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乌力吉
5月5日，美国著名时评人、三届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发专栏文章《中美有个共同敌人，并非苏联》。他将正在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性比作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作出一个颇具分量的判断：气候变化、核生化武器扩散、全球供应链安全，尤其是人工智能失控风险等“全球性挑战”，已将中美命运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
这番出自美国主流舆论场的“命运融合论”，恰是对中国首倡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呼应。
近年来，对华强硬论调几乎主导了美国的涉华舆论，“脱钩断链”“全面竞争”之声充斥华盛顿朝野。在这样的语境下，部分美国精英开始谈论“命运融合”，更多是现实压力倒逼出的理性回潮。
经济上，“脱钩”的代价正在显现。强行切割并未带来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的奇迹，反而推高了企业成本，扰乱了正常的供应链预期。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持续迸发的创新能力，绝非几纸禁令就能从全球经济中轻易抹去。当企业、消费者、农场主和科技公司都要为“政治正确”埋单时，经济理性便会不断倒逼美方校正战略焦虑，转向务实合作。
技术上，非对称技术的爆发把大国合作从“可选项”推向“必选项”。弗里德曼援引微软前高管的观点指出，最新的代理式AI系统已让“两个人在山洞里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能攻击一国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现实。当小型恶意行为体获得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时，传统的对抗逻辑便难以提供安全保障。新时代的致命威胁不再仅来自假想敌国，更源于失序的世界本身。
政治上，中美关系在经历跌宕起伏后实现了总体稳定，为理性声音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双方正在探索一条“竞争中防失控、博弈中求合作”的相处之道。在今年2月两国元首的通话中，美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表示“乐见中国成功”。尽管此后在科技、贸易领域仍有施压动作，但这一表态至少表明，美方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承认中国“打不垮、隔不开、绕不过”，承认中美必须在若干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
正在进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高的历史定位，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其每一次重大转折都牵动全球的神经。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中美联手，足以应对诸多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议题。
从现实看，中美合作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首先，“命运融合”的认知为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新思路。该理论预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陷入零和博弈，但当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流行、AI失控等全球性风险时，竞争与合作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所谓“融合世界”恰恰表明，在深度依存的时代，试图打败对方，意味着同时严重损害自身。
其次，中美合作是修复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引擎。当前，联合国等多边机制面临效能挑战，而全球南方国家对发展权、技术权和公平治理的诉求却在不断上升。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气候融资、公共卫生、债务治理、核不扩散和供应链稳定等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两国相向而行，能够为多边机制注入信心和资源；若持续拆台，许多全球议程就会被拖入低效和内耗的泥潭。
最后，大国间的战略共识最终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来支撑。过去几年，留学签证收紧、社交媒体禁令、学术交流设限等人为障碍不同程度地侵蚀了两国社会互信，而中美关系的根基恰恰在民间。北京会晤之所以牵动世界的神经，还在于它释放出了改善中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如果美国部分精英对“命运融合”的认知能够向下传导，推动更多青年互访留学、更多地方省州开展合作，就能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构筑更为坚实的社会根基。
合作越是紧迫，底线越须清晰。拓展合作，须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前提。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不可触碰的红线。台海局势一旦生变，全球供应链、金融市场和地缘秩序都将遭受严重冲击，美国同样难以独善其身。美方若真心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就应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一致，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不能一边谈“命运融合”，一边继续升级芯片出口管制、将正常科技交流泛安全化。
弗里德曼指出，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我们必须以地球为尺度，推进治理、激励创新、深化协作、谋求共存。当中国十余年前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美国的回应，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固然存在，但合作日益不可或缺。
世界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不负时代，展现大国应有的胸怀与担当，拿出解决重大问题的责任感，把迟到的共识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与希望。【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审：邢砚薷 张晓雯 蒋新宇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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