定他的治疗，没有资格以家属的身份做任何事。
“医药费，”我说，“我先垫着。他醒了，让他还。不醒……”我没说下去。
不醒的话，就什么都没了。我的五年，我的青春，我的感情，都喂了狗。
不，狗还知道感恩。赵建国不知道。
“我得去趟派出所，”我说，“报案。假结婚证，这是诈骗。”
“现在？”我妈抓住我的手，“建国还在ICU，生死未卜，你去报案？”
“他在ICU，有医生有护士，我在这儿守着有什么用？”我抽回手，“妈，你在这儿守着，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我去去就回。”
“宁宁……”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如果我今天不去，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妈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点头：“你去吧，我在这儿。”
我站起来，腿还是软，但我强迫自己站稳。走到医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还坐在长椅上，低头抹眼泪。
我深吸一口气，走出医院。
派出所不远，走路十几分钟。我一边走，一边给赵建国打电话。还是关机。我又给他几个朋友打电话，都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出差的事。
他根本没出差。他骗了我。
到了派出所，我走进去。接待处坐着一个年轻警察。
“你好，我报案。”
“报什么案？”
“诈骗，”我说，把结婚证放在桌上，“有人用假结婚证骗我，骗了五年。”
年轻警察拿起结婚证看了看，又看看我：“你说这个结婚证是假的？”
“是，我今天早上去民政局查了，没有我们的登记记录。”
“你丈夫呢？”
“在医院，ICU，昨晚车祸，重伤。”
警察皱起眉：“你等等，我找个有经验的同事来。”
他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带出来一个年纪大点的警察。那个警察拿着结婚证看了看，又看看我。
“你确定是假的？”
“确定。民政局说的。”
“那你丈夫……我是说，那个男的，知道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昏迷不醒，不知道。”
“你们结婚五年，你就一直没发现？”
“没有，”我说，“我以为是真的。谁会怀疑自己的结婚证是假的？”
老警察叹了口气：“这事儿有点复杂。一般来说，用假结婚证骗婚，属于诈骗。但你们共同生活了五年，有共同财产吗？”
“有，房子，车子，存款。”
“房子在谁名下？”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那就不太好办了。”老警察说，“如果是诈骗，通常是以结婚为名索取财物。但你们共同生活了五年，还有共同财产，这就不单纯是诈骗了。可能涉及重婚，或者别的。”
重婚。这个词像一把刀，插进我心里。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有别的老婆？”
“有可能，”老警察说，“否则为什么要用假结婚证？真的结不了，或者不想结，才会用假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重婚。别的老婆。别的家。
“我建议你，”老警察说，“先查查他的身份信息。如果他真的重婚，那你的情况就更复杂了。现在他在医院，你先照顾人，等他能说话了，问清楚。我们这边会立案，但调查需要时间。”
“好，”我说，“谢谢。”
“这个本子我们先留下，作为证据。你留个联系方式，有进展通知你。”
我留了电话，走出派出所。太阳很亮，亮得刺眼。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去哪儿。
手机响了，是我妈。
“宁宁，你快回来，医生找你！”
第三章 签字
我冲回医院的时候，腿都是软的。ICU门口围了几个人，除了我妈，还有两个医生，一个护士。王主任也在，脸色凝重。
“方宁，”王主任看见我，快步走过来，“你爱人情况恶化了。”
“什么意思？”
“颅内再次出血，压迫到脑干。必须马上二次手术，但手术风险极大，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三十。而且即使手术成功，醒过来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是多少？”
“百分之五，或者更低。”王主任看着我，“但如果不做手术，他撑不过今天。”
我扶着墙，才没让自己倒下去。
“手术要签字，”王主任说，“你是家属，必须你签。”
“我不是。”我说。
王主任愣了一下：“什么？”
“我不是他家属，”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法律上，我们不是夫妻。我没有资格签字。”
周围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不解，有同情。
“你……”王主任张了张嘴，“你说什么？”
“结婚证是假的，”我重复，“我今天早上去民政局查了，没有登记记录。我们的婚姻，法律上不存在。”
“那……”王主任看向护士，“病人还有其他家属吗？”
“联系不上父母，电话关机。”护士说，“通讯录里只有她，”指了指我，“还有几个朋友，但都说不是直系亲属。”
“那怎么办？”王主任皱眉，“手术必须家属签字，否则我们不能做。”
“让他妈签。”我说。
“你知道他妈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赵建国他妈在老家，但具体地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但具体门牌号，我不知道。五年了，每次都是他妈来市里看我们，我们从来没回去过。
他说老家条件差，怕我住不惯。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将就。他说不用，他妈过来就行。现在想想，他不是怕我住不惯，是怕我去了，发现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
“那……”王主任叹了口气，“只能等。等他父母联系上，或者他情况稳定。但以他现在的情况，等不了。”
“那就等不了吧。”我说，声音很平静。
“方宁！”我妈抓住我的胳膊，“你说什么胡话！那是条人命！”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他用假结婚证骗了我五年。这五年，我算什么？一个免费保姆？一个陪睡的？还是一个傻子？”
我妈说不出话，眼泪又流出来。
“宁宁，不管怎么样，那是条命啊……”
“我知道那是条命。”我说，“可我现在签字，算什么呢？我以什么身份签？妻子？可法律不承认。朋友？朋友没有资格签。陌生人？陌生人更没资格。”
“你可以先签，救人要紧，其他事以后再说。”王主任说。
“以后再说？”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王主任，如果手术成功了，他醒了，瘫了，植物人了，谁照顾他？我？可我不是他老婆，我没义务。如果不手术，他死了，他的遗产谁继承？他父母？可我们有共同财产，房子车子存款，有一半是我的。但现在结婚证是假的，法律不承认我们的关系，我能不能分到那一半？”
王主任沉默了。
“所以，”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签了，我就得负责一辈子。不签，他死了，一切结束。他活着，也跟我没关系。”
“宁宁！”我妈厉声说，“你不能这样！这是见死不救！”
“妈，”我看着她，“我这五年，救得还不够多吗？我救了他的胃，天天给他做饭。我救了他的面子，在他妈面前装贤惠。我救了他的寂寞，陪他睡觉。我还得怎么救？”
我妈说不出话，只是哭。
护士小声说：“可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吧？”
“那就让他父母来签，”我说，“给他父母打电话，打不通就报警，让警察去找。他们是直系亲属，他们有资格。”
“来不及了，”王主任说，“最多再撑两个小时。”
“那就没办法了。”我说。
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复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女人真狠心，丈夫躺在里面生死未卜，她因为一本结婚证，就不肯签字。
可他们不知道，那不仅仅是一本结婚证。那是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每一天的信任，每一天的付出，每一天的期待。
“方宁，”王主任最后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去看看病人的情况，半小时后，你必须给我答复。签，或者不签。”
他走了，护士也跟着走了。走廊里只剩下我和我妈，还有几个围观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
“看什么看！”我妈突然吼道，“有什么好看的！”
那些人散开了。
我妈拉着我走到一边，压低声音：“宁宁，你听妈说。妈知道你委屈，妈也气。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不能因为生气，就……”
“我不是生气，”我打断她，“我是心寒。妈，你懂吗？心寒。这五年，我像个傻子一样，以为自己是赵太太，以为我们有家，以为我们会过一辈子。结果呢？全是假的。房子是假的，车是假的，结婚证是假的，连他这个人，可能都是假的。”
“那你也不能……”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如果今天躺在里面的是我爸，你会签吗？”
“当然会！”
“可如果，我爸用假结婚证骗了你三十年呢？如果这三十年，你根本就不是他法律上的妻子呢？如果他外面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老婆呢？你还会签吗？”
我妈不说话了。
“我会签，”我继续说，“因为那是你爸，我爱他，哪怕他骗我，我也认了。可赵建国，我不爱他了。从我知道结婚证是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爱了。我对他，只剩下恨。”
“恨到要他去死？”
“他不是我杀的，”我说，“车祸不是我造成的。他现在躺在里面，是因为他自己开车出了事。我签不签字，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我签字，他可能会活下来，但生不如死。我不签，他可能会死，但至少不用受苦。”
“你这是狡辩。”
“就算是吧。”我靠在墙上，看着ICU紧闭的门，“妈，你别劝我了。这个字，我不会签。”
我妈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随你吧。但你要想清楚，以后会不会后悔。”
后悔？我现在就后悔。后悔五年前为什么没多长个心眼，后悔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相信他，后悔为什么没早点发现。
手机震了一下，是派出所发来的信息：“方女士，我们已经立案，会尽快调查。请保持手机畅通。”
我回了个“好”，把手机放回口袋。
半小时后，王主任回来了。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不签。”我说。
王主任点点头，表情很复杂：“我们尊重你的决定。但病人情况还在恶化，如果不手术，可能撑不过今天下午。你……要不要进去看看他？”
“看什么？看他怎么死吗？”
“宁宁！”我妈又喊了一声。
“妈，你先回去吧，”我说，“我在这儿守着。他死了，我得收尸。毕竟夫妻一场，虽然法律不承认，但情分上，我得送他最后一程。”
我妈看着我，像是不认识我一样。最后，她摇摇头，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ICU门口。走廊很长，很安静，只有仪器的滴滴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护士进进出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说我狠心，说我没良心。
随便吧。
我找了个椅子坐下，从包里掏出结婚证。红色的封皮，金色的字。我摸着那个国徽，心里一片冰凉。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我接了。
“喂？”
“是方宁女士吗？我是派出所的老李，刚才接待你的。”
“是我。”
“我们查了一下赵建国的身份信息，有个情况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情况？”
“赵建国这个名字，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赵建业，1978年生，户籍所在地是南城市鼓楼区。而且，”老李顿了顿，“他确实有婚姻登记记录，结婚时间是2005年，妻子叫王晓梅，目前婚姻状态是已婚。”
我握着手机，手抖得厉害。
“你说什么？”
“赵建国，真名赵建业，已婚，妻子是王晓梅。你的结婚证是假的，因为真的结婚证上，是他和王晓梅的名字。”
“那……那我算什么？”
“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他和王晓梅没有离婚，又和你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可能构成重婚罪。而且，用假身份假结婚证骗你，属于诈骗。但你们共同生活五年，有共同财产，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建议你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王晓梅……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在查，有消息通知你。”老李顿了顿，“另外，关于车祸，交警那边也有了初步调查结果。事故发生在东郊高速出口附近，凌晨一点半左右。赵建业的车被一辆大货车追尾，货车司机疲劳驾驶，负全责。但有个情况很奇怪。”
“什么情况？”
“赵建业的车是从反方向开过来的，也就是从城外往城里开。而且，副驾驶座上有个女人，受伤较轻，已经醒了。她说她是赵建业的女朋友，他们刚从外地旅游回来。”
女朋友。旅游回来。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个女人在哪儿？”
“也在我们医院，骨科病房，306床。她叫李娜。”
李娜。这个名字我没听过。
“好，我知道了。谢谢。”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脑子里很乱，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赵建业，王晓梅，李娜。三个女人，一个合法的妻子，一个被骗婚的傻子，一个女朋友。
那我算什么？小三？可我也是被骗的。原配？可法律不承认。女朋友？可我跟他生活了五年。
我站起来，走到护士站。
“请问，骨科病房在哪儿？”
“三楼，出电梯右转。”
“谢谢。”
我坐电梯上三楼。电梯里人很多，有病人，有家属，有医护人员。没人说话，只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
三楼到了，我走出去，右转。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病房，门都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和家人说话。
306在走廊尽头。我走过去，站在门口。
病房里有三张床，靠窗的那张床上坐着一个女人，三十岁左右，长头发，脸有点擦伤，胳膊上打着石膏。她正在用没受伤的手玩手机。
我敲了敲门。
她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找谁？”
“我找李娜。”
“我就是。”她看着我，“你是？”
“我是方宁，”我说，“赵建国的爱人。”
李娜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赵建国的爱人。我们结婚五年了。”
“不可能！”李娜的声音尖起来，“建国没结婚！他说他是单身！”
“他没结婚，”我说，“但他也没离婚。他真名叫赵建业，有个老婆叫王晓梅。而我是他的另一个老婆，用假结婚证骗来的。”
李娜瞪大眼睛，手里的手机掉在床上。
“你……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你可以去派出所问。”我走进病房，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你们昨晚去哪儿了？”
“我们……”李娜的眼神躲闪，“我们去旅游了，刚回来。”
“去哪儿旅游？”
“青岛。”
“玩了几天？”
“三天。”李娜说，忽然反应过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我想知道，”我说，“这五年，他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李娜不说话了，低下头，摆弄着被子。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问。
“一年。”李娜小声说。
“他怎么跟你说的？说他是单身？说他是赵建国？”
“他说他叫赵建国，做工程的，经常出差。他说他没结过婚，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找。”李娜抬起头，眼睛红了，“他对我很好，给我买东西，带我旅游，还说……还说等他这个项目做完，就跟我结婚。”
“结婚？”我笑了，“拿什么结？拿假结婚证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老婆，更不知道他还有你……”李娜哭起来，“我以为他是真心的……”
“他对谁都是真心的，”我说，“对他老婆王晓梅是真心的，对我是真心的，对你也是真心的。他的真心多得是，可以分给好几个人。”
“那你……你打算怎么办？”李娜问。
“我不知道，”我说，“但你可以告他诈骗。他骗了你，骗了我，还骗了他老婆。”
“他老婆……”李娜迟疑了一下，“她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我说，“如果知道，早就闹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李娜的抽泣声。隔壁床的病人和家属都看着我们，眼神好奇。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李娜问。
“他快死了，”我说，“在ICU，二次出血，如果不手术，活不过今天下午。”
李娜倒吸一口凉气：“那……那你签字手术啊！”
“我不签，”我说，“我没资格签。法律上，我不是他老婆。你也不是。能签字的，只有他真正的老婆，王晓梅。”
“那……那联系她啊！”
“联系不上，”我说，“而且，就算联系上了，她愿不愿意签，还不好说。毕竟，她老公在外面有两个女人，还骗了别人五年。”
李娜不说话了，只是哭。
我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如果你想起什么关于他的事，可以告诉我。比如他平时和谁联系，有没有别的住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银行卡密码？”李娜愣了一下。
“嗯，”我说，“他要是死了，遗产得分。房子车子存款，有我的一半。虽然结婚证是假的，但钱是真的。”
走出病房，我回到ICU门口。王主任在等我。
“方宁，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不签，”我说，“但你可以联系他真正的老婆，王晓梅。她才有资格签。”
王主任愣了：“真正的老婆？”
“对，”我说，“他真名叫赵建业，已婚，妻子是王晓梅。我是被他用假结婚证骗的，法律上不算。”
王主任的表情很复杂，像是不知道该同情我，还是该责备我。
“那……我们有他妻子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我说，“但派出所在查，应该很快有消息。”
“可病人等不了那么久，”王主任说，“最多再撑一个小时。”
“那就没办法了。”我说。
王主任看着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从包里掏出结婚证，翻开。照片上，我和赵建业笑得那么开心。那时候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现在想想，真是讽刺。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固定电话。我接了。
“喂？”
“是方宁女士吗？我是派出所的老李。我们找到王晓梅了。”
“在哪儿？”
“在她父母家。她听说赵建业出车祸，很激动，说要来医院。但我们告诉她，赵建业可能不行了，而且他还有别的女人，她就……”
“就怎么样？”
“就说不来了。她说，赵建业是死是活，跟她没关系。她早就想离婚了，但赵建业一直不肯。现在正好，他死了，婚也不用离了，遗产她还能分一半。”
果然。
“她还说，”老李继续说，“如果你想要回你的那部分财产，可以找她谈。但前提是，赵建业得死。如果他活着，植物人或者瘫痪，她不会管，也不会出医药费。毕竟，她也是受害者。”
“好，我知道了。谢谢。”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王晓梅不会来，不会签字。李娜没资格。我也不会签。
赵建业，不，赵建国，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五年的男人，现在躺在里面，等死。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仪器的声音。我抬头看着ICU的门，那扇门紧闭着，像是隔开了两个世界。
门开了，一个护士走出来，看见我，犹豫了一下，走过来。
“方女士，病人情况很不好，血压一直在掉。王主任让我问你最后一次，你真的不签字吗？”
“不签。”我说。
护士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也有不解。但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去了。
我坐在那儿，等着。等一个结果。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我妈。
“宁宁，你在哪儿？”
“医院。”
“你……签了吗？”
“没。”
“你真的不后悔？”
“不后悔。”
我妈叹了口气：“我刚给你爸打电话，你爸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他都支持你。但他说，让你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能承受这个后果。”
“我能。”我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结婚证。红色的封皮，金色的字。我把它举起来，对着光。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个假章上，红得刺眼。
我慢慢地把结婚证撕开。从中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再撕成碎片。红色的碎片落在地上，像血，像碎掉的心。
撕完了，我把碎片扔进垃圾桶。站起来，走到ICU门口。
门开了，王主任走出来，摘下口罩，看着我，摇了摇头。
“他走了。”
第四章 真相
赵建业是下午三点十七分走的。
王主任说他走得很平静，血压一点点掉下去，心跳一点点变慢，最后成了一条直线。没受太多苦。
我没进去看。人都死了，看不看都一样。
护士让我去办手续。死亡证明，遗体处理，各种文件。我坐在办公室里，一张一张地签字。方宁，方宁，方宁。签了十几张，手都酸了。
“遗体怎么处理？”工作人员问。
“火化吧，”我说，“骨灰……让他父母来领。”
“他父母联系上了吗？”
“派出所应该联系上了，”我说，“你们问派出所。”
“那费用……”
“我垫付的医药费，从遗产里扣。其他的，找他父母，或者他老婆。”
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从办公室出来，天已经暗了。雨又开始下，淅淅沥沥的。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急着送病人进急诊的，有扶着老人慢慢走的，有抱着孩子一脸焦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无奈。
我打了辆车回家。车上，司机在听广播，是一个情感热线节目。一个女人在哭诉，说她老公出轨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主持人耐心地劝她，让她想开点，为了孩子，为了家。
我闭上眼，不想听。
到了家，我推开门。屋里还保持着昨天的样子。厨房里，昨晚的碗还没洗，泡在水池里。餐桌上，剩菜还在盘子里，已经馊了。沙发上，赵建业的外套还搭着。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走进卧室，打开衣柜。赵建业的衣服还挂在里面，西装，衬衫，裤子。我一件一件取出来，扔在地上。还有他的袜子，内裤，领带，皮带。全都扔出来，堆成一座小山。
然后是书房。他的书，他的文件，他的笔记本电脑。全都拿出来，扔在客厅。
然后是卫生间。他的剃须刀，他的牙刷，他的毛巾，他的洗发水。全都扔出来。
客厅里堆满了他的东西。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堆东西，心里空荡荡的。
手机响了，是派出所的老李。
“方女士，王晓梅来了，说要见你。”
“在哪儿？”
“派出所。她说想跟你谈谈遗产的事。”
“好，我马上来。”
我又打了辆车去派出所。王晓梅已经在了，坐在调解室里。我走进去，她抬起头。
她四十岁左右，短发，微胖，穿着碎花衬衫，黑裤子。看起来很普通，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你是方宁？”她问。
“是。”
“坐吧。”
我坐下。老李给我们倒了水，出去了，关上门。
“赵建业的事，我听说了。”王晓梅开口，声音很平静，“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骗人。”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王晓梅说，“我跟他结婚十五年，有个儿子，十三岁。他在外面有女人，我知道，但我没想到，他还有你，还有一个家。”
“你没想过离婚？”
“想过，但他不肯。他说离婚可以，房子车子归他，儿子归我。房子是我们一起买的，贷款还没还完。车子是他买的，但用的是共同存款。我不甘心，就一直拖着。”王晓梅顿了顿，“现在他死了，也好。婚不用离了，财产也能分了。”
“怎么分？”
“按照法律，我是他合法妻子，遗产我有份。你是他事实婚姻的伴侣，但因为没有登记，可能分不到。不过，你们有共同财产，这部分你可以争取。”
“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车子也是。存款，有一部分是我的工资。”
“那你可以要回你那部分。”王晓梅说，“我不贪心，该我的我要，不该我的我不要。但有一点，他欠的债，我不负责。”
“债？”
“他在外面欠了钱，大概三十万。是赌债，我劝过他，他不听。现在人死了，债主可能会找上门。你是他同居人，可能会找你。但我不是，法律上，我不需要为他的个人债务负责。”
我愣住了。赌债？三十万？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王晓梅看出我的震惊，“他从来没跟你说过？”
“没有。”
“他就是这样，”王晓梅苦笑，“什么事都瞒着。他在外面有女人，瞒着我。他在外面欠债，瞒着我。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也瞒着我。他以为他是谁？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
我没说话。
“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王晓梅说，“人死了，债还在。那些债主不好惹，你小心点。”
“谢谢提醒。”
“不用谢，我不是为你好，我是为自己。”王晓梅说，“你越快处理好你的事，我越能早点拿到我的那份遗产。我儿子要上学，要花钱，我等不起。”
“我会尽快。”
“好，”王晓梅站起来，“那我们律师联系吧。具体怎么分，让律师谈。”
她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调解室里。老李走进来。
“谈完了？”
“嗯。”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找律师，”我说，“处理遗产，处理债务，处理这堆烂摊子。”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找我。”
“谢谢。”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雨停了，地上湿漉漉的，反射着路灯的光。我慢慢走回家，走得很慢，很慢。
回到家，客厅里那堆东西还在。我看着它们，看了很久。然后，我找了个大塑料袋，开始装。衣服，鞋子，书，文件，牙刷，剃须刀。一件一件，全都装进去。
装满了三个大塑料袋。我拎下楼，扔进垃圾桶。回来的时候，在楼下遇到邻居张阿姨。
“小方啊，这么晚还扔垃圾？”
“嗯，收拾一下。”
“你家建国呢？好几天没见他了。”
“他出差了。”我说。
“哦，出差好，出差赚钱。”张阿姨笑笑，“对了，我昨天包了饺子，给你拿点？”
“不用了，谢谢张阿姨。”
“客气啥，远亲不如近邻嘛。”张阿姨说着上楼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的背影。她不知道，赵建业已经死了。她不知道，我和赵建业根本不是夫妻。她不知道，这五年，我活在一个谎言里。
回到家里，我给律师打电话。律师是我妈的朋友，姓陈，专门打离婚官司的。我简单说了情况，陈律师说明天来见我。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赵建业的东西都扔了，屋子里一下子空了很多。墙上的结婚照还挂着，我站起来，把它取下来。照片上，我们俩笑得那么开心。
我把照片框拆开，取出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日期：2018年6月12日。我们“结婚”的日子。
我把照片撕了，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开始打扫。从厨房开始，洗碗，擦灶台，拖地。然后是客厅，书房，卧室，卫生间。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
我要把赵建业的痕迹，全部抹掉。
打扫完，已经是凌晨两点。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床很大，我一个人睡，显得空荡荡的。以前赵建业在的时候，我总觉得挤，他老抢被子。现在他不在了，被子全是我的，但我睡不着。
睁着眼，看着天花板。脑子里过电影一样，闪过这五年的片段。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他说他爱我，说要娶我，说要给我一个家。
都是假的。
眼泪流出来，顺着眼角，流进头发里。我没擦，任它流。
不知道哭了多久，我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赵建业站在我面前，笑着对我说：“宁宁，我回来了。”
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你老公啊。”
我说：“你不是，我老公死了。”
他说：“我没死，我活得好好的。”
我说：“那你告诉我，你真的叫什么？”
他说：“我叫赵建业。”
我说：“那你老婆是谁？”
他说：“王晓梅。”
我说：“那我呢？”
他说：“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说：“你爱那么多人，累不累？”
他不说话了，只是笑。笑着笑着，脸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我惊醒了，一身冷汗。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今天是个晴天。
我起床，洗漱，做早饭。煎了个蛋，热了杯牛奶。吃完，坐在沙发上等陈律师。
九点，陈律师来了。五十多岁，戴眼镜，看起来很干练。
“方宁是吧？你妈妈跟我说了你的情况。”她坐下，打开公文包，“我们先理一下。第一，结婚证是假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第二，你们共同生活五年，有共同财产。第三，他有合法妻子，有儿子。第四，他有债务。是这样吗？”
“是。”
“好，”陈律师拿出笔记本，“我们先说财产。房子，车子，存款，有哪些？”
“房子是婚后买的，首付他出了一半，我出了一半，贷款一起还。名字是我们两个人的。车子是他买的，但用的是我们共同的存款，名字是他的。存款，我工资卡里有二十万，他卡里不知道有多少，但应该不多，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另外，他可能还有别的账户，我不知道。”
“房子现在市值多少？”
“大概三百万。”
“贷款还剩多少？”
“一百五十万。”
“车子呢？”
“买的时候二十万，现在可能值十万。”
“好，”陈律师记下来，“存款，你卡里的二十万，是你的个人财产，可以要回。他卡里的，属于他的遗产，由合法妻子和儿子继承。房子，你出了一半首付，还了一半贷款，这部分是你的。剩下的，是他的遗产。车子，是用共同存款买的，但名字是他的，属于他的遗产，但你要证明购车款是共同财产。”
“怎么证明？”
“银行流水，转账记录，都可以。”陈律师顿了顿，“不过，他有债务，三十万。债主可能会要求用遗产还债。如果遗产不够，可能会追讨到你们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那部分。”
“意思是，我可能拿不到钱，还要帮他还债？”
“有可能。”陈律师看着我，“但你是受害者，可以主张他是诈骗。如果能证明他是以结婚为名诈骗，他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你不需要承担。而且，你可以要求赔偿。”
“怎么证明？”
“假结婚证，假身份，这些都是证据。另外，他同时和你以及王晓梅保持婚姻关系，涉嫌重婚。虽然他人死了，刑事部分不追究，但民事部分，你可以要求赔偿。”陈律师合上笔记本，“我会帮你整理材料，起诉到法院。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
“我等得起。”
“好，”陈律师站起来，“那我先回去准备。你有任何材料，比如银行流水，购房合同，转账记录，都发给我。”
“谢谢陈律师。”
“不客气，你妈妈是我老朋友，我会尽力帮你。”
陈律师走了。我开始整理材料。银行卡，存折，购房合同，贷款合同，车子的行驶证，发票。一样一样找出来，拍照，发给陈律师。
做完这些，已经是中午了。我泡了碗面，坐在沙发上吃。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我擦了擦，继续吃。
手机响了，是李娜。
“喂？”
“方宁，是我，李娜。我能见你吗？”
“有事吗？”
“我想跟你聊聊，关于赵建业的事。”
“在哪儿？”
“医院旁边的咖啡厅，你知道吧？”
“知道，半小时后见。”
我换了衣服，出门。咖啡厅不远，走路十分钟。李娜已经在了，坐在角落里，胳膊上还打着石膏。
我走过去，坐下。
“喝什么？”她问。
“不用了，有什么事直说吧。”
“我……”李娜咬着嘴唇，“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们都被他骗了，我们应该联手。”
“联手？”
“嗯，”李娜说，“他骗了我们，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他的遗产，我们应该分。他的债务，我们应该一起对付。还有，他可能还有别的女人，别的债。我们应该把这些人找出来，一起告他。”
“告一个死人？”
“死人也可以告，告他的遗产。”李娜说，“我咨询了律师，他说我们可以起诉，要求返还他诈骗的财物。他给我花过钱，也给你花过钱，这些钱，都可以要回来。”
“你要告就告吧，”我说，“我不参与。”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我说，“他的钱，他的债，他的事，我都不想再碰。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然后重新开始。”
“可你不觉得不甘心吗？”李娜说，“他骗了我们，我们就这么算了？”
“不甘心又能怎样？”我看着李娜，“告他，让他身败名裂？可他已经死了。告他的遗产，拿回一点钱？可那点钱，能买回我的五年吗？能买回你的青春吗？不能。既然不能，何必再浪费时间和精力？”
李娜不说话了。
“你还年轻，”我说，“忘了他，重新开始吧。找个好人，好好过日子。别像我，五年了，才发现自己活在一个骗局里。”
“你……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我说，“先处理完这些事，然后……可能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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