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我裹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骑了二十里路的自行车，到公社参加年终总结会。手都冻麻了，耳朵也像要掉下来似的。进了公社大院，停好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车，就看见墙根底下蹲着几个认识的队长在抽烟，三三两两的，说着一年的收成和工分。

我那年二十五，在跃进大队当副队长，说起来也算年轻有为，可二十五了还没对象，这在村里可是大事。我妈逢人就托，隔壁王婶子的侄女、李奶奶家的外孙女，相了不下七八回，不是人家嫌我家穷，就是我看不上。其实我心里有数，不是我眼界高，是那些姑娘一见面就问“家里几间房”“弟兄几个”“一年挣多少工分”，问得我心里发毛。我就想要个不一样的，可这黄土地上的姑娘，哪个能不一样呢？

会议在公社的大会议室里开，那房子还算气派，青砖到顶，窗户上装了玻璃，不像我们大队部，糊的是报纸。我挑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掏出自带的搪瓷缸子，准备等会儿去锅炉房接水。陆续有人进来，抽烟的、咳嗽的、聊天的，满屋子人声鼎沸。

她就在那时候走了进来。

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领口露出碎花棉毛衫的边，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头上别着个黑色发卡。她没有跟任何人寒暄，径直走向前排靠左的位置，打开面前的本子，拿出一支钢笔。那份从容，那份安静，在一屋子的糙老爷们儿里，像一株长在麦田里的白杨，扎眼得很。

我愣愣地看着她，旁边的大队长老周拿胳膊肘捅我：“嘿，看傻啦？那是咱公社的会计，叫沈秀兰，听说刚调来不到半年。人家可是正经的高中毕业，城里来的知青。”

“城里来的？”我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口。

“可不是，家在省城呢。”老周啧啧两声，“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我没接话，可眼睛就是挪不开。她偶尔抬起头，目光扫过整个会议室，像秋天的湖水，清清冷冷的，没有一丝波澜。

会议开始了，公社书记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光顾着看她握笔的姿势，看她垂下来的碎发，看她偶尔轻轻咬着笔帽的样子。散会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没有跟老周他们一起走，而是在院子里磨蹭，等她出来。

她夹着笔记本出来的时候，我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一步跨上去：“同志，我……我能不能跟你认识一下？”

她停下来，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我心慌，像是被冬天的北风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你是哪个大队的？”

“跃进大队的，我叫赵国强，副队长。”

她微微点了点头，似乎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然后她说了那句话，每个字都像冰碴子一样清脆：“想娶我？先转正吧。”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棉袄的下摆在风里晃了晃，消失在公社大院的拱门里。

我站在院子里，像个傻子一样。

老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笑得直拍大腿：“哈哈哈，让你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挨了当头一棒吧？”

我没觉得是当头一棒。她说的是“先转正”，不是“不行”。这里面的区别，只有我能听懂。

从那天起，我像是被安上了发条。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带着社员下地干活。那时候还是大集体，生产队的活儿最怕的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我把我们队的几个骨干找来，重新分了工，定岗定责，按劳分配。有人不乐意，说风凉话：“赵国强这是怎么了？跟打了鸡血似的，他当上了队长能多拿几个工分咋的？”

我不理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转正。

那时候大队的正队长是老周，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不太好，前些年还落下了腰疼的病根。他看我这么干，私下里找我谈话：“国强啊，你这是真看上沈会计了？”

“周叔，我想把咱大队的生产搞上去。”

“少跟我打官腔。”老周抽了口旱烟，“我是过来人，你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真能把跃进大队的担子挑起来，我巴不得让给你。我这把老骨头，也想歇歇了。”

七三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我把县里推广的良种水稻引进了我们大队，又在河滩地上开了一片试验田。社员们没见过这东西，都不肯种，我说我先种，赔了算我的。我带着十几个年轻人，硬是把那片河滩地弄成了样板田。

三个月后，秧苗长得齐腰高，绿油油一片，整个公社都轰动了。

公社书记带着各大队的队长来参观，那天沈秀兰也来了。她站在田埂上，还是那副清清冷冷的样子，但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那么一瞬。

那一瞬就够了。

秋天的时候，我们大队的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在全公社排到了第二。更难得的是，水稻试种成功了，这在方圆几十里都是头一遭。老周在公社的总结会上作了汇报，其实活儿都是我干的，但他不抢功，在会上说了赵国强这个年轻人如何如何好。

那年的年终总结会，公社书记当众宣布：“经研究决定，赵国强同志接任跃进大队大队长。”

散会的时候，我没急着走，站在院子里等。她果然出来了，还是那件藏蓝色的棉袄，还是那两条辫子，只是棉袄的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了。

“沈会计。”我叫住她。

她站住了，看着我。

“我转正了。”

她没说话，但我看到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你说的，转正了就娶你。”

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到了脸上。她伸手别了一下，垂下眼睛，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院子里的落叶：“我说过这话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又抬起头来，这次她笑了，嘴角弯弯的，眼睛里有光亮在闪，像春天的河水终于解了冻，再没有那种秋水的凉意了。

“开春了再来找我吧。”她说完，转身走了，步子比上一次轻快了许多。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久，老周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咋样？”他笑嘻嘻地问。

“她说开春了再找她。”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好小子，你这是成了啊！赶紧回家准备彩礼去！”

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往家赶，二十里路，从来没觉得这么近过。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北风呼呼地吹，可我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火炉。我想着她说“开春了再来找我”时的样子，想着她嘴角弯弯的笑，想着她眼睛里那一点光亮。

七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慢。

我等啊等，等到柳树发了芽，等到河里的冰化了，等到地里的麦苗返了青。三月初八那天，我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兜里揣了一包好烟，骑车上公社。

到了公社门口，我跳下车，整了整衣领，深吸一口气。

她正站在院子里和同事说话，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大步走过去，站定。

“沈会计，开春了。”

旁边的人都不说话了，看看她，又看看我。

沈秀兰的脸慢慢地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她咬了咬嘴唇，低下头去，那样子像极了我家院子里那些羞答答的月季花。

“傻子。”她小声说了两个字。

我嘿嘿地笑了。

那一年的麦收时节，我和沈秀兰结了婚。婚礼在跃进大队的队部办的，摆了六桌酒席，老周当的证婚人。她穿着大红的棉袄，胸前别着一朵红花，好看得像画上走出来的人。

晚上闹洞房的人都走了，她坐在床边，我坐在她对面，两个人都有些局促。

“你说，你当时怎么就看上我了？”她忽然问。

我挠挠头：“不知道，就觉得你特别。”

“特别冷吧？”她笑了。

“不冷。”我说，“你只是嘴冷，心不冷。”

她歪着头看我：“你怎么知道？”

“你要是个冷心的人，当初就不会说‘先转正’，你会直接说‘不行’。”我认真地看着她，“你给了我希望，又逼着我去拼，你是想看看我有没有那个心气儿。”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其实那天在公社院子里，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的人不一样。你眼睛里有一种劲儿，我说不上来，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儿。”

“所以你才故意那样说的？”

“嗯。”她点点头，声音更低了，“我也是怕，怕你看上的只是我的长相，怕你只是一时冲动，怕你没有那个担当……”

我握住了她的手，粗糙的掌心贴着柔软的指尖：“那你现在不怕了？”

“不怕了。”她靠在我肩上，闭上眼睛，“你已经证明了。”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的石碾子上，照在那棵老槐树上，照在刚刚抽穗的麦田里。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渐渐地远了。

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

后来有人问我，当初怎么追到的沈会计。我说，也没什么，就是因为她一句话，我拼了一年。

那人说，这姑娘还真够厉害的，一句话就让你拼了一年。

我笑笑没说话。

她那一句话，不只是让我拼了一年。是她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得有担当，得有志气，得有让人看得上的资本。这一点，我感激她一辈子。

沈秀兰嫁给我之后，日子过得并不容易。城里来的姑娘，头一回下地插秧，蚂蟥叮在小腿上，吓得直哭，可哭完了照样卷起裤腿接着干。怀大儿子的时候，还跟着社员一起挑粪，我拦都拦不住。

“你转正了，我嫁给了你，我就跟你一样了。”她擦着汗说，“我也是跃进大队的人了。”

每年冬天，她都会拿出那件藏蓝色的棉袄，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我说做件新的吧，她总是说不急，这袄还能穿。我知道，那是她到公社上班时穿的第一件袄，是她的青春，也是我们的开始。

后来包产到户了，后来改革开放了，后来我当了村支书，她去了乡里的信用社。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孩子们也大了，我们也老了。

前些年冬天，她翻出那件棉袄，已经穿不下了，可她还是舍不得扔。我把棉袄拿过来，叠好，收进柜子里。

“留着吧，”我说，“这可是咱们的媒人。”

她笑着白了我一眼：“什么媒人，是我瞎了眼，看上了你这个傻子。”

我嘿嘿一笑，没跟她争。

窗外的雪下得很大，跟一九七二年那个冬天一样大。可屋子里暖融融的，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她靠在我肩上，白发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我忽然想起她当年那句话：“想娶我？先转正吧。”

这一转正，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