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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了，举报文化的骨灰盒还没盖上。

1920年代，鲁迅被骂“堕落文人”，被骂“学匪”，被骂“以文字杀人”。有人联名请求北洋政府查禁他的书，有人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开除他。

那时候的理由是：“鲁迅的文章，破坏礼教，蛊惑青年。”

2024年，莫言被骂“汉奸”“侮辱民族”，有人在网上发起联名起诉，有人向法院递交材料。

现在的理由是：“莫言的小说，丑化中国人，侮辱英烈。”

看到了吗？话术变了，但本质一模一样。

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写狂人的被迫害妄想，写祥林嫂的愚昧麻木。他写了中国人的懦弱、冷漠、自欺欺人。他是“抹黑”吗？他是“汉奸”吗？

不，他是在解剖。

莫言写上官鲁氏在乱世中挣扎求生，写底层人的粗鄙与坚韧，写历史的荒诞与残酷。他是“丑化”吗？他是“侮辱”吗？

不，他也是在解剖。

问题来了：为什么总有人想把解剖者送进监狱？

因为真相太疼了。

批评社会现象，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完美；揭露历史创伤，意味着那段历史不光荣；描写人性阴暗，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不干净。

举报，是最廉价的止痛药。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自省，只需要喊一句“他侮辱了我们”，就能站在道德高地，俯瞰众生。

但鲁迅说过一句话，值得所有举报者反复背诵：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不敢面对真相的人，不配谈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