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主角》第9集中，米兰饰演李铁梅、花彩香饰演李奶奶、胡三元扮演小队长，秦腔版的《红灯记》正式出现在观众面前。
实话实说，舅舅胡三元饰演的小队长，现在看当然滑稽，放在当年就明显有着“走样”的嫌疑。
对于经历过红色年代的60、70后们来说，宁州县剧团黄正经对于宁州县排练《红灯记》的态度，有些敷衍，甚至是轻佻了。
作为家喻户晓的《红灯记》，在第一批“八个样板戏”确定之后，逐渐成为全国唯一的文艺样式。
可是，仅仅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人们很快就会看腻，而且仅靠《红灯记》剧组到全国各地巡演，让各地方剧团、剧组的人员没有创作产出，这样既不能检阅他们的革命思想，也无法真正占领文艺的全部阵地。
既然不能让“其他”文艺形式重新夺回文艺舞台，在旗手看来，“样板戏”的普及推行工作就是势在必行的。
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首先是横向发展，即“学习”。由全国各地的剧团、剧组到“八个样板戏”剧组进行实地学习，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表演方式以及先进的革命思想，学习完还要写学习笔记，开展学习的相关讲座、报告会等。
按照这个思路，各省的“观摩团”回到地方之后，就要照搬照演。为了更深入地在全国贯彻“样板戏”的学习，让其他剧种也能学“样板”演“样板”，要展开纵向发展，也就是“移植”。
对于地方剧团“样板戏”的移植，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走样”。
《中国戏曲现代史》中写道：“样板戏”里的正面人物永远被安排在舞台显著的地位或中心位置，反面人物则偏居于侧面，加上灯光、色彩的渲染，使正反面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夸张地突出正面人物的“高大”形象，形成了新的“表演程式”。
台词、化妆、角色形象“不走样”，在当时就是强制规定。如果“走样”，轻则是对作品的理解不到位，重则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还有更严重的……等着挨批吧您就。
在“样板戏”的移植中，人物的外貌形态、服装化妆、动作神态都必须符合各自身份，英雄人物即使受伤也不能表现出萎靡、憔悴的神态。
反面人物动作必然要萎缩、躲闪，还要被正面人物的气势所震撼而显得退缩和愚笨。
《主角》第八集，舅舅胡三元被夺了“敲鼓权”，让他饰演日军小队长。胡三元出场的时候，直接给了一束聚光灯，虽然显得非常滑稽，在当年肯定是不对的。
其实，就是胡三元画的眉毛是“李玉和”式的高挑大浓眉，很不符合“旗手”要求。样板戏对于“服化道”是有着严格要求的，英雄人物的妆容有着具体要求：有阳刚正气，眉毛上扬。反面人物则必须妆容晦暗，眉毛粗而散，眉尾向下耷拉。
电视剧给了胡三元一个大特写，很明显属于“高级错误”，如果放在当年就是极其严重的“走样”，后果如何，不用我多费口舌。
最重要的是，胡三元出场后，出现一束追光，还站在舞台正中央。
张嘉译本来就身材高大，加上拍摄的角度，让他的人物比例远远超过了“李铁梅”和“李奶奶”。
我们看一眼当年真正“样板戏”的站位，就全明白了。
真实的历史上，从1976年开始，豫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就开始了大规模改编。时至今日，豫剧版《红灯记》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京剧。
1971年，陕西省文化局也正式成立了《红灯记》秦腔音乐学习班。为了“样板戏”的改编，陕西省调集了全省的戏曲精英，其中包括戏曲音乐家王依群、秦腔作曲家肖炳，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屠冶九、潘哲，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正敏、刘易平以及来自陕北、陕南的戏曲音乐工作者，组成了庞大的创作组。
为了使《红灯记》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负责主旋律创作的潘哲、马生采、肖炳等坐长途车深入宝鸡、咸阳等地征求意见，到咸阳、兴平、扶风、虢镇等地的剧团，将创作的旋律唱给大家听，多方面听取意见后，作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后来，又经过三次较大的修改才定稿，形成乐谱，提供乐队及演员使用。
秦腔版的《红灯记》记谱细致到了什么程度呢？
每一个“装饰音”、“颤音”、“转调”、“换声”都有严格要求，就连乐队成员也必须一个音不错地按谱演奏。
这样的创作一旦形成，所有的演员和乐队都不允许即兴创作。
豫剧版《红灯记》同样经过了大量的移植和创作，由于京剧西皮、二黄散板的结构相似，所以移植后的豫剧版《红灯记》跟京剧区别不大，甚至更符合豫剧的唱腔规律。
比如李玉和的唱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一段唱腔符合二八结构，旋律流畅自然。在第三个上句“栽什么苗结什么果”一句，京剧使用了四分之一拍，4小节都是板起，这种结构不符合“二八”结构，豫剧音乐工作者对这一句进行了灵活处理。
在电视剧《主角》中，米兰用一件毛衣，跟主任老婆争取到了主角李铁梅的位置。在选角阶段，胡三元就去做花彩香的思想工作，让这位“大女主”去演李奶奶。
在当时，移植可不是随便移的，演员也不是随便可以换的。按照西安音乐学院对这段历史的记载：秦腔革命现代戏《红灯记》对于演员的挑选格外严格，当时挑选了六个李玉和、八个李铁梅的扮演者。
有意思的是，大名鼎鼎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豫剧《红灯记》中，就饰演李奶奶。
1974年，河南代表团赴京参加移植“样板戏”汇报演出，后由中央电台进行录音，并向全国播放。此时，“移植”样板戏已经在全国铺天盖地推广开来。
1974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写道：国庆演出期间，全国地方剧种当中出现了一批移植“样板戏”的剧目：其中包括了湖南花鼓戏移植的《龙江颂》、河北梆子移植的《杜鹃山》，以及湘剧、桂剧、彩调剧、晋剧、豫剧等学习和移植的样板戏折子戏。
移植中最惨的就是沪剧《红灯记》，他们作为早期的经典版本，旗手用了他们的本子，最后还得按照“京剧版”移植，到最后反而丢了自己的特色。
1975年1月和5月，秦腔《红灯记》晋京汇报演出，大获好评。
一年后，小说《主角》的作者，13岁的陈彦进入陕西省镇安县剧团当学员。这也就解释了，易青娥、封潇潇、楚嘉禾为什么在同一年被宁州县剧团录取。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当年“不容一丝走样”的铁律，如今成了电视剧里一处令人捧腹的闲笔。规矩能框住舞台上的站位，却框不住样板戏的命。
豫剧版、秦腔版《红灯记》至今还在民间鲜活着，历史反复验证过一件事，那些曾经三令五申强行勒令“不走样”的，反而最容易被时间冲散；在夹缝中自己调匀一口气的，红灯也才亮的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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