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肯尼亚殖民时代刚刚开启时，自酿酒的饮用已深深嵌入当地社会。以肯尼亚沿海的米吉肯达人为例，棕榈酒在婚礼、成年礼等传统仪式以及祭祀供奉中都不可或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殖民当局当时并未考虑禁止非洲人的自酿酒。
不过，早在1908年，殖民当局就已禁止非洲人饮用或接触欧洲酒类。官方为这项禁令给出的理由，是欧洲有责任维护非洲人被设定的“纯真”。这项针对非洲人饮用欧洲酒类的禁令，助长并维系了被殖民的非洲人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种族上的“社会距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政治格局开始变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非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啤酒公司通过广告、宣传以及与政府机构建立联系，压制自酿酒，并由此掌控了市场。
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群体日益壮大，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一个典型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精英曾抵制传统酿酒，以争取获得瓶装啤酒的消费权。到1947年底，肯尼亚针对非洲人饮用瓶装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的禁令被解除。
这项禁令的终结，也标志着对非洲本土酒类产业的谴责、刑事化和猛烈打击的开始。此后，历届政府和宗教团体都直接反对这些传统酒类，跨国啤酒公司则以更间接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压。
根据对这些小说主题的分析，我认为，肯尼亚国家针对传统酒类的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心理战，其背后是把非洲视为野蛮的殖民心态。
通过这些饮酒场所，小说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内罗毕经济崩解的图景，而这种崩解主要由城市中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承受。卡拉拉中心的顾客会欣赏墙上的瓶装酒广告。店主卖的是非洲自酿酒，但店里却张贴着尊尼获加、皮尔森啤酒和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柜台上还陈列着这些欧洲品牌的空酒瓶，以强化“欧洲酒类更优越”的殖民神话。
詹姆斯是一名公务员，手头拮据时就会去卡拉拉中心。他会向那些喝自酿酒的老主顾强调，自己是建设国家的爱国者。换句话说，他经常喝瓶装啤酒。这种说法反映出，广告在塑造人们身份认同方面具有强大力量。
到了发薪日，奥乔拉和本就会离开卡拉拉中心，转去售卖瓶装啤酒的摩羯宫。在那里，他们会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先进、现代的场所，也跻身于体面人之列。但这种感觉只维持一天，随后他们又会回到卡拉拉中心——那个更可靠、也更适合他们的据点。
但在《蟑螂之舞》中，梅贾·姆旺吉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围绕瓶装啤酒建构的姿态。广告坚持把瓶装啤酒说成持久友谊和爱国情感的润滑剂，小说中的情节却凸显了酒精所激发的暴烈一面。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杜兹曼·冈萨加和托托都饮用瓶装啤酒。他们在不同瓶装啤酒酒馆中的经历显示，这些空间充满混乱。人们饮酒之后，会对邻居发动暴力冲击。也就是说，这部小说表明，瓶装啤酒并不是现代性和有序发展的标志。
我对这些小说的分析显示，所谓瓶装啤酒象征体面，不过是一种营销策略。这一策略服务于跨国酿酒和蒸馏巨头、分销商及零售商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利益。因此，对传统自酿酒的刑事化和谴责，在这里更像是一种错置的攻击。
在城市非正规空间里售卖自酿酒，有时甚至会被当作针对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确，近年来，被称为“昌加酒”的蒸馏自酿酒已导致数量惊人的消费者死亡。实验室检测显示，酿造者会加入工业甲醇等危险添加剂。
2024年2月，由该国副总统带队的国家执法人员在多地展开行动，收缴并销毁酒类及蒸馏设备。
但即便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相关酒类的销售和流通仍在继续。政治精英针对非洲本土酿酒业的战争，暴露出一种殖民式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会重新滑向野蛮。
肯尼亚的酒类历史，在塑造这个国家的后现代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殖民者把非洲自酿酒谴责为倒退回非洲野蛮状态的象征，这种说法深刻影响了非洲人的心理。
那些渴望进入进步的后现代世界的非洲精英，也迅速学会了这种谴责非洲自酿酒的殖民教条。肯尼亚国家对自酿酒的焦虑，主要植根于体面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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