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哥哭穷十年。我没日没夜加班，吃馒头咸菜，借网贷给他凑彩礼、养孩子、还房贷。
直到我六岁的侄女在幼儿园毕业演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仰头问我：
“姑姑，我爸爸有好几栋楼收租，你为什么还住破房子呀？”
三栋自建房，六层高，月入租金六万。
别墅装修，奥迪新车，三亚旅行。
而我在月租三百的隔断间里，胃出血舍不得去医院，一顿饭掰成两顿吃。
他却在背地里说：“那丫头傻，给两个钱就打发了。”
至亲把我当成垫脚石,一场长达十年的杀猪盘
哥哥，既然你这么爱演穷人，那我就让你，假戏真做。
殡仪馆的冷气开得很足，六月的天，我穿着一条黑色裙子，膝盖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那年我十七岁，林建东二十岁。
父亲和母亲是在同一天走的。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在国道线上撞翻了他们从镇上回来的那辆摩托车。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化学课，班主任把我叫出去，说“你家里出了点事”。
林建东比我早到。他坐在灵堂外面的台阶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眼睛红得像兔子。看见我，他站起来，嘴张了一下，没说出话，先哭了。
我没哭。不是因为不伤心，是因为我不敢。如果我哭了，就承认这一切是真的了。
大伯把我们叫到一边，手里捏着一叠材料。“你爸你妈的后事，我们帮着张罗。现在有个事得跟你们说清楚——咱村搞旧改，你们家那栋老宅的指标已经下来了。按政策，你们家那块地皮，可以建三栋六层的楼房。”
我听得懵懵懂懂。十七岁的我，脑子里全是高考倒计时和化学反应方程式，对“旧改”“指标”“自建房”这些词几乎没有概念。
“建东是长子。”大伯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按规矩，这些房产该归他。小禾嘛，反正以后要嫁人，婆家会有房子住。”
林建东站在我旁边，没有说话，他甚至没有看我。
我当时不懂房产意味着什么。我想的是，爸走了，妈走了，我就剩这个哥哥了。钱和房子算什么？亲情才最要紧。
所以当大伯问“小禾你同意吗”，我说了“同意”。
我甚至主动补了一句：“哥对我好就行。”
林建东终于看了我一眼。他说：“小禾，哥以后养你。房子的事你信哥，哥不会亏待你。”
父母下葬后的第三天，我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读书了。
班主任打电话来，说“以你的成绩考个本科没问题”。我说“老师，我不考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小禾，你不要犯糊涂”。
我没有犯糊涂。我只是算了一笔账：林建东大二，学费一年五千二，生活费一个月至少八百。我如果要上大学，两个人加起来一年至少两万块。家里没有存款，没有保险，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老宅要拆了，但三栋楼还在纸上，建起来要钱，装修要钱，什么都等不起。
我不读，他就能读完。他读完了，找了好工作，我们这个家就有希望了。
这就是十七岁的我的全部逻辑。简单、朴素、愚蠢。
我去了东莞，在厚街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流水线上，十二个小时，插件、焊接、测试，重复几千遍。手被烙铁烫过很多次，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第一个月工资一千四百块，我留了三百，给林建东打了一千一。
他在电话里说：“小禾，你吃得好不好？”
我说：“好，厂里管饭。”
厂里确实管饭——白米饭管够，菜是一个素菜飘着几片肥肉。我不挑食，因为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
那一年，我十八岁。别人家在忙着给孩子办成人礼，我在流水线上过了一个没有任何人记得的生日。
林建东大三那年，说想买一台电脑，“学编程用”。我寄了两千八给他，那是我攒了四个月的钱。为了这钱，我申请了夜班。夜班一天多二十块补贴，但黑白颠倒，我的胃从那时开始出问题。
胃痛的时候我趴在流水线上，组长骂我“偷懒”，我咬着嘴唇把眼泪憋回去。
我没有告诉林建东。我怕他担心，怕他觉得亏欠。我觉得做妹妹的就应该这样——默默地付出，不应该让哥哥有负担。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太早学会了“不应该让身边的人有负担”。这种懂事，最后变成了一把插在自己身上的刀。
林建东大四那年，整个人的状态变了。他开始跟我谈“格局”“人脉”“资源”这些词，说学校里的课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出去社交。他说“学生会那帮人家里都有背景，得请他们吃饭”。
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八百变成了一千五，又从一千五变成了两千。
他没有直接说“小禾你多寄点”，他只是说“最近手头紧”“同学聚会不能不参加”“社交就是投资”。
我听懂了。我把自己的伙食从白米饭加素菜降到了白米饭加老干妈。早餐不吃了，晚餐有时候就是一个馒头。瘦了十五斤，脸色蜡黄，同事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减肥”。
那几年我学会了一项技能：用最少的钱活下去。我知道哪个牌子的老干妈性价比最高，知道超市几点开始打折处理馒头，知道公司食堂免费的汤可以打两碗。
我没有觉得苦。真的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画面——林建东大学毕业了，穿上西装，进了一家好公司，站在写字楼的落地窗前，给家里挣很多很多的钱。那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小禾，你辛苦了，以后哥养你。”
这个画面支撑了我三年。
林建东毕业那年夏天，我请了三天假，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老家看他。
他说“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资料员，实习工资一千五。说这话的时候他低着头，好像怕我失望。我赶紧说“一千五不低了，慢慢来”，把我的银行卡里最后三千块取出来两千塞给他，“租房要押金，你先用着”。
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学校旁边的小旅馆里，一张床四十块。我躺在床上，脚上全是水泡——十二个小时的硬座，我没买卧铺，卧铺要贵一百多。
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好起来。他毕业了，工作了，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我不知道的是，那两千块他没有用来租房。他请了系里一个师兄吃饭，那师兄说他可以帮忙“操作”一个更好的工作。
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顿饭花了八百多，剩下的钱他给自己买了一双鞋。
他的同学后来告诉我：“建东那两年花钱挺大手大脚的，我们都以为你们家条件不错。”
条件不错。对，条件不错。他的“条件不错”，是我用胃溃疡和三年的青春堆出来的。
毕业后他在那家建筑公司待了不到半年就辞职了。理由是“太累了”“没有前途”“老板不行”。他换了好几份工作，每一份都有不干下去的理由。但每次换工作中间的空窗期，生活费还是要我来出。
我说“哥你好好找份稳定的工作”，他说“你不懂，男人要折腾”。
我确实不懂。我只知道，他折腾了一年多，工资从一千五折腾到了两千八，而我在流水线上已经能做到三千五了。
但我没觉得不平衡。真的没有。因为他是我哥，我们是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那种“唯一的亲人”，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词。重到你可以为了它放弃一切——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身体、自己本来应该有的人生。
重到后来你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在意你的时候，你连恨的力气都觉得奢侈。
两千块的银行存款。
六千块的网贷欠款。
一把胃药。
一瓶老干妈。
七个馒头。
这就是我二十二岁那年的全部身家。
林建东说要结婚了。
对象叫王莉，是他一个同事的妹妹，在镇上的超市做收银员。我见过照片，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林建东在电话里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兴奋：“小禾，王莉她家里要八万八彩礼。”
八万八。
我的手抖了一下，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那时候的工资是四千二。房租三百，吃饭控制在四百以内，剩下三千五全部能攒下来。听起来不少，但我在过去四年里，已经给了林建东差不多六万块，自己手上的存款只有不到两万。
“哥，我只有两万。”
那边沉默了几秒。“小禾，你再想想办法。王莉她妈说了，没有八万八这个婚结不成。你哥我都二十八了，再不结婚像什么话。”
我想了想，说“我借借看”。
我借遍了所有同事。车间里的姐妹大多自己也不宽裕，你三百我五百地凑，凑了不到一万。我又去办了网贷，借了三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网贷，利息高得吓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三万的网贷，加一万二的借款，加我自己的两万存款，一共六万二。
我给林建东打了六万，自己留了两千过活。
他收到钱后给我发了一条语音：“小禾，你是哥的好妹妹。”
他说的是“你是好妹妹”，没说“我会还”。
我当时告诉自己，亲兄妹之间不用计较这个。他结婚了，成家了，日子稳定下来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网贷分十二期还，每个月连本带利要还三千一。我那个月交完房租、还完网贷、给林建东打完六万之后，银行卡余额是二百三十八块。
我在超市买了一箱泡面、一瓶老干妈、一袋馒头。二十块钱。
那两个月我每天吃一顿饭：早上一个馒头，中午公司食堂免费的米饭和汤，晚上一碗泡面。胃痛得厉害的时候，我吃一片从厂里医务室要来的胃药，喝两口热水，继续干活。
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我在工位上从来不哭，下班了回到三百块的隔断间里，才敢蜷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想我妈了。
我妈要是活着，她不会让我过这种日子。她会在电话里说“小禾你别太苦了自己”，会偷偷给我寄一点腊肉和香肠，会在过年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我的闺女瘦了”。
但她不在了，我只有我哥。
林建东的婚礼我没去成。不是他不想让我去，是我去不起。
请一天假扣一天工资，来回火车票要三百多，还要随份子钱。我算了一下，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要花掉至少半个月的伙食费。我跟他说“厂里不让请假”，他说“那你转个红包吧”。
我转了六百六十六。
后来王莉的朋友圈里发了婚礼的照片：林建东穿着西装，胸前别着花，笑得很开。王莉穿一身红色秀禾服，手腕上戴着一个成色很好的翡翠镯子。背景是他们租的一个礼堂，摆了二十桌，看起来气气派派的。
那场婚礼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收了我的六万块彩礼钱，又收了我六百六十六的份子钱，但我从未在他那里见过一分钱的回礼。
没有关系。我这样告诉自己。他是我哥。
这句话成了这些年我所有的“没关系”的唯一理由。
笑笑出生那年，我二十三岁。
林建东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流水线上焊一个电路板。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温柔：“小禾，你当姑姑了。”
我的手停了。焊枪停在半空中，焊锡丝在电路板上留下一个圆圆的点。
“女孩，六斤八两，叫笑笑。”他的声音里有笑意，“小禾，你侄女叫笑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不是伤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叫我“姑姑”的人。她那么小，什么都不懂，但她是我哥的女儿，是我的亲侄女。
“哥，你发张照片给我。”
他发了一张过来。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睛，拳头攥得紧紧的。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把流量用超了都没注意到。
我要对这个孩子好。我在心里说。
这个念头在以后的日子里，变成了林建东从我这拿钱的又一个理由。
笑笑满月的时候，他说“办酒席还差三千”。我打过去三千。笑笑三个月的时候，他说“奶粉要买进口的，一罐四百多，一个月要四罐”。我打过去一千五。笑笑一岁的时候，他说“王莉乳腺炎，没奶了，以后全喝奶粉”。我每个月的生活费里又多了一千块的“奶粉钱”。
那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五千。听起来不少，但扣掉房租、网贷、给哥哥的钱，我剩下的生活费不到一千块。
我依然住在月租三百的隔断间里。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顶楼没有空调，我买了一把二十块的电风扇，对着脸吹一整晚，第二天起来嘴都是干的。
同事问我“你怎么不租个好点的房子”，我说“我一个人住，不需要”。
其实不是不需要，是我没钱。
一个月的工资，五千块，流向是这样的：房租三百，网贷一千九，给哥哥两千，剩八百。八百块吃三十天，一天不到二十七块钱。早餐三块，午餐公司在食堂吃刷饭卡（五块），晚餐最贵的也就十几块。
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饭。同事聚餐我永远找借口不去。她们开始还叫，后来就不叫了。我在她们嘴里从“小禾”变成了“林抠抠”。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女同事在茶水间聊天，一个说“林小禾也真是的，一个月工资也不少，天天吃馒头，至于吗”，另一个说“人家说不定在攒钱买房呢”。
我没有在攒钱买房。我在攒钱给哥哥家用。
那天晚上回到隔断间，我对着墙上贴的笑笑照片笑了一下。我说：“笑笑，姑姑攒钱给你读书。”
笑笑当然听不到。但我觉得，好像只要我这么说了，吃馒头就变得有意义了。
笑笑三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哥哥的新家。
他之前在电话里说“租了个两室一厅，比以前宽敞多了”。我说“那我去看看笑笑”。他说“来吧”，语气不冷不热。
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从东莞到他们所在的那个三线城市。下了车又转了公交，到他们小区门口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足足两分钟。
这是一个新楼盘。电梯高层，楼下是花园和儿童游乐区，人车分流，大门要刷卡才能进。我穿着从地摊上买的三十块的T恤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站在那个气派的小区门口，像一个走错路的人。
林建东下来接我。他穿着一件polo衫，看起来比上次见时胖了一些，气色也好很多。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刷了卡带我进去。
电梯里他问：“最近还好吧？”
我说：“还行。”
他点点头。电梯到了十二楼，他掏出钥匙开门。
进门的那一瞬间，我看了一眼客厅。说实话，我有点意外——客厅不大，沙发是旧的布艺沙发，电视柜看起来也是旧的，茶几上铺着一块碎花布。王莉从厨房探出头来叫了一声“小禾来了”，就又缩回去了。
“你嫂子在做饭。”林建东指了指沙发，“坐。”
我坐下了。笑笑从房间里跑出来，扎着两个小辫子，看到我就扑过来。“姑姑！姑姑！”她声音甜甜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葡萄。
我一看到她，所有的疲惫和不自在都没有了。我抱起她，她比我想的重，我差点没抱住。
“笑笑，想不想姑姑？”
“想！”
我鼻子酸了一下。
王莉做了一桌子菜。四菜一汤，有鱼有肉。我看到那盘红烧肉的时候，喉咙动了一下。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一顿肉的钱够我吃三天的馒头。
林建东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我吃了。那块肉在嘴里化开的时候，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苦都值了。
我走的时候，偷偷在笑笑的枕头底下塞了两百块钱。
在大巴上，我给林建东发消息：“哥，你们家挺好的，我放心了。”
他回了两个字：“嗯嗯。”
我看着那两个字，心里有点奇怪的感觉，但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
现在我知道了。奇怪的是——一个“租”的两室一厅，装修虽然旧，但水电煤气很新，阳台上的洗衣机是西门子的，厨房里那套锅具是双立人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租房的人会买的。
但我那时候不懂。我只知道我哥不容易。
他不知道的是，我在看那套房的时候，在厕所的门后面看到了一双男士皮鞋。那双鞋是新的，鞋底的价签还没撕。价签上写着一个数字。
一千二百八。
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把这件事从脑子里赶出去了。也许是他单位发的，也许是打折买的，也许是我看错了。
我永远擅长为我哥找借口。这个技能，我用得比焊电路板还熟练。
笑笑四岁那年夏天，林建东说老家那边的“房子有些手续要办”，问我借两万块。
“什么手续？”
“就是产权的事，你不懂。急用，下个月就还你。”
我在电话这头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我换了工作，从工厂出来，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工资涨到了六千。手头攒了大概两万三，本来是打算把这个月的网贷最后一期还完之后，给自己换个好一点的房子住。
“哥，我只有两万。但我下个月还有一期网贷要还……”
“就一个月，一个月后一定还你。”
我把两万块转给了他。
那是我打工八年以来，第一次想给自己花点钱。我想租一个有阳光的房间，不用在冬天的时候缩在被子里发抖；想买一张真正的床，不用睡从网上买的折叠床垫；想吃一次真正的早餐，不用空腹去上班。
但这个念头只持续了几秒钟。挂了电话，我把银行卡里剩的三千块记在了本子上。房租三百，网贷最后一期三千一，还差四百。
我想了想，把早饭取消了。
一个月后，林建东没有还钱。
两个月后，也没有。
三个月后，我问他“哥，那两万块”，他说“最近手头紧，再等等”。
这一等，就等了两年。
钱没有回来，但理由一直在变：“年底结账就有钱了”“甲方没付款”“王莉病了花了不少钱”“笑笑要上幼儿园，学费一年两万多”。
笑笑要上幼儿园了。上的是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两万三。
我在手机地图上搜了一下那个幼儿园的名字，点进去看图片：塑胶跑道、蒙氏教具、外教课、烘焙课。一个月的费用比我一个月的房租还高。
我那时候的工资已经是七千了。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房租涨到了五百（我还是住在城中村，只是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隔间），吃饭控制在六百，交通一百，话费五十。剩下的大概五千八，其中两千给哥哥，三千存着，八百机动。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但我告诉自己，笑笑大了，要读书了，不能苦了孩子。
笑笑是林建东的女儿，但也是我的侄女。
这个逻辑现在看起来荒谬，但当时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那天是六月一号，儿童节。
我在物流公司做了两年调度，已经升了小组长，工资七千五。公司给每个员工发了六一儿童节的福利——一张两斤的草莓券，可以去合作的农场采摘。我没有孩子，本来打算把券送给同事。但笑笑在电话里说“姑姑我想吃草莓”，我改了主意。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转公交，到了农场。两斤草莓，红艳艳的，装在篮子里，漂亮得像假的一样。我一颗都没舍得吃，全部装在保鲜盒里，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去了哥哥家。
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我按了门铃，没有人应。我打了林建东的电话，他说“在外面办点事，你等等”。
我在小区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他带笑笑去上乐高课了。一节课两百八。
王莉开的门。她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衣，头发是刚吹过的样子。她看到我手里提着的草莓，笑了一下说“笑笑不在家，跟她爸出去了”。
我说“那我等一会儿”。
她让我进去坐了。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把草莓接过去放在了厨房。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拖鞋，上面有个小小的logo——一个我在小红书上看过的品牌，一双拖鞋要三百多块钱。
我想，应该是高仿。
笑笑和林建东回来的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笑笑一眼就看到我了，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姑姑！姑姑你给我带草莓了吗？”
“带了，你妈妈放厨房了。”
王莉从厨房端出那盒草莓，笑笑欢天喜地地跑过去，抓了一颗塞进嘴里。“好吃！”她嘴角沾着红色的汁水，笑得眼睛弯弯的。
林建东坐在我对面，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公司效益不好，这个月工资又拖了”。他叹气的时候，手腕上露出一块表。我没看清什么牌子，但表盘是深蓝色的，看起来很精致。
那天晚上王莉没有留我吃饭。她看了看表，说“哎呀，我们等会儿还要带笑笑去上舞蹈课”。林建东说“小禾你早点回去，晚了没车”。
我说“好”。
在回去的大巴上，我哭了。不是因为他那句话。是因为他明明可以说“小禾你留下来吃饭”，但他没有。我给了他十几万，他连一顿饭都没有留我吃。
我给我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忙。他有孩子要养，要还房贷，要交学费，他压力大，顾不上这些小事。
那天是六月底，星期天，笑笑幼儿园的毕业演出。
笑笑读的是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两万三。她马上要毕业了，园长给她们班排了一个节目——每个小朋友都要穿公主裙，站在台上唱《小星星》。王莉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说“笑笑一定要姑姑来看”“门票一张一百二，我给你买好了”。
我犹豫了一下，那天是个周六，我如果去，那天就没有加班费了。物流公司周末上班有双倍工资，我本来打算加班的。
但我想，笑笑要毕业了，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姑姑去看她。
我跟组长请了假。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平时对我挺好。她说“小禾你终于舍得休息一天了”，我说“我侄女毕业演出”。
毕业演出在幼儿园的多功能厅里。我到的时候，王莉已经在第三排占好了位置。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披着，化了个淡妆，看起来比平时年轻好几岁。林建东还没到，她说“你哥在路上了，堵车”。
演出开始前，我去后台看了一眼笑笑。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蓬蓬裙，头发扎成两个丸子，脸上的妆是老师帮忙画的——红脸蛋，红嘴唇，眼睛上涂着亮闪闪的眼影。
“姑姑！”她看到我，蹦了起来，“你来了！”
“姑姑来了，专门来看笑笑的。”
她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口红印在我脸上，我没有擦。
演出开始了。每个班轮流上台，唱歌、跳舞、朗诵。笑笑她们班唱了《小星星》，二十多个小朋友站成一排，声音奶声奶气的，跑调跑到姥姥家去了。但全场家长都很配合，鼓掌声此起彼伏。
我拍了很多视频。手机屏幕碎了，但录像功能还能用。
演出结束后的环节是在操场上野餐。每个家庭可以自带食物，幼儿园提供野餐垫和饮料。王莉拉着我坐在她们家的野餐垫上，笑笑在旁边跑来跑去和小朋友们疯玩。
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是笑笑的同学悠悠的妈妈。她跟王莉很熟，两个人聊了几句育儿经之后，她把目光转向了我：“这是笑笑的姑姑吧？听笑笑说过，她有个很爱她的姑姑。”
我笑了笑，说“是”。
悠悠妈妈又问王莉：“笑笑她爸爸今天没来？”
“来了，路上堵车，应该快到了。”
正说着，林建东来了。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打了发胶，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在野餐垫上坐下，王莉递给他一瓶水。他喝了一口，开始和旁边的家长们聊天。
我蹲在野餐垫的一角，给笑笑剥橘子。橘子很甜，汁水多，笑笑吃得满手都是。
几个小朋友玩累了，跑回来吃东西。悠悠坐在我旁边，笑笑跑过去搂着她的肩膀。
一个家长随口问了一句：“笑笑，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笑笑正要喝水，听到这个问题，放下了杯子，挺起小胸脯，声音清脆得像是排练过一样：“我爸爸是包租公！他有好几栋楼，每个月都有好多叔叔阿姨给他交钱！”
全场安静了一瞬。
知了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我的手停住了。橘子汁从指缝间滴在野餐垫上，留下一片橙色的水渍。
“笑笑！”王莉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你乱说什么！看动画片看多了吧？”
笑笑被妈妈的反应吓了一跳，嘴一瘪就要哭。但她的性格里有很倔强的一面，她没有哭，反而转向我，仰着脸，认认真真地说：“姑姑，你为什么还住破房子呀？我爸爸说你家连空调都没有。你来我家住吧，我家三楼有四台空调。爸爸说不让姑姑知道。”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的脑子里。我慢慢站起来，膝盖有些发软。
王莉已经站起来了，去拉笑笑的手，声音发紧：“笑笑有点发烧，说胡话了，我带她回去。”
王莉抱起笑笑，快步往操场外面走。悠悠妈妈和其他几位家长交换了一个眼神，有同情，有八卦，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知肚明。
我看着王莉的背影。她穿着一双平底凉鞋，鞋面上有一个小小的logo，和那次在她家看到的拖鞋是同一个牌子。
不是高仿。
林建东站了起来，脸上挂着不太自然的笑：“小孩子乱说的，别当真。”他的手搭上我的肩膀，“小禾，别多想。”
我拨开了他的手。
那个动作没有任何情绪。不是因为生气，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在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变得异常清醒。像是一层盖了很久的纱布被猛地揭开，光刺进来，疼，但也终于看清了。
我说：“没事。哥，我上个厕所。”
我去了洗手间。关上门，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着。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脸瘦得颧骨突出，嘴唇上没有血色，眼睛下面是一片青黑。
这是一张被吸干了十年的脸。
我洗了一把脸，擦了擦，打开门，走了出去。
操场上，家长们已经开始散了。悠悠妈妈走之前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带着悠悠走了。
我走到林建东面前，说：“哥，我先回去了。”
他看着我，好像想解释什么。但他最终只是说了一个字：“好。”
我走出那个幼儿园大门的时候，身后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六月的风很热，吹在我的脸上，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烫。我走了大概两百米，在一个公交站牌下停下来，弯下腰，撑着膝盖，喘了很久。
我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突然觉得整个人像被人从中间劈开了一样。不是疼，是一种空洞——我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汗水、十年的馒头咸菜、十年的胃痛和低血糖。
他不是没钱。他是有钱但不给我。
这个认知比任何刀子都锋利，因为它是从内部剖开我的。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刷卡，站在车厢最后面，抓着扶手。
窗外的城市在往后退。
我想起妈妈走的那天，殡仪馆里大伯说的“小禾反正要嫁人”。我想起林建东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不会亏待你”。我想起自己站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想起那个三百块的隔断间，想起那碗吃了无数遍的馒头咸菜，想起胃出血时他放下两百块钱就走的背影。
公交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红灯的数字在跳动，六十秒，像一场漫长的等待。
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他的聊天框。我没有发消息，我点开了他的头像，翻开他的朋友圈。
三天可见。
什么都看不到。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号——我用表妹的微信号搜了一下他的昵称。表妹的号不在他的屏蔽列表里。
朋友圈是全部可见的。
我一条一条往下翻。
三个月前：一张别墅的装修照片。配文——“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了。”
两个月前：他和王莉在三亚的合影。她穿着泳衣，他搂着她的腰，背景是蓝色的海和白色的沙滩。
一个月前：一桌菜，海鲜、红酒、牛排。配文——“老婆大人生日快乐，往后余生都是你。”
十天前：一张新车的方向盘照片，仪表盘上显示着奥迪的四环标志。配文——“提车了，下一站，更远的地方。”
我一条一条看下去，每一张图都放大看细节。别墅的客厅里有中央空调的出风口，楼梯扶手是实木的，墙上是巨幅的艺术画。三亚的那家酒店我搜了一下，文华东方，一晚三千起步。
我的手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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