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外界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投向拉姆安拉。这里正准备召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备受期待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召开之际，地区局势正被一系列炽热而敏感的议题所笼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法塔赫”内部也面临诸多问题。“法塔赫”内部正出现相互矛盾且尖锐的讨论，甚至可能冲击其团结。
同一派别内部成员之间的表态、指责和质疑不断涌现，并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化，呈现出一些财政和行政腐败的情况，也有人被指控背叛、与敌方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应提到一则关于一名斗争者的人道个案。此人的父亲和两名兄弟都已牺牲。他14岁时还是少年，就加入了“暴风部队”。后来，他在陪同阿拉法特总统乘机时，因飞机坠落导致背部和腿部受伤。他一生都在担任阿拉法特的随行人员，如今却无法从权力机构那里获得足够的药费。
此外，脸书上一些页面还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据称有一些与摩萨德打交道的人，被邀请以成员身份参加这次大会。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却足以威胁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抵抗派别的团结。这个派别曾高举武装斗争旗帜，走过漫长而艰苦的巴勒斯坦解放道路，许多创始领导人也为此牺牲。自1965年成立至今，它一路跨越了诸多挑战和障碍。
这些挑战曾以来自各政权的阴谋形式出现，意在分裂队伍。最终，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而“法塔赫”曾是其骨干——从周边前线国家撤出，流落海外，随后又退缩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几公里之地，并受制于不公且屈辱的协议。
在这样的处境下，象征性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不得不打出“只剩我们自己”和“巴勒斯坦独立决策”的口号。这也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范围，从更广义的阿以冲突框架，收缩为巴以冲突；而如今，又进一步演变为带有派别色彩的、与这个实体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唯一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缺席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则逐渐成为它的替代者。
这次大会召开时，巴勒斯坦也缺乏一套国家战略和民族方案，无法为各民族行动派别之间的分裂画上句号。这种长期分裂，在某种程度上也波及“法塔赫”的组织结构及其干部，同时蔓延至巴勒斯坦社会、民间机构和各类组织，导致巴勒斯坦方面的努力和抵抗行动被分散。
其结果，是以色列的攻击和侵害不断升级，且无一幸免，直至以色列议会作出吞并决定，局势达到顶点。对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所有斗争者的追捕也在持续。面对这些情况，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保持沉默，甚至在“安全协调”和“打击外部议程持有者”的名义下，参与了其中许多行动。
除此之外，占领军还在拆毁房屋、没收土地，定居点持续扩张。以色列对加沙的强硬军事行动也在延续，每天都有更多受害者倒下，原因是大规模致命暴力仍在继续，封锁没有解除，约定额度内的人道援助也无法送达，任何试图打破封锁的行动都遭到阻拦。
最近一次“全球坚守船队2”行动就是如此。该船队遭到袭击，许多参与其中的国际活动人士被逮捕，这些人来自70多个国家。面对席卷地区、并威胁巴勒斯坦人民未来及其民族事业的重重危机，“法塔赫”干部肩负着沉重责任。
民族方案的缺失，使内塔尼亚胡得以站在联合国讲台上公开其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向全球舆论展示所谓“大以色列”地图。这种极端傲慢，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性和扩张性，也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缺乏复兴性、解放性方案的背景下。这样的方案本应重新为巴勒斯坦问题注入阿拉伯和国际层面的动能，因为这是一项人类所知最崇高的事业。这些局势使大会面临紧迫而历史性的责任。
在“法塔赫”内部层面，必须恢复基本章程的地位，重申其原则、目标和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使之服务于我们的民族事业。还应启动革命法庭，按时召开会议和代表大会，在进行各级领导岗位民主选举时，重视成员资格条件和斗争经历，以推动组织提升；同时，要打击一切形式、各种表现和相关个人的腐败，并恢复那些付出鲜血与囚禁代价的斗争者的应有地位。
同时，必须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任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任务与责任，以及运动本身的斗争责任区分开来。
在巴勒斯坦民族层面，则应尽快结束分裂状态，通过覆盖所有力量和派别的全面民族对话，为召开一个包容性的民族大会奠定基础，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派之间的民族团结。
还应就总统和立法选举形成机制，这些选举应覆盖境内和流散海外的巴勒斯坦人，从而推动在民族基础上重建巴解组织各机构，包括使馆体系，并同样覆盖境内和流散海外的巴勒斯坦人。
应着手重新制定一项民族解放方案，其中包括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宪章》的地位。这份宪章曾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面前被撕毁，而克林顿正是那份声名狼藉、后果恶劣的《奥斯陆协议》的推动者。
还应拒绝一切形式的监护、依附，以及损害我们人民主权和其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和机构；赋予群众组织和专业联合会应有角色，并向其提供支持，使其在群众斗争中发挥作用，同时以一切方式增强我们人民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坚守能力。
在阿拉伯层面，应强调不干涉各国国内事务，同时也要强调，任何方面都不应触碰巴勒斯坦自主决策。阿拉伯国家应提升自身责任，在国际场合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
同时，还应以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结束与这个实体的伙伴关系，叫停同这个实体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并激活对参与国际活动的以色列活动、项目，以及以色列商品、产品、企业和支持它们者的抵制；还应理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利用美以对伊朗战争的结果。
在国际层面，则必须利用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国的广泛承认，巩固与友好国家、政党和机构的关系，并与其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决议和国际合法性原则。这些原则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回归权、自决权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继续追逐美国或以色列协议、倡议的海市蜃楼，因为美国政府与内塔尼亚胡联手重塑地区格局的关系已经暴露无遗。其目的，就是让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继续成为本地区唯一的威慑性、主导性和控制性力量，作为“新中东”计划的第一环。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以“我改变了中东的面貌”自夸。
这还要求推动建立新的联盟和阵线，增强自身力量，哪怕只是最低限度地改变力量对比。同时，也应诉诸国际法院，将这个实体的罪犯绳之以法，原因是他们对我们在加沙的人民实施了种族灭绝式暴行。
“法塔赫”干部面前，是沉重而艰巨的责任。地区危机交织叠加，正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和民族事业。这是一种民族和道义责任的召唤，要求制定一套政治纲领，把地区当前局势和最新变化纳入考量。
同时，也应选出新的领导层，使其配得上烈士的鲜血、囚犯的牺牲以及我们人民堪称传奇的坚守。这支领导层应当忠诚且有能力实现巴勒斯坦斗争目标，远离狭隘的个人算计，其中不应有吹捧者、抬价者，也不应容纳那些拿巴勒斯坦人的鲜血和民族尊严做交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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