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文
马克思早在1846年就已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也是以往活动的产物。美国彭博新闻社2020年10月27日发布了舒曼（Michael Schuman）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势不可挡地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历史重演》。文中写道：“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说是惊天动地，不如说是回归常态。中国在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是如此。我们抱怨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厂，为商场里充斥‘中国制造’而烦恼。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主要的制造中心和出口国，能够生产出规模惊人的贵重商品。宋朝经历了一场近乎工业化的革命，比英国早了7个世纪。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苹果手机。在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前的几个世纪，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跳动心脏，贸易的纽带从中国南方横跨东南亚和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红海”；“用‘复位’来描写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要好得多。把现代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看作是一种复位，会迫使我们改变与之竞争的方式。我们西方人会讨论如何将中国纳入我们所创造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但中国绝不会满足于成为西方机器中一个单纯的部件”。这个“复位”之说，充分显示了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中国过去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密切联系。
今天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重大问题。林毅夫指出：“尽管中国在过去四十年转型期的经济表现非同寻常，但中国也为其成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招致公众不满，这也是快速工业化和缺乏适当监管的后果。此外，转型期间的主要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腐败和收入差距的加剧。”经济学家夏斌、樊纲和管清友在2015年就已警告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有人称未来三到五年是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最困难的三到五年。有人称，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则称当下为百年未有之变局”。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有多危险？》的文章中写道：“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了三十五年，以前的三十年我都很乐观，最近的五六年我转到悲观了。到现在经济政策非常不明朗，听不到有些什么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也都与中国的过去有关。例如在生态环境方面，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中国的环境危机并非始于昨日。它的根源是数千年的。……在今日，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条件，及其运作的实质周围环境，都是此一历史可以显示的一些产品：庞大的人口，剥蚀的阶梯的田地，甚至是人造的土壤。……不知过去，就不能完全了解现在。”由于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因此要真正认识今天的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问题的内在根源。
因此，经济史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今天是由过去决定的。如果对昨天一无所知，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今天。过去是客观存在，绝不是一张白纸。事实上，任何国家的那张“纸”上，都满载过去留下的痕迹。倘若想抹去这些痕迹，人为地去制造一张“白纸”，随心所欲地“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么结果必然是灾难。苏联“沙塔林-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所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消极的东西，就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积极的东西，则如歌德所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这些遗产，不论好坏，都对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任凭人们主观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就中国而言，柏金斯说得很明白：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着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至于哪些是消极的东西，哪些是积极的东西，各占多大分量，以及消极的为何消极，积极的为何积极，等等，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审查，仔细盘点，深入研究，正确评估。只有这么做了，才能充分利用积极的东西，避免或者消除消极的东西。而弄清这些，就是经济史学者的工作。
我们以往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付出沉痛代价，经济改革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看到以往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等问题的错误看法，导致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现，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的经济发展大大迟缓于东亚其他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把这个起飞归功于经济改革，这是无可置疑的。前面引用过的威廉斯说“改革意即回复到事物的最初形式”，“改革一词仍然继续在使用，尽管其所描绘的政策包括废除先前的改革”，这一观点在中国的农业改革方面最为明显。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认为解放后用了三十年，好不容易消灭了私有制，结果分产到户以后又成私有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过去被否定的事物又回来了。然而在改革开放前那三十年中，我国10亿人口中有8亿是农民，8亿人辛辛苦苦搞饭吃，还只能使全国人民维持一种十分低下的食物消费水平。到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天翻地覆的巨变发生了。短短几年之后，田地还是那些田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技术也没有重大改变，但是为维持肉体生存的低水准消费而实行了几十年的粮食配给制度取消了，人民的食物供应大大丰富了，还居然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新问题。这个事实证明：1979年以前三十年中消灭小农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1979年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归，这个回归使被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对小农经济的错误看法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可见正确认识历史是何等重要。
因此，要认识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能够发生，就必须对中国经济史有更好的认识。不仅是经济学家需要这样做，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应当这样做。今天我们中国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如果我们不去好好认识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果，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改革开放否定了的一些东西重新拿起来，从而使得今天的经济奇迹褪色，甚至难以继续下去。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在许多人想象中，经济史很枯燥，不像政治史、文化史那样吸引人。对于许多人来说，读读历史上那些伟人的传记，或者讲述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世间经历的史学书籍，比起读那些讲述历史上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经济史著作，肯定要有趣得多。但事实上，经济史是很有魅力的，对于那些希图了解过去的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读者来说，读好的经济史作品可能比读文学作品还有趣。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18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有一部小说《昆廷·杜沃德》，写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卫队青年卫士昆廷·杜沃德与伊莎贝拉女公爵及奥尔良公爵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以15世纪法国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路易十一与勃艮第公爵沙勒的斗争。小说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起伏，是英语文学史上的杰作。另外，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明斯（Philippe de Comines）写了一部《回忆录》，叙述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统治时期法国政坛的诡谲多变，以及和欧洲列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一本精彩的读物。然而，被称为“客观主义历史学开创者”“历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之父”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他晚年口授的一篇短文里说，他发现《昆廷·杜沃德》和《回忆录》两书所描绘的路易十一很不相同：“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经济史如果写得好，情况也如此。例如，中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经济史学，但有经济史作品，第一篇就是《史记》的《货殖列传》。李埏对这部经济史作品做了高度评价：“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太史公为什么要为这些人作传?对这个问题，上引的《太史公自序》已经作了回答。那种布衣匹夫之人能够息财富、称素封的现象，春秋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战国以还，富商巨贾辈出。降及秦汉，素封多至不可胜数。这实是一大变局。太史公撰著《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对此当然不能不书。”“太史公作《史记·货殖列传》，以范蠡、子贡冠篇首，是有微指的。它显示，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全篇自始至末，夹叙夹议，有许多令人叹服的卓识高论，确乎是一篇不朽的杰作!”由此可见，《货殖列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之前多个世纪中国商业经济的宏观图景，这是史无前例的。司马迁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也是破天荒的。由于包含了这么多的新东西，而且文字优美易懂，可读性很高，因此这部关于商人的传记作品读起来，就比之后众多的小说更有趣。
更有意义的是讲述中国在20世纪后期出现的“经济奇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经济史著作，如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尽管书中还有不少需要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读起来确实比读小说要更有趣，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行文流畅，不像许多专业学术著作那样充满专业术语和公式，可读性很强，普通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千年来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因此，我们应当消除“经济史著作枯燥无味”的偏见，多读些经济史学著作，从中不仅获得知识，也获得乐趣。
经济史学者赖建诚在台湾清华大学为经济系的学生讲授经济史时，发现学生对经济史不感兴趣。他分析了缘由，发现给学生读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作者主要是历史学出身，他们关注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这些著作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有让学生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分；而西方经济史著作，则是英文原著，学生读起来困难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从全世界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找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加上他自己写的，汇编为雅俗共赏的《经济史的趣味》一书，上编“西洋经济史的趣味”收入西方经济史学者写的短文40篇，下编“中国经济史的趣味”收入中国经济史学者写的短文18篇（其中8篇是他本人写的以及和他人合写的），作为课堂讨论教材。这个做法使得他的经济史课情况发生大变，选课人数爆满，学生对该课程的评分接近满分。因此，对于不专门学习和研究经济史学的读者来说，也可以找到有趣的经济史读物，从中获取知识和乐趣。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本文为《什么是经济史》一书书摘）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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