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对于开滦马家沟矿这样的重工业企业，批林批孔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直接挤占生产与学习时间，甚至比安全生产还重要。
矿党委下发硬性指标：每班必须完成学习、写稿、开会三项任务，缺一项就扣发当月奖金。
马家沟矿采煤工刘振山，就是典型的被裹挟者。
刘振山四十岁出头，只上过三年小学，字都认不全，却被车间党支部要求必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我看孔老二的复辟罪行》批判稿。
白天，刘振山在井下干八个小时重体力活，浑身煤灰、腰酸腿疼。
晚上，还要坐在昏暗的宿舍，对着稿纸发愁。
刘振山连“儒”、“法”两个字都分不清，更不知道孔子是谁，法家代表什么。
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工友，从报纸上抄了几段套话，拼凑成一篇稿子。
刘振山照抄时，把“复辟”写成“复僻”，“儒家”写成“孺家”。
即便错字连篇，稿子依然在车间批判会上被当众朗读，还被评为“优秀批判稿”。
矿区批判会场面更荒诞。
每天下午四点矿工升井，来不及洗澡吃饭，就被拉到职工大礼堂开批林批孔大会。
几百名满身煤尘、穿着油污工装的矿工坐在一起，听矿领导念报纸上的口号。
台上讲“克己复礼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台下矿工们困意连连，不少人直接靠在椅背上打瞌睡，鼾声此起彼伏。
领导视而不见，照本宣科，只求完成流程。
评法批儒更是让一线工人摸不着头脑。
机电队开会讨论“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群天天维修电机、抢修水泵的矿工，根本不懂什么郡县制、中央集权。
有老矿工忍不住问：“秦始皇是两千年前的皇帝，和我们挖煤有啥关系？”
此话一出，立刻被政工干部当场批评“思想落后、阶级觉悟低”，吓得众人再也不敢出声。
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人人发言”任务，很多工人只能硬着头皮说套话、空话。
有人说：“孔老二要克己复礼，就是想让我们矿工重新受地主、资本家压迫，我们坚决不答应！”
还有人胡乱联想：“林彪和孔老二一样，都想搞倒退，我们挖煤就是干革命，反对倒退！”
别看发言毫无逻辑，在当时却是最安全、最标准的回答。
批林批孔运动中，最尴尬的群体是知识分子和教历史的老师。
他们懂历史、懂儒学，却必须违背专业常识，强行歪曲历史，把复杂的中国思想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儒法斗争史”。
唐山某中学教历史的周老师，曾私下研究儒家经典多年，
运动开始后，被要求给全校师生做“儒法斗争史”报告。
报告稿由上级统一拟定，通篇都是“儒家反动、法家进步”的极端结论。
周老师只能硬着头皮照本宣科，明明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却要当众批判他“开历史倒车，维护奴隶主利益”。
课堂上，一名学生举手提问：“老师，孔子教大家讲礼貌、孝顺父母，难道也是反动的？”
周老师瞬间僵住，不知如何回答。
他既不能违背统一口径，又无法欺骗学生，只能含糊其辞地说：
“那是封建糟粕，我们要批判。”
课后，周老师在办公室偷偷叹气：“教书几十年，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
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学术研究彻底停滞。
所有文史类论文必须紧扣评法批儒主题，写商鞅、秦始皇、王安石才是正确的；研究孔子、孟子、程朱理学，直接被视为“尊孔复古”，会被贴上反动标签。
不少学者为自保，只能放弃毕生研究，被迫撰写政治宣传式文章。
更难以理解的是全民化“法家崇拜”。
一时间，法家人物成了时代英雄：商鞅被塑造成反封建勇士，韩非成了革命理论家，秦始皇被誉为“千古一帝”。
大街上的宣传栏、黑板报，到处都是法家人物画像和标语。
有供销社卖起“法家语录卡片”，小学生人手一份背诵，而真正的历史真相，无人敢提，更无人敢问。
在唐山农村，批林批孔运动同样深入到每个生产队。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懂什么是儒家、法家，更不明白批判林彪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什么关联。
公社下达硬性要求：每个大队每周必须开两次批林批孔大会，农民必须写批判稿，还要组织田间地头的“地头批判会”。
很多不识字的老农，被要求上台发言，只能由大队干部代写稿子，老农照念，常常念到一半就忘词，场面尴尬而又滑稽。
一位老农在批判会上拿着稿子念：“林彪和孔老二，都是坏蛋，他们想让我们过苦日子……”
念完还不忘补充一句心里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俩是干啥的，让念就念呗。”
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干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最反感的是，批林批孔挤占了春耕生产时间。
本该下地播种的日子，却要开会、写稿、批判。不少生产队只能白天应付运动，晚上熬夜干活。
农民暗地里抱怨：“批判孔老二不能打粮食，不能填饱肚子，还不如好好种地。”
1974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收缩运动规模，限制过火行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
1975年后，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逐渐降温，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全民闹剧，没有带来任何思想进步，反而造成了思想混乱、生产停滞、学术倒退，留下了无数荒诞的时代印记……
（本文主人公王子平，男，1934年出生，河北望都人，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矿冶学院教授，中国灾害社会学奠基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