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兆云
特殊战线总理倚重上将，临危受命首度率团赴苏
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出一团淡雾。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下，中国军民并没有停止设计工作。
当赫鲁晓夫看到他们“釜底抽薪”的邪恶手法，并无法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后，便又摆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图修补已经冷却的中苏关系。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紧随而来，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决定派团前往。
◆刘亚楼
因为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指定刘亚楼任国防工业代表团的团长，并说：让刘亚楼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这次航空节前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经过多年抗争，终于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当时不少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群起反对，而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毛泽东还专门发去贺电，称：“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行为并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因此，在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主动与埃及空军代表团接触一次，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声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大型集体活动结束后，刘亚楼率中国航空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专门设宴，宴请以艾米尔·阿布杜拉空军元帅为团长的埃及空军代表团一行8人。宴会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刘亚楼知道后及时指示改用中国广州出产的广柑，……宴席上，刘亚楼还代表中国政府对纳赛尔收回阿斯旺水坝，维护埃及主权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团对中国政府的友好行为非常感激，宴会的气氛甚为融洽。
可以说，对于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从来都是坚决有力地遵照执行的，周恩来也愿意把大任务硬任务交给他。总理和他的这位上将彼此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刘亚楼此次受命率团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了他。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凝眸沉吟片刻，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先后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都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尽量把所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汇报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空军军务部部长刘克江、冶金部副部长陆达、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公安部八局局长严复外，还有112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叶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认可。
刘亚楼还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那轻缓的淮安口音也变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迫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周恩来还让刘亚楼领导代表团从各方面，通过一些微末细节、蛛丝马迹，观察和摸清苏方各类人员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撕毁协议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团每天都要做记录，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喧也要记下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得越全越好，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谈到记录如何快速送回国内的问题时，周恩来着重指出：不要发电报，即或密码电报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译，至于电话就更容易被窃听了，他们破译密码的手段高明，速度快，这对我们谈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国内发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传递，而且要直接送给我。
刘亚楼表示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回去后马上向代表团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作了传达。
刘亚楼过去曾留苏8年，组建空军后又曾多次赴苏，可这次却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新形势下首次出访，可谓是临危受命。在还是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国防工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到了莫斯科。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遇到重大问题，刘亚楼都要亲自出面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负责人面谈。每场受到克格勃监视的谈判唇枪舌剑之后，他和代表团几位精通俄文的团员立即开始工作，凑在一起回忆情况、补充材料，充实记录。每天整理出的记录都有几十页，最多的达100页以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汇报内容后，刘亚楼一丝不苟逐字逐句修改，重要的用特派信使专门送回，一般的则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汇报，使总理能及时看到知道情况，研究对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团成员徐昌裕回忆：“在外交场合，我看刘亚楼满有本领应付的，他很机灵，思维敏捷，判断问题特快，在大的原则上决不屈服，完全称得上是个成熟的外交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次谈判，由外交部和总参二部协商，从军队中选派了几名具有敌后斗争经验的营团干部共产党员，担负特派信使任务。特派信使执行任务特别艰苦，携带机密文件都用手铐，一只手铐锁在自己左手上，另一只手铐锁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时刻不离身，甚至上厕所都要携带。一般都是两人同行，以便相互照应，两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顺利完成了保证代表团传递信件的艰巨任务。谈判结束后，刘亚楼代表全团向国务院为这些无名英雄请功，周恩来也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满意。
经过数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果。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4年后，中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飞机系列。
◆苏联时代米格-21。
◆以米格-21为原型改进设计的歼-7。
中国航空工业在周恩来确定的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历经几十年风雨，如果把现在的航空工业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当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来，而刘亚楼则是一名尽职的园丁。
刘亚楼指挥空军揍美机，周恩来春风拂面宣战果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台湾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与其沆瀣一气的美国政府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对台湾这一行动大力支持，不断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1956年8月23日凌晨，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一架P4M-IQ型麦克托式电子侦察机在窜入大陆时，被我飞行员张文逸三炮击中。飞机挣扎着向公海方向飞去，随后坠入大海。
第二天，周恩来找来刘亚楼说：亚楼同志，你们打掉的是一架美军侦察机。
这可是刘亚楼事先所不知道的，他马上联想这事极可能引发国际问题。
副总参谋长陈赓告诉刘亚楼：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也为了美国找上门来掌握主动，总理亲笔改定了新华社的新闻稿。
周恩来改定的稿件全文为：新华社23日讯：本月23日零点后在上海东南海面上空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窜入我马鞍列岛上空，我空军飞机当即起飞。蒋机继续窜入嵊泗列岛上空，与我机在衢山岛之黄泽山上空遭遇，被我击伤，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
刘亚楼看后暗自佩服：周总理作的文章可真有水平，此文奥妙显而易见，一不提“美机”二字，二点明“遭遇”是在我国领土“上空”，三交代“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任你美国想耍什么花样都找不出破绽。
刘亚楼在四野参谋长的任上就以对公文表述要求严格令部属们敬畏，当空军司令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真没想到周恩来在这方面比他更认真、更细致、更胜一筹。不久前，他因不满秘书为他起草的一份急电，便亲自动笔，电文经过反复推敲，精简到23个字，他想总理肯定不会再改动了。电文拟毕的时间是23点50分。他在总理办公室等了10来分钟后，周恩来的批示很快下来了。令他吃惊的是，周恩来竟在上面改了几个字，将原电报稿上的“二十三点五十分”改成“零点零三分”。刘亚楼由衷地说：总理看得可真仔细呀！
今天看完周恩来改定的新闻稿，刘亚楼内心对他多了一份敬佩之余，也深感“国际问题”的棘手，他试探着问：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怎么办？
周恩来大声说：如果美军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美军的大规模挑衅行动还是悍然发动了。
25日零点刚过，刘亚楼接到前线急报：美国海军的一支庞大舰队在中国东海的领海线外摆开了挑战的架势，3艘航空母舰、30艘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和后勤补给舰列阵航行，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200架飞机密布天空。
刘亚楼火速要通了直拨中南海的电话，向周恩来领受机宜后，立即向前线指挥官、南空司令员聂凤智发布命令：总理指示，只派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内巡逻，不要主动向美军攻击，静待事变。
美军见解放军空军张驰有致，沉着冷静，分明早有准备：你敢动武向解放军战机开火，朝鲜战场上从陆地到天空皆输给共军的败绩可是旧伤未愈；你要撇开军事玩弄政治，那就更无法捞到油水。
美军未敢向解放军战机开火，炫耀一阵武力后，无功而返。
1957年，美军方在向台湾提供的B-17型飞机在大陆领空被击落后，不甘失败，又向台湾提供多架RB-57D高空侦察机。我沿线机场起飞多架飞机层层拦截，都因升限不及，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至于各种口径的高射炮，更是无能为力。于是，RB-57D如同逛花园一般，大摇大摆地在大陆上空横贯转悠，尔后不慌不忙飘然而去，这对解放军的防空力量不能不说是个嘲讽。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毛泽东震怒，谕令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人民日报》不时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台湾当局派飞机侵犯大陆领空提出的严重警告，不过，最有效的警告应该是——把它揍下来！周恩来亲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美机击落！不然影响太坏！
刘亚楼说：我们的飞行员多次眼看着敌机大摇大摆地从眼前飞走，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他们为没有把好空中大门而感到内疚。不过，请总理和中央放心，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空，我们已决定从18师、9师等几个老部队中抽调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成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
周恩来问：能否让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我们的飞机，设法减轻飞行重量？
刘亚楼答：我看可以，我们还正在训练担任游猎的飞行员，爬高到最大升限后，利用空气动力、惯性作用向上跃升，对准目标开炮。总之，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搞出名堂来！
为了贯彻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专门召开各军区空军、各军党委书记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防空作战被动局面”，决定从18师、9师等几支劲旅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织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他还请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飞机，设法减轻飞机重量。
刘亚楼还亲自整顿防空作战的指挥和保障机构。在他的指令下，解放军的米格机很快就开始呼啸着满天追逐涂着青天白日徽的敌机。随后，刘亚楼迅速组建起了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对外称543部队），使之成为人民空军的王牌。
国庆10周年，中国政府决定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大典，邀请80多个国家贵宾参加，70多万群众游行，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莅临天安门。这是一个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联想到RB-57D在这年上半年曾17次窜入大陆内地侦察，6月曾两次窜入京津地区上空，周恩来担心不小，找来刘亚楼：假如敌机在我们庆祝大典时再来北京侦察骚扰，不说军事行动，即使只撒些传单下来，也足以使10年大典大为扫兴。
刘亚楼立下军令状：大典期间如果敌机敢来骚扰，我们就把它揍下来，作为给国庆10周年的献礼！
◆空军为地导二营击落RB-57D高空侦察机召开祝捷授奖大会。
在刘亚楼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领导研究部署下，一批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调遣入京。并将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投入了防空作战。在10月7日这天，地空导弹二营击落入侵的敌RB-57D，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
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共军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中强国”（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言），中南海是相当满意的。毛泽东曾多次表扬刘亚楼：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很有成绩。周恩来对刘亚楼和空军更是有过一番由衷的赞语：空军很不简单，刘司令在北京一声令下，全国立即动起来，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高超的指挥艺术，过硬的战斗本领，是他们屡建奇功的关键。
进入60年代，美国亟待了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展情况，技术一流的P-2V低空侦察机被解放军空军高炮击毁后，便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最先进的U-2飞机“穿幕”，深人大陆内地侦察照相。在半年时间里，U-2对大陆的侦察飞行达11架次之多，除新疆、西藏外，其航迹遍及全国各地。U-2的飞行高度令解放军空军各型歼击机望尘莫及，担负防空任务的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在广阔的国土上，用数量有限的几个地空导弹营伏击U-2，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刘亚楼指挥他麾下的空军将士们和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在1962年9月9日这天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的U-2飞机残骸。
接到击落U-2飞机的报告，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他们只是提了抗议，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向同志们祝贺胜利！
周恩来的话里透出一股民族的自豪。
初秋的北京，暑气渐消，清风徐来，景色宜人。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周恩来春风拂面地宣布：“……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们的表情兴奋而凝重，在三年困难尚未结束、饥饿和萧条的字眼还没从国人心中抹去、国际大气候极不利于红色中国的时候，如此热闹红火的欢庆场面太难得，也太需要了！更何况在中苏交恶之际，U-2飞机在中国领空灰飞烟灭，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赫鲁晓夫，当年卖给我门的只是早一代落后的萨姆-2导弹，可中国人硬是用这落后的装备打下U-2，办成老大哥没能办成的事！
9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刘亚楼率领的空军党代会全体代表。这是刘亚楼和他麾下空军的光荣。
1964年，英雄的空军导弹二营在漳州之战又一次击落U-2飞机，击毙经美国精心培训的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军委空司前往漳州主持召开祝捷会后，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对导弹二营四战四捷作了高度概括。
刘亚楼把空军导弹兵作战方法发展的“三部曲”奏进了中南海，奏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面前，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报告一侧还专门写下一行飘逸的大字：“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事隔不久，周恩来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你们这支部队战功卓著呀，主席说想见见同志们！”
听到周恩来传达的这一消息，刘亚楼真是兴奋极了，马上通知岳振华带领二营全体指战员速回北京。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导弹二营全体指战员。
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留念，使二营指战员无不激动万分，也使空军广大指战员又一次受到巨大鼓舞。
刘亚楼迭次打造文艺精品，周恩来导演《东方红》有来由
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这是刘亚楼的名言。
《晋书》尝云“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文人（指随何、陆贾）不能武，武人（指绛侯周勃、灌婴）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刘亚楼不同意这个观点。雄气与霸气集一身的他，就是个文武双全的陆空名将。他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作部队使用。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奖，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当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到比利时参加女皇加冕典礼，女皇出于礼节为他组织了一场舞会，还亲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罗希洛夫不会跳舞，非常失礼，也破坏了气氛。回国后，他就要求每个军官必须学会跳舞作为一个课目来训练。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正赶上跳舞热，他一学就会，还学会了弹吉它，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剧。轮到在空军指挥所值班时，他总要干满24小时，夜里就在指挥所的首长休息室过夜，偶尔叫人来拉胡琴，陪他清唱。
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力求尽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500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刘亚楼提了改进意见，总体给影片以高度评价。这种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指示空政文工团也要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作为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亲自观看了《年青的鹰》，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刘亚楼指示空政文工团搞出的歌剧《江姐》，也成为艺林精品，其中主题歌《红梅赞》的词曲，还是他亲自敲定，并反复修改的。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剧本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后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也亲自观看了这部歌剧，并高兴地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团推出的《以革命的名义》《女飞行员》《渔人之家》等剧，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在中央首长那里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亲切接见演职人员。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以至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在刘亚楼陪同下，专门接见了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64年8月10日，刘亚楼陪同周恩来(左三)、陈毅(左一)、罗瑞卿(左二)接见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总团负责人叫来，一见面就说：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经过精心苦练，这部歌舞剧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的，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文工团领导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剧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牛畅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副组长，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10多首歌曲。
◆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剧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刘亚楼鞠躬尽瘁，周恩来痛失战友
文武兼备、英才卓荦、情趣高雅的刘亚楼，深得周恩来的欣赏，他和陈赓是到西花厅最勤的几位高级将领。
1964年，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领导机关被中央军委树为“标兵”。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的热潮。为了迎接中国空军辉煌时期（后人称之为刘亚楼时期）的早日到来，刘亚楼在自己的位置上超负荷运转了15个年头，耗尽了心血。在这年下半年的一次体检中，他被会诊为在肝硬化基础上得了肝癌。
这个残酷的诊断结果震惊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在他们的眼中，刘亚楼正值年富力强，却得了如此绝症！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不要将刘亚楼同志可能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他本人及其家属尤其保密，以减轻思想压力的痛苦。
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只有他才能作出这般情感细腻的指示。在此之前，翟云英也曾多次提出要求参加刘亚楼的病理讨论，而每次医疗小组竞都爽快地答应：好，你也是医生，听听也好。医院预先准备了一套一般肝硬化的假病历，供她随时查阅，还安慰她说：“你知道，刘司令员在苏联学习时曾患过黄疸型肝炎，病愈20多年来，肝功能也仍偶有波动，我们这个肝硬化的结论应该是准确的。医疗组长还把她让到前排就座，指着刘亚楼肝区的X光片“兴奋”地说：你看，阴影在缩小，这说明药物在起作用……及至翟云英满心疑惑地离去，专家们才再一次把头聚拢在一起，轻声而急促地研究起应急治疗方案。
◆刘亚楼
若干年后，当翟云英获知将她蒙在鼓中的根由源自周恩来这慈父般的指示时，不禁失声痛哭：总理呀总理，当您觉察到自己可能身患绝症时，您冷静地命令医护人员要如实向您汇报病情，因为您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交代，您要求他们以党性来保证执行，可是对亚楼的病情，您为什么要指示瞒着我呀，您是唯恐我被噩耗击倒吧？
据说，这件事好似敲响了一记警钟，从此国家设立了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争取尽早发现他们的恶性疾病，及时诊治，以免猝不及防，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损失。
刘亚楼却无法静躺在医院里接受漫长的治疗，他时刻牵挂着前线。此时恰逢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屡屡入侵我国领空，我军伏击几次未果。某部在拦截时还造成自己飞机爆炸的重大失利。
周恩来指示空军领导：要千方百计地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医院里的刘亚楼听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这是总理的希望，总理的要求，也是催征的战鼓。刘亚楼再也住不了医院了，面对医生的阻拦和妻子“你还要不要命”的疾呼，他还是作了一次远行，强忍肝痛，调查作战经过，马不停蹄地召集参战部队开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战术问题。11月15日，经刘亚楼座谈指点的驻广东前线某部中队长徐开通，在我沿海上空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消息传到医院，刘亚楼兴奋地说：总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委报告，向总理报告。
1965年1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击落敌无人驾驶飞机的有功人员时称赞：“空军有两个字：严格！”他还说，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提出的“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是完全适合空军特点的。
1965年1月10日晚近8点，一度失利的空军地空导弹一营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在包头揍下一架U-2飞机。重病缠身的刘亚楼在上海接到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高兴得从病床上一跃而起，连声说打得太好了，我们的一营终于把U-2飞机打下来了！
包头战斗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祝贺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和《凯歌再奏》的评论员文章，称：“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是大喜事，为我们今年的大胜利接连立了两大功（引者按：另一功是指1月2日在中南上空击落一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我们谨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领空、屡建奇功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随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一营作战有功人员。
刘亚楼麾下区区几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神出鬼没，把共和国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间谍飞机的死亡黑洞，在世界地空导弹作战史上谱写出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如果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那么，刘亚楼亲自改定的歌剧《江姐》中“春蚕到死丝不断”这句唱词，实乃他病中的心情和生命写照，同样地催人泪下。
◆周恩来
得知刘亚楼带病工作，周恩来十分心痛，指示前往上海探视老领导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告诉亚楼同志，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
毛泽东也亲笔给刘亚楼写信：“亚楼同志……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中央军委专门指示：刘亚楼同志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刘亚楼被确认为肝癌后，周恩来神情激动地指示医疗组：国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
在病重时刻，刘亚楼还注重自己的军人仪表，给军界留下了一段佳话。1965年4月25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赴上海华东医院来看望他时，刘亚楼还执意要洗脸，整衣服起床相迎。
周恩来下车后，刘亚楼已在楼下台阶等了多时了。待到见面，刘亚楼推开别人搀扶的手，向前紧趋几步，说：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
周恩来上前紧握刘亚楼的手，关切地说：亚楼你怎么能下楼来呀？！
刘亚楼说：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全党同志都干劲十足，奋发工作，可我不仅不能参加工作，反而耗费党的许多照顾和特殊享受，实在于心不安。
周恩来扶着刘亚楼，一步一步上楼回病房，边走边说：我听汪东兴同志说，主席对你的病情很关心，每天都要看你的病情诊断报告。亚楼，要把治病当作战斗任务，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
谈话中，刘亚楼宽慰周恩来：总理在长征时，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治好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现在病情已有好转！事实上，刘亚楼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挽救，他曾对护士说：过几天，你们也就不用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但他忍着痛苦，嘱咐医护人员不要把实情告诉他人，免得首长和同志们为他挂念。在场的医务人员听后，个个感动得热泪满面。
周恩来告别时，刘亚楼再次强撑重病之躯坚持送至门口。归途中周恩来心情难过地说：我再也不去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这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就外界流传的刘亚楼在空军苛求军容风纪一事，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照我看来，这不是形式，而是一个标准军人起码的追求。
更何况，这是一个在外交场合、在世界眼光中为中国人争了光的军人！虽然中央对刘亚楼的病极为关注，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死神逼近的脚步。是年5月7日，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撒手人寰。
刘亚楼英年早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军民都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悲哀，按大将一档予以隆重地追悼，而其规格之高，在将军里可谓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说，刘亚楼的后事，简直可以同国葬相媲美。除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外，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几乎都到场参加。公祭会上，周恩来神情十分沉痛，热泪盈眶，为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才，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披肝沥胆的战友。
知将莫如相，刘亚楼逝世后不久，周恩来曾沉痛地对翟云英说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充分肯定了刘亚楼在空军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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