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是父亲咽气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病房里只剩下昏黄的灯光，氧气机发出低沉的嗡鸣。父亲用尽了全身最后的力气，伸出枯瘦的手，把大哥的手腕拽住，把一个红布包裹的存折塞进了他的掌心。
大哥愣了一下，展开红布，打开存折，在那一排数字停留了不到五秒钟。
然后，他的腿软了。
他跪在父亲的病床前，双手捂着脸，声音哽住，哭出来，"爸，我错了……"
那声音不像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发出来的，更像一个孩子。
我站在病房门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不明白那个存折里，究竟藏着什么。
我叫李建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李建平，二哥李建国。父亲叫李德山，种了一辈子地，后来年纪大了种不动，就靠着家里那几间老屋和政府的养老金过日子。
我们兄弟三个，从小到大，最让父亲操心的，就是大哥。
大哥是长子，按照老家的规矩，长子要继承家业，要撑门立户，要在父母跟前尽孝。父亲把这些话说了大哥一辈子，大哥也被这些话压了一辈子。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跟着父亲种地，后来进了镇上的厂子，娶了邻村的翠花姐，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二哥和我接着读书，二哥后来去了外省打工，我考上了大学，留在城里做了会计。
父亲对我们读书这件事，从来没有吝啬过。那时候家里穷，供两个孩子读书，靠的是大哥在厂里挣的那点工钱补贴，还有父亲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掉换的钱。这件事大哥知道，但他从来没有当众提起过，只是偶尔在酒喝多了的时候，说一句，"我当年要是也去读书就好了。"
说完他就笑，笑里有什么东西，不像高兴。
大哥和父亲真正闹翻，是在十年前。
那一年，大哥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一笔钱买房。大哥在厂子里干了几十年，没攒下什么，回来找父亲，说想用老宅的地基换一笔钱，或者干脆把老宅卖了，让孩子先把婚结了。
父亲没有答应。
他坐在院子里，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那地基留着有用，不能动。"
大哥当场就炸了。"有什么用？你死了带走？"
这话说出口，院子里的空气就凝住了。翠花姐赶紧拉大哥，二哥在旁边也劝，但大哥已经说开了，"爸，你供老二老三读书，我没说什么。老二老三出去了，你留个老宅给他们，凭什么？我在这里守了一辈子，落什么了？"
父亲没有反驳，只是坐在那里，一口一口抽着烟，不说话。
那沉默比争吵更让人难受。
最后大哥拂袖而去，带着翠花姐出了院门，走了很远才回头，看了一眼老宅的屋顶，没有说话。
那之后，大哥和父亲之间，就像隔了一堵墙。过年回来，父子两个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也说不了几句话，大哥应酬完就走，有时候连饭都吃不完。我和二哥劝过大哥几次，大哥说，"我有什么错？我凭什么不能问清楚？"我们说不出什么来，只能沉默。
父亲从来不解释，也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大哥。
我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父亲，"爸，那地基您到底留着干什么用？"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就这样过了五年，父亲病了。
起初是腰疼，去镇上的诊所看，说是老毛病，开了点药，没有当回事。后来越来越重，走路都走不稳，我和二哥带他去城里大医院检查，片子出来，医生把我们叫进去，说了两个字——胰腺癌，晚期。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拿着那张诊断书，手抖了很久才停下来。
二哥当场红了眼睛，转过身去用力吸了几口气。
回老家的路上，父亲坐在后座，一言不发，望着窗外的田野。快到村口的时候，他开口说了一句话，"回来好。"
就这一句，我们谁也没有接。
消息传到大哥那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晚上打来电话，说，"要不要住院？"语气里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关切还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
父亲说，"不住，在家待着。"
大哥来看过父亲两次，每次来，父子之间还是那种说不上话的僵，大哥坐一会儿就走，父亲也不多留他。我看着这父子两个，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有心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直到父亲病重的那段时间，话越来越少，我们轮流守在他床边。
有一天我坐在他床旁，他忽然睁开眼，看着我，问，"建平最近好不好？"
我说，"好，挺好的，孙子上初中了，学习不错。"
父亲嗯了一声，闭上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停了好半天，他又说，"我欠建平的，太多了。"
我愣住，"爸，您说什么？"
他没有再说。
那之后没过多久，父亲交代我，要把大哥叫回来，说有东西要亲手交给他，别人代不了。
我给大哥打了电话，大哥第二天就赶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翠花姐跟着，两个人站在父亲的病房门口，脸上都有些不自然。
父亲那时候已经说不了几句整话，但眼神还清醒。他看见大哥进来，慢慢伸出手，示意大哥过来。
大哥在父亲床边坐下，没有说话，只是握住了父亲的手。
父亲在枕头底下摸了很久，摸出了那个红布包的存折，塞进大哥手里，嘴唇动了两下，发出的声音很轻，但我在旁边站着，听清楚了。
他说的是，"拿着，是你的。"
大哥展开红布，打开存折，看了一眼那一排数字——
然后他跪下了。
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数字是多少。
我没有走近去看，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大哥跪在父亲的床前，肩膀一抖一抖地，哭声是那种压在喉咙里憋出来的，越是压着越难听，越是难听越揪心。
翠花姐捂着嘴，靠在门框上，眼泪顺着脸淌下来。
父亲把手慢慢搭在大哥的头顶上，不说话，只是放在那里。
就像大哥小时候哭鼻子，父亲哄他的样子。
那一幕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后来父亲平静了一些，闭上眼，喉咙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医生说，最多还有两三天。我们守了整整一夜，父亲在第二天清晨，安静地走了。
父亲走之后，大哥在老宅里坐了很久，一个人，谁都没去打扰他。二哥问我，"那存折上到底有多少钱？"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
葬礼结束之后，我们兄弟三个坐在老屋里处理后事，翠花姐去厨房张罗饭菜，二哥媳妇在帮忙收拾。
大哥把那个存折拿出来，放在桌上，推到我们面前。
"你们看吧。"
我和二哥凑过去，看见存折上的数字，沉默了。
三十七万四千二百八十元。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来说，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积蓄。
存折上的记录密密麻麻，最早的一笔存款，日期是二十二年前。
二十二年前，是什么时候。
我和二哥对视了一眼，同时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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