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六）
天下名都会
四川与丝绸之路
巴蜀丝绸有其独特的渊源、形成与发展历史，彰显了中华文明不断吐故纳新的强大生命活力与文化基因。
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嫘祖发明养蚕织丝之法，教民育蚕治丝，并制作丝织的服饰，史称黄帝“垂裳而治”天下。一方面，表明正是他教化民众穿丝绸衣服，遵守礼仪教化，促进了原始人类朝着文明发展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是世界上很早就开始养蚕缫丝和制作丝绸的国家。
嫘祖像 绢本 2019年 吴唯理 作（图源：西部故人来）
黄帝与嫘祖之子名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四川境内），娶蜀山氏之女，生子名高阳，高阳即颛顼，颛顼后来继承帝位。作为远古时代的传说，其历史的真实性的确需进一步考证，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联姻可能是事实。嫘祖养蚕、缫丝和制衣的技术随着部落联姻，被传播到蜀山氏居住的岷江流域的原始部落。这是传说时代关于巴蜀丝绸起源的文化历史，从一定侧面说明，至迟在上古的颛顼时代，巴蜀就已开始养蚕与织丝。嫘祖子孙娶蜀山氏之女的部落联姻方式，除促进部落间的交流外，主要是把嫘祖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播到了蜀地的蚕丛部落。岷江流域的蚕丛氏，也就成为蜀地原始部落中第一个养殖蚕和蚕蛹的部落。此外，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蜀”字的象形最早就是一条“蚕”的形状，说明蜀地与蚕的确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从采集蚕作为主要食品到学会用野蚕丝、柞蚕丝制作生产工具与衣服，扩大了蚕丝在氏族部落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这是蚕丛时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最早的蜀中先民，通过在砧板上捶打蚕丝等方法，制作了生产生活所需的缎制品。在掌握制作和利用缎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制作工艺水平较高与使用范围更广的锦，后来又学会了用丝线在锦上刺绣的技艺，并以丝线刺绣制作锦绣。从三星堆青铜立人所穿外衣的纹饰、形状、图案可以判定，它不是兽皮或麻或草制作的衣服，而是丝绸锦绣制品。它的存在有力地说明在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时代，蜀地养蚕制衣的技术已由起源形成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丝绸已有了更大、更为广泛的用处，丝绸的生产与技艺也有较大进步，这从十二桥遗址船棺葬中发现的丝绸服饰可见一斑。巴蜀丝绸来源于缎，这是巴蜀丝绸起源的一大特点。人们先学会制作缎然后再制作锦，并在濯锦江中洗涤。以江水濯洗后晾晒的锦色彩特别鲜明，以致蜀锦闻名天下，此后遂有濯锦江江水优于他水之说。巴蜀丝绸文明经历了先有缎然后有锦，然后在锦上刺绣，最后由锦绣发展到现代意义丝绸的漫长过程。这就是“蜀锦出绣”与众不同的独特发展演变历程。
在巴蜀丝绸文化中，一直有大量关于嫘祖出生在四川盐亭的传说。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丝绸行业供奉的神明，一般是丝绸最早的发明者。嫘祖作为传说中养蚕制丝的鼻祖，追溯嫘祖为行业祖神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丝绸业发达的地方，都有关于嫘祖出生地的传说或在当地发明丝绸的传说。这都是后代丝绸业发达地区在供奉嫘祖为祖神后，自我附会的关于嫘祖的传说及神话。其中，主要包括青衣神与嫘祖结合、嫘祖西陵氏在四川盐亭等。这实际上是纪念、尊奉嫘祖的传说文化的四川存在而已。
嫘祖出生地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均有不同的传说，这正好说明丝绸文化多元兴起、多地起源的理论是正确的。丝绸文化多地起源是与中华文明的多地起源、多元一体一致的，是同一文明形象的不同表现形式。
关于古蜀丝绸的文献记载较多，但一直缺乏有力的实据。2021年1月31日，三星堆4号坑发现3.8毫米×3.1毫米的一件平纹丝织物残痕，因痕迹太小且朽化，无法分清它是丝绸中的绢还是绮，但是，这充分证明，古蜀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丝绸的出现。此后。在3号坑中，又发现了更加明显的丝绸物残痕，有的还看得出清晰的经纬组织。这再次表明，古蜀丝绸的制作技艺至迟在商晚期就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蜀锦和蜀绣的结合，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巴蜀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座西汉墓地中，出土了四部竹木质地的织机模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蜀锦织机模型。这四部织机模型，正是提花机的原型，是巴蜀丝绸文明的典型标志物。汉代时，蜀锦的制作水平相当高，其生产、销售都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已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如“锦官城”“锦城”“锦里”这些成都的别称，都是因为成都出产蜀锦而得名。这些别称，都是从两汉三国时代开始的。如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蜀锦
东晋李膺《益州记》也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都充分证实了两汉三国成都制锦业发达的事实。
在汉晋的古人辞赋中，不乏有关蜀锦制造交易的繁盛情况，反映了两汉成都织锦业曾取得的不朽成就。如《西京杂记》在论及司马相如辞赋创作技巧时云：“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司马相如正是借助织锦之法、织锦之心构思与写作的。用织蜀锦的方法形象地表达大赋写作的技法，表明在西汉时，织锦业和织锦的方法就已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普遍形象。扬雄在《蜀都赋》中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则反映了当时成都织锦的优美与奇巧。《蜀书·诸葛亮传》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说明诸葛亮治蜀，已把养蚕织锦视作富国强兵、支撑北伐中原的重要经济支柱。三国时，蜀人谯周《益州志》说：“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
也说明在此时的成都城中，织锦技术和漂洗技术都已非常成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工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如。”
说明用成都南河水濯洗出的蜀锦，比用其他江水濯洗更加艳丽，品质也更加优良。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描述了巴蜀的物产、山川、风俗，重点描绘了成都养蚕织锦的繁盛情形。他说：“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
展现了当时成都栽桑养蚕，千家百户，机杼之声相和，织锦、濯锦和贩运蜀锦的繁荣景象。
以上文赋中有关蜀锦生产、制作和销售的记载，表明天府蜀锦不仅有独特的制作技术、特殊的濯洗水源，而且一度被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充分证明从两汉三国到两晋之际，巴蜀丝绸锦绣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伴随着漆器的对外流通，巴蜀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远销到蒙古、朝鲜、中亚和西亚等域外国家和地区。
唐宋之际，蜀锦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所谓“锦上添花”“繁花似锦”等成语，正源于此。可以说，成都一度繁盛，号称“扬一益二”，很大程度上源于蜀锦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这一客观基础。唐代的蜀锦、蜀绣虽然现存实物不多，但从当时文人的诗文中不难发现有关蜀锦生产、制作的盛况及蜀锦、蜀绣的精美绝伦。如杜甫有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等。刘禹锡亦有诗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盛赞蜀锦之精美。唐代纺织业较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成都府、蜀郡和绵州生产的蜀锦和绫罗，特别是太宗时期益州大行台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不但在制作技艺上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且在花式纹样设计上别出心裁、巧夺天工。他在传统蜀锦织造基础上，创新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制了以对鹿、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为代表的十多种对称式蜀锦装饰图案，并作为蜀锦制作的官方式样推广，在蜀锦制作上影响颇大。罗是一种纹路疏松而轻柔的丝织品，蜀罗主要有“单丝罗”“交棱罗”“白罗”“黄罗”“五晕罗”等品种，以其精湛的织造技术闻名天下。据《蜀中广记·方物》记载，唐中宗安乐公主出嫁时，成都进献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仅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足见蜀罗制作技艺之精湛。
进入宋代后，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产量不断增加。宋代四川贡布和产布的地区共有十八州军，成都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麻布生产基地。北宋中后期，朝廷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每年收购官布七十余万匹，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居于各路之首。宋代丝织品种远多于唐代，不仅可以生产出各色各样的绫、罗、绸、缎，还能生产出纱、绢等40余个品种，而且，蜀锦色彩、花纹与图案较唐代更加复杂，题材内容也更加生活化。宋代四川丝织品产量很大，每年可向朝廷提供百万匹以上的各式绢帛织品。元丰六年（1083年），吕大防在成都创办官营成都锦院，拥有军匠五百余人，而民间蜀锦蜀丝织作者较官营工匠多得多。南宋时创办茶马司锦院，主要织作锦绫被褥，以与黎州等地少数民族折换马价。宋代蜀锦与丝织品是地方官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朝廷对外的重要战略物资。宋代诗人苏泂在《濯锦江》中还说：“机丝波影借光华，巴女临流住几家。争向芳菲偷锦样，织成平白溅江花。”将蜀锦生产制作的精巧技艺、蜀锦的现状样式、质地美感，描绘得恰如其分。元人费著在《蜀锦谱》中亦说：“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锦官，江名濯锦。”
宋代以后，巴蜀锦绣曾一度衰落。明清之际，蜀绣与苏绣、粤绣、湘绣同闻名于世，被称作中国“四大名绣”，蜚声中外。2018年，四大名绣均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蜀绣绣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题材，其形式、层次、色彩、空间的表现，使针法及装饰效果均有新的创意。特别是“十字绣”，最能体现蜀绣在技巧上的特点。如双面绣的技法，经过今人的现代化改造，已绣制出双面绣的熊猫。其中，同形与异形的熊猫绣，图案优美、熊猫神态悠闲、活泼，是蜀绣与现代文化艺术巧妙结合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丝绸行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针法与技艺为蜀绣走向境外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蜀绣的现代化发展、高品质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蜀绣——郝淑萍绣品《凤求凰》
成都无论是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是“北方丝绸之路”，乃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或者“草原丝绸之路”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而特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金牛道都是蜀地丝绸输出的重要通道。从成都向北，抵达长安后，巴蜀丝绸再从长安向北直通今天的甘肃敦煌和新疆若羌等地，再经“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欧洲互通有无。若从整个南北丝路的构架体系来考察，成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扮演着重要的交通、贸易与生产枢纽地的角色。据此，有考古学家认为，成都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地理源头，也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品源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了蜀布、邛竹杖，由此，他认为中国西南还有一条通往域外的商贸交通要道。此道以成都为起点，向西通往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等地，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不过，“南方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纯线性的中外通道，而是由若干条干线与支线构成的一个大范围的交通网络。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东线还是西线，“成都均为整个南向路网千万里历程的始端”。成都的蜀锦、蜀布、铁器得以远销大夏（今阿富汗）、掸国（今缅甸），乃至遥远的地中海流域，正是利用了这条南方商贸之道。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海贝与部分象牙，可能就是借此道来到蜀中大地的。
成都很早就是一个以丝绸、蜀布著称的开放性国际商贸都市，由此认为成都很早就是丝绸生产、商贸重镇并不为过。直到元朝，由于更便捷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南方陆路丝绸之路”逐渐由繁荣走向衰落，被茶马道代替，以丝绸命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被逐渐遗忘，走向沉寂。
最后需指出的是，“丝绸之路”一词，虽以丝绸名之，但其内涵极其丰富，远远超出了丝绸或道路的字面含义。它的价值与内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不相同，且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呈现或盈或缺的状况。丝绸之路在农耕文明时代最早的或者说最基本的内涵，仅就四川而言，是指丝绸的生产、交易和运输的通道。随着四川在全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四川对外交流输出与引进路线的变化，巴蜀丝绸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被替代或被减少或被增加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在宋元之后，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丝绸作为经济和战略产品的地位下降，巴蜀丝绸之路的作用、地位也随之悄然变化，特别是随着元代海上航运运输的兴起，四川作为丝绸之路的产品源头、技术研发中心和输出基地的地位不断被弱化。但是，作为巴蜀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作为四川发展繁荣的历史贡献者和见证者，巴蜀丝绸丰富的活态基因与文化影响力始终都在不断延续着。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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