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肖瑶
编辑 | 黄茗婷
时隔近20年，法医刘良再次拿起解剖刀。
这是一个不足半岁的孩子。2025年11月，孩子刚出生没几个月，就因“心脏房间隔缺损”而被推进手术室。9个小时后，孩子骤然去世。
这件事被报道后引发公众关注，人们对真相的呼吁，混合着对一条幼年生命逝去的悲痛，涌向刘良。半个月后，他完成了对那个年幼生命的尸检工作。
一起备受关注的社会事件，让法医刘良这个名字，再次浮出公共舆论的水面。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医事业版图里，刘良从未离开过——从事法医工作43年，主刀或主持的尸检案例4000余件，参与案件超过7000例，且40多年从未出错，创下了“零冤假错案”的纪录。
4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刘良长期在推动法医工作进步的一线。不少备受社会关注的典型、重大要案，都有他的身影。比如1995年的聂树斌案、2003年的湖南黄静案、2014年的山西周秀云案。2020年，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解剖，也是刘良及其团队完成的。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良，成为了国内法医病理领域，还在坚持上解剖台的，年龄最大的一位。
2026年3月，刘良出版了首部大众科普书《真相不会沉默》，书中回顾了他40多年法医生涯中的21个真实案件。相较于此前参与出版的专业学术书籍，这次，他用通俗的语言聚焦一桩桩案件中的情景，尤其是那些本可避免的悲剧：被网贷压力逼到服毒自杀的26岁女孩，被怀疑出轨而被男友投毒杀害的21岁女孩，死于毒瘾儿子屠刀下的母亲……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里，而死亡发生在瞬息之间。
4月，北京柳絮纷飞的时节，南风窗记者见到了刘良。刘良为人的松弛与幽默广为流传。在这场关于死亡、人性之恶的采访中，他在话题间隙偶尔制造的欢笑，带来了一种温和的反差感。他讲自己在密室逃脱里抱住装鬼的NPC，讲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见证的死亡愈多，他愈加想要描绘生命的鲜活与可贵。
从事法医工作40多年，刘良已经“到了一个去关注未来事情的阶段”。如今，他对自己的期望，是能去做一些事情来教大家尽力避开日常生活中的死神，来传达自己对“如何去体验、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思考。
01说真话
初见刘良，他微笑着点头，双手自然下垂，没有要与来访者握手的意思。这是他自成为一名法医后就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也是法医工作者内部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有顾虑，所以从不主动与人握手，稳稳站在那不为人知的偏见后面，守住职业尊严的最后一线。
20世纪80年代，刘良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出差，他下意识地与人家热情握手，对方却下意识地后退。他到村里去挖棺材，走进去之前，村民们敲锣打鼓，“觉得青天大老爷来了”，做完工作之后，刘良想到村子里去洗个手，却被人劝阻：你到河边小沟洗一下算了。
但正是这双手，触摸过4000多条生命留在世上最后的密码。用刘良的话来说，法医就像“翻译官”，将死者的痕迹，翻译成生者的语言。
人的身体是一台精密的仪器，也是有关人类生命为数不多的、绝不撒谎的“信号站”。法医的工作，就是从身体肌理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里找出真相。
被冻死的人为何会呈现微笑状态？在专业上，这叫“尸笑”，人在极端寒冷的状态下，面部肌肉会痉挛性收缩，呈现嘴角牵拉上扬的表情。30岁的年轻人，为何咬破一颗牙齿就身亡？刘良打开这具年轻的身体，才发现心脏的冠状血管已经被堵死，看似意外的悲剧背后，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对人的缓慢绞刑被揭晓了。
哪怕遗体不再存在，活过的人也可能留下密语。一名38岁因肝病去世的女工，遗体已经火化，但通过不足1平方厘米肝组织蜡块，刘良依然揭出了其被丈夫慢性投毒杀害的事实。
遗憾的是，虽然人体不会撒谎，但真相未必是人人都想要的。即便是死者至亲的人，也可能在复杂的利益交织、法律诉求下，对真相有所忌惮。
一次，刘良解剖一名老太太。生前，老太太身上常年积伤，却不敢对外说实话。那次，儿子与儿媳用剪刀在母亲身上扎了数十刀，还揪着她的头往墙上撞。老太太最终死于“失血性休克”，全身近百道伤口。
刘良需要找出最终的致命伤，这是将施害者绳之以法的关键信息。那次，光是解剖，就从早上10点一直做到了下午5点。
不过，对刘良来说，与活人打交道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比与死人打交道更久。解剖一具尸体，通常花去1～3个小时，但与当事人相关各方协调、沟通与商榷的过程，长则耗掉1～2天。
有人千方百计找到刘良，不是为了求一个真相，而是希望用法医之手，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有人拿着AI搜索出来的结果，要求法医解剖出那个结果，或是直接提出要求：“你得先告诉我，这个报告会得出个什么结论，是不是有利于我？”
但刘良只会告诉对方：“我不是为你服务的，也不是为他服务的，我只为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服务。”法医鉴定必须完全忠于真相，而非忠于活着的人的利益。
只负责鉴定死亡原因，读懂遗体，这既是法医的轴心，也是边界。因此，一些情、理、法的纠纷，法医不能参与。只不过，这里面仍然有可以容纳缓冲良知和良心的地带，而且总能被刘良捕捉到。
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被助产士拉坏神经，终身残疾，长大后不能走路、写字。根据法律，作为主要责任方的医院，可以负56%～95%的责任比例。刘良会建议法官“不低于80%”，对于残障人士，他都会尽力辅助，为对方争取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对在分娩中去世的母子，刘良检查发现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出现了羊水栓塞，解剖报告虽然不能对因果关系下判断，但刘良会把“死于羊水栓塞”写成“在分娩过程中出现羊水栓塞”——讲了真话，也通过时间上更详细一步的描述，为死者争取了一份最后的权益。
02“真的喜欢，会忍受很多东西”
1978年，刘良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毕业，刚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武汉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从事临床工作。然而，刚工作两周，在一次回校拿行李时，刘良偶遇了一名被分配到法医病理学教研室的同学。那名同学十分不适应法医工作，见到尸体就想吐，干不下去，想调岗。
恰好，对法医有着浓厚兴趣的刘良与同学一拍即合，两人对调。刘良就这样站到了解剖台前。当时，刘良偶然接触了苏联法医学家阿夫杰耶夫写的《法医学》，他第一次知道，人死后尸体的变化竟可以辅助活着的人去推导其生前经历的事。“我们临床医学上没有哪本书讲什么尸斑、尸僵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什么意义？”他想，“人的生老病死，死亡这一段的事情，还真没有人去讲。殡葬业也不讲这个事儿。”
刘良入行后亲手接触的第一起案子，是解剖一名被分尸的女性。那是1983年9月的一个晚上，9点，他看到了死者，四肢被肢解，脖子上有一道大口子。在这之前，刘良摸过的尸体都是被福尔马林泡过的“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人的皮肤质感、气味，也混杂着浓浓的药水味。但这次不是标本，而是实打实的刚去世没多久的人。刘良壮着胆子接近她，手触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其实和“冰箱里的猪肉”很像。
看见尸体第一眼，刘良下意识断定，这是仇杀。当时，带他的老法医却让他不急着下结论。等到第二天尸体晾干后，颈部皮革样化的擦伤、眼睑结膜出血显现让刘良恍悟，死者是被掐死后再分尸的。
当时，老法医叮嘱刘良：“尸体不会说谎，只是需要我们耐下心，读懂它的语言。”30多年过去，刘良始终牢记这句话。它是法医界的金科玉律，是从事这一行业的核心伦理。
几乎每一个法医学生都要经过对尸体脱敏的过程。法医行业不拒绝任何人，但会筛选出不适应者。如今，刘良接触的学生，“90%以上（在这方面）都没有困难”，在他看来，真正对法医事业有热忱的年轻人，都不会被“尸体”劝退。
刘良记得，2025年7月办的一个培训班里，一位为了写小说来了解法医的爱好者，只是看一眼尸体的照片，就直接吐了。刘良让对方再多看一眼，“他就躲得很远了”。
从业多年，刘良遇到不少克服不了气味和视觉刺激的业内人士。一些法官、检察官，只要看见鉴定书含有尸体的照片，“拿个夹子一夹，飞快地一翻就翻过去了”。
刚成为一名法医的时候，刘良曾请教一位在唐山大地震时搬运尸体的老兵，对尸臭产生心理障碍怎么办？老兵告诉刘良，他们当时会到厕所里去闻大粪的气味，让鼻子习惯那种味道之后，再闻尸体，障碍会小一些。
刘良嗅觉敏锐，能一下子闻出黄疸病人身上的氨臭味，把死人的胃部打开，闻到大蒜味就想到有机磷农药，闻到烧焦电池的味道就想起乙炔。在家里，一道菜刚端上来，他立刻闻得出哪道食材不新鲜。如刀刃般敏锐的嗅觉是法医的天赋。
见过的越来越多，禁忌却越来越少。解剖室外的刘良，“该吃吃，该喝喝”，死去的人摸起来很像冰冻的猪肉，刘良自己不吃猪肉。但这不是因为职业，而是因为“我血脂太高了”。从事这一行越久，他觉得自己的胆量越来越大。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胆囊被切掉了，他笑呵呵地说。
但随着专业能力与年龄一同增长，他还是会有忌惮，尤其是30多年前成为一名父亲之后，刘良许久难以直面对孩子的尸检和解剖。
《真相不会沉默》一书中，刘良回顾了不少自己接触过的未成年悲剧。7岁的孩子被宠物狗抓破手，三个月后被狂犬病夺去性命；18岁的高中生表白被拒，一口气吞下17颗火柴头，被医院误当作有机磷中毒抢救，最终竟被过量洗胃液夺走性命……
“养大一个孩子是很难很累的事，刚刚养大，就离开了父母，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拒绝去做解剖（孩子），做着做着就可能（把自己）带进去了。”刘良担心，这种情绪会影响到与自己共事的年轻人。
03活着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将法医学列为一级学科。这意味着，法医学获得了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学科同等的地位。
更长远来看，刘良认为，我国现代法医学的成就，直观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我国犯罪侦破率的领先上。目前，我国是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破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法治日报》2026年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现行命案破案率达99.9%，创历史新高。
其二，则是“人群中的危险性因素早期防控”。一个精神病人忽然情绪失控，如何甄别和防控？“精神病医生不管这事儿，法医要管这事儿。”刘良说。
横跨“生”与“死”、医学与刑侦，这种特殊的职业性质，赋予法医工作者们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至少对刘良而言是这样。他喜欢挑战，几十年前的旧案、争议满满的案子，总让专业人士皱眉，但刘良一般都会要求机构接下，“既然别人有难来找我们，我们就应该——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半个月后，刘良代表团队向湖北省政府提交了紧急报告，主动提出对新冠肺炎逝者进行尸检。同年2月16日，刘良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一间手术室，主刀完成了全世界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
有一些事是必须有人做的。除了喜欢挑战以外，刘良也怕，如果交给不够专业的人做，会不会适得其反？真相会不会无法得到保护？
不过，参与公共议题，对他而言有时会变成压力。2026年1月，在完成“小洛熙”的尸检工作后，刘良每天都会遭到大面积网暴。他用另一些对自己表达感激和感动的声音来缓冲情绪，但也会因这些谩骂自己的声音而陷入内耗。
也是在那段时间，刘良录了一段临终视频，交代自己的后事。
早在2022年，61岁生日前夕，刘良就追随已故父亲的脚步，公开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2016年，刘良的父亲病逝，离世前，他拒绝插管，希望保留遗体完整，为医学研究献一份力。
如今，刘良的背包里，随时背着一本遗体捐献证。他将执行人委托给了自己的学生，而非至亲的家人。他怕，真到了那一天，家人会反悔。
不过，如果真有一天，他可以以“大体老师”身份，被放在位于自己办公室隔壁的解剖教研室大池子里，刘良希望，站在自己面前的学子能“开开心心的”，“别怕我，好好地、慢慢地，多看两下”。
他也会向后辈们表示歉意。过去十几年来，由于长期高强度、高压的工作，刘良相继摘掉了身体里的胆囊和阑尾。“抱歉，没有保证一个完整的东西（躯体）让你去看。”
在生与死之间游走40余年，刘良在职业上的使命感，延续到了对待整个生命的态度上。在他看来，活着，就得好好地活，既要对得起活着的人，也要对得起离开的人。
一次，刘良团队在完成一例案件的尸检工作后，连夜将组织样本送回武汉。驱车路上，为避开一条水沟，车撞上了树。好在，车中五个人都没受伤，刘良除了小腿在下车时被草丛划了一下，别无大碍。几人惊魂未定地从车上出来，打开后备箱一看，解剖后的组织材料还好好的。“你们看，他还好好的。我们得托他的福，他的问题都没解决，我就不能走。”刘良笑着对学生们说。
虽然语气轻松，但回到武汉后，同行的一名同事问刘良：“刘头，如果我们今天死了，我们要在哪里火化？”刘良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自己死后的问题，只得回答：“我命长得很了，我知道什么？”
回到学校，坐在办公室里，那位同事又敲门来问他。刘良没好气：“你说这事儿干吗？”火化？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从没想过。
关起门来，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刘良逐渐泪流满面起来。有关死亡的眼泪好像是一种本能，在模模糊糊的本能里，他心有余悸地想：“我车上那几个小伙子还没结婚，还没有对象。”他不能接受那些年轻的生命与自己一起戛然而止。
解剖工作做久了，死亡二字，在刘良内心深处越来越沉重，但也越来越能直面。在他看来，自己是越来越看得开，“为死者言，为生者权”，这是件“积德”的事儿，德越积越多，活下去的信念和力量也越积越多。
“人要学会厚脸皮地，开心地活下去。”他爽快地笑，说给自己，也说给正在看见他的年轻人。“你骂我也好，你说我怎么样也好，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就好好地活着。”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0期
值班主编|吴擎
排版|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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