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深夜，重庆歌乐山林园官邸一片混乱。身披长袍的老蒋刚刚做完最后一次祷告，侍从们便蹑手蹑脚的忙碌着，连咳嗽都不敢出声。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信誓旦旦地宣布11月30日中午飞成都，誓与重庆共存亡。
这个深夜里，五辆黑色轿车突然从林园方向鱼贯而出，没有开灯，在重庆特有的冬雾中幽灵般驶向白市驿机场。不到半小时，三架飞机在爆炸的火光中升上漆黑的夜空。
而此刻，由老蒋亲自挑选、全系浙江籍子弟组成的精锐警卫部队还在重庆市区的街巷中严阵以待，这支“御林军”不知道，自己的“最高统帅”已经抛下他们，消失在西南的茫茫夜空中。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被骗的恰恰是老蒋最信任的人。
1949年11月14日，老蒋由台湾飞抵重庆。
彼时的中国大陆，长江以北已全部解放。南京、广州也接连被攻克，老蒋能攥在手里的只剩下西南一隅。他抱着一线希望，企图依托四川盆地天险，像当年的蜀汉一样据守一方，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转机”。
可即便由他亲自坐镇，局面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崩塌。
11月29日下午，解放军的炮声已抵达长江南岸。对岸的九龙坡、杨家坪燃起冲天大火，汽油桶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浓烟笼罩了半边天。老蒋苦心经营的“新长江防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
此时的他最害怕的不是长江对岸的解放军，而是近在咫尺的“自己人”。
彼时，老蒋最信任的“御林军”部队有两支。一支是由江浙籍士兵组成的“国防部警卫团”，一支是由川军组成的负责保卫重庆工厂、仓库和飞机场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
“内二警”的总队长叫彭斌，是重庆荣昌人，讲武堂出身，军衔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副总队长张佐斌毕业于黄埔九期，是浙江籍军官。
1949年8月老蒋重返重庆后，“内二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担任老蒋的外围警戒。张佐斌后来回忆，他调了3个大队约2000人在林园周围警戒，又调了一个大队守卫白市驿机场的3架专机。毫不夸张的讲，老蒋在重庆的半条命都攥在这支部队手里。
“内二警”成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终究是“杂牌”。
11月下旬，刘邓大军进至綦江、南川一带。11月27日，老蒋下令把林园、白市驿机场等处的守卫全部换上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而“内二警”则被调到长江南岸去抵挡解放军。
这分明是一招借刀杀人。彭斌和张佐斌非常清楚自身实力，一支轻装备的警察部队，拿什么跟刘邓的正规野战军作战？
不过，这也是老蒋的一贯做法——把不信任的队伍调到前线当炮灰。再加上彭斌早年曾在刘伯承手下当过营长并参与了泸州起义，如今刘邓大军压境，生性多疑的老蒋不可能不怀疑彭斌的“忠诚”。
11月29日下午，“内二警”奉命从长江南岸撤回北岸，防守佛图关到朝天门一线。
彭斌和张佐斌在菜园坝江边秘密会面。两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起义”这个词，但说出的每一个字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彭斌率先开口：
4个支队控制城内老蒋的嫡系力量，2个支队直扑林园官邸活捉老蒋。
张佐斌带队入城后，意外却发生了。驻守城内的国民党364师罗君彤部突然用机枪朝“内二警”猛烈开火，事后才知道这是重庆卫戍司令杨森安排的。杨森根本不信任“内二警”，早就想找机会打垮这支杂牌部队。
因此，“兵变”刚一开始，就陷入了混战。
也就在“内二警”在重庆街头与364师交火的同时，林园官邸内的老蒋收到了两条让他冷汗直冒的情报：一是驻重庆附近的国民党谢增新师已经宣布起义；二是解放军的一个师正直扑白市驿机场，目标是封锁机场、截断他逃跑的空中通道。
从林园到白市驿本不算太远，但溃兵的人流完全堵塞了公路。老蒋的车队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溃兵们认出了这是往机场方向走的车，有人便破口大骂：
老蒋唯有装聋作哑，和蒋经国一道下车步行。后来，蒋经国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当时的混乱场景：
好不容易抵达白市驿机场，老蒋不敢再多待一分钟。当晚，他在专机“中美号”上度过了在重庆的最后一夜。11月30日凌晨天色刚亮，飞机便迫不及待地冲向阴沉的天空。
几个小时前还信誓旦旦“与重庆共存亡”，几个小时后就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成都。这就是老蒋所谓的“最后一战”。
张佐斌后来回忆，大约凌晨12点30分，他和彭斌正在山洞方向会合商议，突然看见5辆小车从林园方向疾驰而来。由于全城电灯被爆炸震熄，他们没能看清是谁的车。不多时，3架飞机升上漆黑的夜空。
彭斌和张佐斌面面相觑，这才恍然大悟——老蒋跑了！
这样一来，那场精心策划的兵变还没真正打响，就已经失去了目标。
如果说“内二警”的倒戈是杂牌军对宿命的反抗，那么“国防部警卫团”的覆灭，则更令人唏嘘。
这是真正的“御林军”，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这支部队排以上的军官全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且绝大多数是浙江籍。
11月29日，当老蒋仓皇逃向白市驿机场时，正是董兆钧带着一个连的官兵护送他。一路上溃兵如潮，董兆钧护着老蒋在车流和人流中艰难跋涉。
逃到成都后，警卫团继续担任老蒋的贴身警卫。为了收买人心，蒋经国还频繁和官兵们聊天，用的还是奉化家乡话。他信誓旦旦地向官兵们保证：离开成都时，一定带大家一起飞往台湾。
12月中旬，当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老蒋把董兆钧叫到面前，缓缓道出了真相：
转身，他和几名亲信悄然驶往凤凰机场，飞向台湾，“御林军”一个也没有带走。
被抛弃的警卫团被改编为第16兵团60师，董兆钧临危受命成了少将师长。但这支从未有过实战经验的“子弟兵”，早已军心涣散，开小差、逃亡的事件接连发生。当解放军真的打过来时，有军官主张拼死一搏。董兆钧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
“内二警”和“国防部警卫团”的最后命运，各有各的荒诞。
那个曾经对老蒋心怀感恩、在“起义”与“尽忠”之间反复挣扎的彭斌，最终还是选择了倒戈。
而董兆钧的“国防部警卫团”则在投诚后烟消云散，董兆钧本人最终逃往台岛，余生都背负着“投降”的污点。
1949年冬天重庆的那一幕，不过是这场漫长溃败的一个缩影。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那些被主人亲手抛弃的“忠诚”卫士，被俘后都不知道，老蒋的飞机早已在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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