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今年四十五岁，她在2023年春天辞掉了会计工作，去儿子小宇复读的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单间，她干了二十年账目，突然不做了，就是因为班主任说没人盯着怕考不上一本，她没有问儿子愿不愿意，也没跟丈夫多商量，只觉得为他好就够了，结果这一走就没回头路。
那间出租屋不到二十平米，窗户正对着厨房，油烟天天往屋里飘。她每天五点就起床去占公共灶台，有一次被开水烫了手，自己涂了点药膏就没声张。白天忙着买菜做饭洗衣服，还顺便打点零工补贴家用；晚上接孩子回家，等孩子写完作业，她才开始收拾屋子，连灯都不敢开太亮，说话也压低声音。可小宇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干脆说“你别唠叨了”“你烦死了”。
她以为牺牲自己就能让孩子学习变好，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管生活上，几点吃早饭，书包里有没有零食，晚上几点睡觉，每一件都要盯着，但她从没问过儿子成绩为什么掉下来，也没发现他脸色越来越差，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很敏感，你越是替他安排一切，他就越想躲开，他开始不回家吃饭，半夜跑出去，后来直接说，你辞职跟我没关系，这话听起来很冷，其实是被人逼到没办法才这样保护自己。
这种陪读选择不只出现在她一个人身上，2023年的一份调研显示，超过六成高三学生的家长考虑过或已经辞职专门陪读，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更为普遍，这些母亲多数来自普通工薪家庭，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和门路，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陪伴孩子这件事上，但教育不是光靠投入时间就能成功的，孩子也不是机器，大人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容易让孩子更加迷茫。
高考成绩出来，小宇没考上想去的学校，就决定去学艺术重新准备考试，他在画室画了一张夜晚的风景，指着画对李娟说，你怕我走弯路，这时候李娟才明白，她一直觉得是为他好，其实是担心他自己做选择会出错，后来小宇主动说了对不起，这不是认错，而是他终于能说出来，其实他要的不是分数，是有人愿意听他说一句，我现在很难受。
李娟现在还在干着兼职会计的活儿，不过不是回原来的单位上班，只是接一些零散的活计，她后来再没提起过“重返职场”这件事，这个词对她来说已经显得太沉重了，那床碎花床单洗得颜色都淡了，边角也磨出了毛边，可她一直没换掉，有人问起她这样做值不值得，她摇摇头说，那时候觉得只能这样做了，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他早就想自己试着做一做。
她没有责怪孩子，也没有埋怨自己，只是在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会多看看那些放学的学生，他们背着书包跑得很快，笑得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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