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搬砖。八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我才听见。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本来不想接，但那几天一直在等工头发工资，怕错过。

“喂，请问你是XXX吗？”电话那头是个女的，声音有点抖。

“我是。您哪位？”

“我是李嫂。”她顿了一下，“李团长走了。今天早上。”

我手里那块砖“啪”地掉地上了，砸在自己脚趾上都没觉着疼。

李团长。李首长。

说实话，我当兵那会儿，新兵连最怕的人就是他。那年我十八岁，刚从农村出来，瘦得跟猴似的，第一次五公里摸底跑了个全连倒数第三。他站在终点掐着表，看见我最后那一百米几乎是爬过来的，脸上的表情我现在都记得——不是生气，是失望。他把我叫到一边，没骂我，就问了一句：“你就这点出息？”

那语气，那眼神，比扇我两巴掌还难受。

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晚上熄灯后都偷偷加练。我趴在三楼窗户缝里看见他在操场上跑圈，一圈又一圈，月光底下就他一个人。第二天他跟我说：“我陪你练。”我以为他说着玩的，结果第二天早上四点半他就站在我们排房门口了。

整整三个月，一天没断过。他从一百四十斤瘦到一百一十五，但体能考核的时候，他五公里跑进了十九分半。全连都炸了。

“谢谢首长。”考核完那天我给他敬了个礼。

他摆摆手，眼眶有点红：“别叫我首长。叫你声兄弟不为过，咱俩一块儿熬过来的。”

但从那以后，我还是叫他首长。不光我，连里所有人都这么叫。老兵告诉我们，这叫规矩——当年是首长，这辈子都是首长。不管以后你在哪儿，混得好赖，见了面这一声“首长”必须得叫。

退伍后我回老家种了两年地，后来跟着老乡出来搞装修，其实就是搬砖和水泥的小工。刚出来那会儿，啥都不顺，租的房子是地下室，吃的最多的是馒头就咸菜。有一次实在撑不下去了，翻遍手机通讯录不知道该找谁，最后翻到李团长的号——还是他在四川老家的座机。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犹豫了半小时，还是没打。

不是没那个脸，是不想让他知道我混成这样。他眼里的我，应该还是那个五公里跑进十九分半的小伙子。

再后来我结了婚，老婆是隔壁村的，人老实，就是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们生了个闺女，为了她在县城上学，我咬着牙买了套小两居，首付借遍了所有亲戚，月供三千八。装修这行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五六千，不好的时候两三千都难。我老婆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出头。日子紧巴巴的，但能过。

五年前我媳妇查出来肾有问题，医生说不是立刻要命的那种，但得长期治，每个月吃药复查得一两千。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烟也戒了，酒更不用说。

去年闺女上初中，学费加补课费又是一笔。我接的活越来越多，白天在工地，晚上去物流园卸货，有时候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有次卸货到凌晨两点，骑电动车回家路上实在撑不住了，在路边花坛上坐着就睡着了，醒来天都亮了。

那天我在物流园搬冰箱，上四楼，没电梯。主家是个年轻人，看我搬得满头大汗，递了瓶水过来：“师傅，您这年纪还干这么重的活啊？”我笑了笑没接话。我跟他讲我当过兵，他肯定不信，我现在这样子，弯腰驼背的，哪有半点军人的样子。

去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连队的文书。他说李团长生病了，很重，在省城住院，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问啥病，他支支吾吾说不太清楚，就是肺上的问题。

我当时手里正在做一个小区的精装房，工头说这批活干完能给结一万多。我一算，去省城来回车票加住宿，少说也得五六百，还不算给首长买点东西的钱。我跟文书说，等我这个工地忙完就去。

忙完这个，下一个工地又接上了。去年年底闺女期末考得不好，得报个寒假补习班，一千八。媳妇的药也快吃完了，去开药又是一笔。我的电动车也坏了，修修要三百。我就想着，等过了年，过了年手里宽裕点一定去。

然后就是今天这个电话。

我赶到省城的时候是下午四点。火车上我一直在想，见了李团长该说什么。想了很多种开场白，最后都觉得假。

到了医院，李嫂在走廊接的我。她比上次见老了至少十岁，头发白了一大半。她没多说什么，就带我去了病房。不对，是太平间。

他已经走了。

李嫂说，早上六点多走的，走的时候很安静，就她一个人在身边。他最后那几天念叨过几个名字，其中就有我。“他老说，也不知道那小子现在咋样了，以前那么瘦，现在应该长壮了吧。”

我站在那儿，眼泪怎么都止不住。我已经很多年没哭过了，闺女出生那天哭过一次，老房子塌的那年哭过一次，再就是今天。我哭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愧疚。我算什么东西，他念叨我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在算补习班多少钱，在算去一趟省城要花多少钱。

丧事是在他们老家办的，一个很偏的小镇。来的人不多，我认出了几个老战友，都是开着破面包车或者坐着大巴来的。没有穿军装的，头发都白了，肚子都大了，站在那儿跟普通农村老头没两样。

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坐一桌，没人说话，就闷头吃。后来文书——他也退伍好多年了，现在在镇上开杂货店——他先开了口：“李团长这些年不容易。儿子不争气，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他把老底都搭进去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靠他那点退休金……”

没人接话。桌上安静得能听见苍蝇叫。

我放下筷子，突然就觉得吃不下去了。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为什么没早点来？去年冬天，就去年冬天，我要是把那五百块钱花在车票上，不去想什么补习班什么电动车，我就来了，我就能再叫他一声首长。就一声。

可我没来。

我没来的原因每一个都那么实在——闺女要补课，媳妇要吃药，电动车要修。这些话我可以说给任何人听，唯独不能跟他讲。他不会怪我，他肯定会说“没事没事，你忙你的”，但他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跟刀绞似的。

下午要往回赶，最后一班大巴是五点的。我跟李嫂告别，她非要塞给我一袋橘子，说自家种的，让我带回去给孩子吃。我推了两下没推掉，只好接着。

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门框上贴着白纸，风吹得哗哗响。李嫂一个人站在门口，佝偻着背，影子拉得老长。

我突然想起来，那年退伍的时候，李团长也是这样站在营房门口，一个一个送我们上车。轮到我时，他使劲拍了拍我肩膀：“回去好好干，别给咱们连丢人。”

我上了大巴，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手机震了一下，是工头发来的消息：“明天早点到，有个复式的要贴砖。”

我没回。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腿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那是刚才在灵堂前别人递的，我没抽，装兜里了。

点上火，吸了一口，呛得我直咳嗽。

大巴发动了，缓缓驶出小镇。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入伍第一天，李团长给我们训话，说当兵的人，这辈子都要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扛过枪的手不能软，另一件是……

我死活想不起另一件是什么了。

车开出去很远，我才发现那袋橘子被我落在病房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