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拖着一个褪色的尼龙行李箱，手里那张飞往迪拜的机票被汗水浸得发软。二十九岁，兜里揣着东拼西凑的八万块钱，身后是渐渐模糊的东北平原。
父亲没来送我。出门前他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包，里面是五千块钱和一张字条：“闯不出名堂就别回来，丢人。”
那五千块是他蹬三轮车攒了两年的。
发小在安检口拍了拍我肩膀：“到了那边，挨打要站直，挨饿要闭嘴。”
飞机降落时，窗外是望不到边的金色沙漠。迪拜的热风像一堵滚烫的墙，撞得人喘不过气。发小带我去德拉区的建材市场，那里有他认识的福建老板。
第一份工是搬瓷砖。每天早上五点开工，一箱瓷砖三十公斤，我一天要搬三百多箱。中午工地温度超过五十度，工服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色盐渍。晚上回到八人合租的铁皮房，躺下时全身骨头像散了架。
这份工一个月能挣九千人民币，比我在沈阳工厂多三倍。
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中国工人。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友说：“在这儿想活下来，你得比印度人能熬，比巴基斯坦人能忍，还得学会跟本地人打交道。”
我把这话记住了。
第二个月，我开始学阿拉伯语。白天干活时偷听本地工头说话，晚上抱着从旧书摊淘来的教材一个字一个字啃。舌头打结，发音古怪，工友笑我“驴叫”。我不吭声。
两年后，我已经能用阿拉伯语跟供应商讨价还价。对方瞪大眼睛：“你是中国人？我以为你是叙利亚来的。”
我知道机会来了。
2014年，我开始接私活。有客户看我贴瓷砖手艺好，私下问我：“能不能来我家干？工钱加倍。”
第一家是个本地商人的别墅。主人叫哈立德，做建材批发的。他站在旁边看了我一整天，完工后递给我一瓶冰水：“你和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会在墙角留伸缩缝，会把切割的碎渣扫干净，会在收工前检查三遍。”他说，“大多数工人只想着快点拿钱走人。”
那天他多给了我八百迪拉姆。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电话：“有活儿找你。”
哈立德成了我在迪拜的第一个贵人。接下来两年，我白天在市场干活，晚上和周末去接私活。他介绍的都是本地有钱人，我给他们铺大理石、做橱柜、装吊顶。口碑慢慢传开了。
2016年，我攒够本钱，加上借的钱，注册了第一家装修公司——丝路装饰。店面在建材市场旁边，招牌是自己钉的木板，刷了红漆，写上中文和阿拉伯文。
开业那天，哈立德送了个花篮。他看着招牌说：“你知道在迪拜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摇头。
“关系。”他拍拍我的肩，“但光有关系不够，你需要‘根’。”
我没听懂。
三个月后懂了。公司接到第一个大单，给一个本地家族装修豪宅。合同签了，图纸定了，我带工人进场。结果对方家族长辈突然出现，说我没有本地担保人，不能接这种项目。
合同作废，违约金也要不回来。
我去找律师，律师看完合同叹气：“在迪拜，外国人想做大规模生意，必须有本地合伙人或担保人。这是规矩。”
“那我找。”
“找谁？”律师反问，“你在这儿有家族吗？有根基吗？”
我说不出话。
那晚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设计图，想起父亲那句话：“人在外面，该低头时就低头。”
第二天我去找哈立德。他听完沉默很久，然后问：“你结婚了吗？”
“没。”
“想过在这儿娶妻生子吗？”
我愣住。
哈立德给我倒了杯红茶：“在迪拜，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你想扎根，想把生意做大，就得成为‘自己人’。”
他顿了顿：“我有个表妹，叫阿伊莎，三十一岁，还没结婚。”
我心里一跳。
哈立德看着我的眼睛：“别觉得这是交易。在这儿，婚姻就是最牢固的生意。”
那晚我失眠了。想起老家说过的亲事，想起父亲催婚的唠叨，想起自己来迪拜的初衷。
我不是为爱情来的。
我是为挣钱，为让父亲闭上那张骂我没用的嘴，为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如果婚姻能帮我，有什么不可以？
一周后，我见到阿伊莎。她穿黑色长袍戴头巾，只露一双眼睛。那眼睛很锐利，看我的样子像在估价。
我们在哈立德家的客厅见面，有长辈在场。阿伊莎用阿拉伯语问：“为什么想娶我？”
我用学了两年的阿拉伯语回答：“我想在这儿扎根，想把生意做大。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家族。”
她沉默几秒，点头：“至少诚实。”
三个月后我们结婚。婚礼按当地习俗办，来了百来个客人，都是阿伊莎家族的人。我穿租来的白袍，坐在地毯上听阿訇念经。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但当阿伊莎摘下面纱，我看到她眼中的坚定。她凑近低声说：“陈永强，从今天起，我们是合作伙伴。”
婚后，阿伊莎帮我打通建材供应链。她带我去见家族控制的供应商，价格比市场低两成，账期多一个月。她还把名字加进公司股东名单：“现在你有本地合伙人了。”
我们的婚姻没有浪漫，只有效率。她住主卧，我住客房，平时各忙各的，只在家族聚会和商业场合扮夫妻。这样反而轻松。
公司生意好起来，我接到几个像样的项目，开始真正赚钱。
2018年，我认识第二个妻子——努拉。
那是在装修一套海滨豪宅时。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商人，做房地产生意。努拉是他女儿，三十三岁，离过婚，带两个孩子。
她第一次来工地检查，穿深灰色长袍，说话直接：“吊顶弧度不对，重做。”“地板色差太大，全换。”“浴室瓷砖空鼓，撬了重贴。”
她指出十几处问题，每处都确实存在。我没争辩，让工人按她说的改。
她看着我：“你不生气？”
“你说得对，我为什么生气？”
她愣了下，笑了：“你是第一个不跟我吵的包工头。”
工程完工后，她请我喝茶。在她父亲家的露台上，她问：“你在迪拜多久了？”
“六年。”
“为什么留下？”
“挣钱。”
她点头：“诚实。”然后突然问：“你愿意娶我吗？”
我差点呛到。
她看着我的反应，嘴角带点嘲讽：“别紧张，不是爱上你。我需要丈夫，给孩子父亲的名分，给家族交代。你需要什么？”
我沉默几秒：“我需要进房地产装修，需要大项目。”
“那合作。”她伸出手，“我父亲家族在房地产有话语权，我能帮你拿项目。作为交换，你要对孩子好。”
我握住她的手。
三个月后我们结婚。婚礼更简单，只两家人参加。阿伊莎作为大妻出席，看努拉的眼神复杂，但没说话。
按教法，丈夫要对所有妻子一视同仁。我给努拉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每周去住两三天。她的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开始很排斥我。我不强求，每次带礼物，陪他们玩。慢慢他们叫我“爸爸”。
努拉看到，眼圈红了：“谢谢。”
我知道她谢的不是礼物。
婚后，努拉帮我拿到几个高端住宅区项目。她父亲家族在迪拜开发了好几个楼盘，装修业务全给我。公司规模扩大，我注册了第二家分公司。
2020年，认识第三个妻子——梅拉姆。
在一次慈善晚宴上。迪拜富人爱做慈善，我作为华人企业代表参加。梅拉姆是志愿者，二十七岁，笑容甜。
她主动搭话：“你是那个中国装修公司老板？我听说过你。”
“听说过我？”
“当然，华人圈里你很有名。”她眨眨眼，“听说你娶了两个本地妻子？”
我点头。
她笑：“那还缺第三个吗？”
我以为开玩笑，但她是认真的：“我父亲是市政厅官员，你娶我，公司资质审批会快很多。”
她说得像谈生意。我问：“你为什么嫁我？”
“我父亲欠债，家里需要钱。”她低头，“我知道这很现实，但没选择。”
我看着她想，当初揣八万块来迪拜的自己，不也为钱什么都愿做吗？
我答应了。
阿伊莎和努拉对梅拉姆加入没大反应。她们习惯了这模式。我给梅拉姆在市中心买小公寓，每周去住一两天。她很乖，不过问我其他家庭，不抱怨陪她时间少。
婚后，公司资质审批确实快多了。原本三个月的流程，现在两周搞定。梅拉姆父亲帮我打通关节，那些卡死的章盖得飞快。
到2022年，我有三家装修公司，员工近百人。公司接过地铁站内装和几家五星酒店翻新。华人圈里有人羡慕我，有人背后说我“靠女人上位”。
我听到，不辩解。他们没说错。
在迪拜，婚姻就是最稳的生意。
2023年，我遇到第四个女人——萨拉。但这次不一样。
她是我公司会计，二十九岁，父亲早逝，独自供弟弟读大学。她干活认真，从不出错，话少。
我注意到她，是有次她加班到凌晨三点，为对出三百迪拉姆差额对账三遍。我问：“何必这么较真？”
她抬头，眼睛充血：“这是您的公司，我不能让您亏一分钱。”
我心里暖了下。
我开始留意她。她每天早到晚走，午饭在工位解决。工资发下来马上存，只留最低生活费。有次我看到她手机屏保是个少年，问：“你弟弟？”
她点头，眼神温柔：“他读大学，成绩好，我想送他去德国留学。”
“你母亲呢？”
“改嫁了，不管我们。”她说得平静，但我听出苦涩。
那天下班我叫住她：“萨拉，你愿意嫁我吗？”
她愣住，手里文件夹掉地上。
“我知道我有三个妻子，你会委屈。”我说，“但我保证对你好，也供你弟弟读书。”
她捡文件夹，低头声小：“我……配不上您……”
“不是配不配。”我说，“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该珍惜的人。”
这是实话。阿伊莎、努拉、梅拉姆，婚姻都建在利益上。只有萨拉，让我感到点真心。
她哭了，眼泪掉地上。最后点头。
我们婚礼简单，只请几个近友。阿伊莎、努拉、梅拉姆都来了，送礼，表情复杂，但没反对。
我给萨拉在公司旁买公寓，紧挨办公室。这样她上下班方便，我也能常看她。她弟弟感激我，叫“姐夫”，我让他叫“哥”。我资助他去德国，他争气，成绩一直前几名。
萨拉知道后，抱着我哭很久：“永强哥，你是我这辈子遇过最好的人。”
我摸她头，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到2024年，我在迪拜生活完全稳定。三家公司年净利过两百万美元。四个女人各司其职，相处还算和谐。
阿伊莎管建材供应和大客户，性格强势，说一不二。努拉管项目和财务，心思细，滴水不漏。梅拉姆管政府关系和资质，八面玲珑。萨拉管行政和账目，踏实认真。
我像陀螺在四个家转。周一周三在阿伊莎那，周二周四在努拉那，周五在梅拉姆那，周末在萨拉那。累，但充实。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
直到2025年3月那晚。
我在工地监工。这是努拉父亲家族的新项目，四十层公寓楼，内装全包给我们。我在查二十五楼进度，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妹妹陈永梅的名字。我心里一紧。永梅很少主动打电话，除非家里出事。
我走到楼梯间接电话。
“哥！”
她在那头哭，“爸……爸进ICU了……”
我脑子嗡一声。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爸说胸痛，送医院，医生说是急性心梗……”她哽咽，“医生说很危险，让准备后事……”
我握手机的手发抖。
“马上回。”
挂电话，我站在楼梯间，脑子空白。冲出工地，打车直奔公司。
办公室，萨拉还在加班。看我冲进来，她吓一跳：“永强哥，怎么了？”
“回国，现在就走。”我开保险柜拿护照和文件，“订最快航班。”
“出什么事了？”她站起，眼神担心。
“我爸病危。”
她立刻开电脑，手指飞快敲键盘：“最快航班明早六点，经莫斯科转，二十二小时到沈阳。”
“订。”
她订好票，问：“公司怎么办？”
我深呼吸，强迫冷静。
“马上通知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明早九点来公司开会。”
“好。”
回到家收拾行李。阿伊莎从主卧出来。
“怎么了？”
“我爸病危，得回国。”我往箱塞衣服，“公司要你们帮忙。”
她皱眉：“走多久？”
“不知道，两月，或更久。”
“公司呢？”
“明早你们四个来公司，我安排。”
她沉默几秒，点头：“我通知。”
第二天早五点，我到公司时四个女人都到了。阿伊莎穿黑职业装，表情严肃。努拉抱文件夹，眼神专注。梅拉姆化淡妆，显疲惫。萨拉眼圈红，明显哭过。
我站办公桌前看她们。
“我爸病危，我不知要走多久，短两月，长半年。我不在时，公司靠你们。”
我从抽屉拿出三家公司公章和财务章。
“阿伊莎，你拿主公司章。”我递她一套，“所有大项目你定。”
阿伊莎接章，点头。
“努拉，你拿第二公司章。”我又递一套，“财务你全权，所有支出你审。”
努拉接章，表情认真：“我会守好账。”
“梅拉姆，你管对外关系协调。”我看她，“资质续签、政府审批、客户关系，都你。”
梅拉姆点头：“明白。”
“萨拉，你管行政和内务。”我最后看她，“员工工资、工地监督、材料采购，你盯。”
萨拉眼眶又红，但忍住，用力点头：“我会。”
我深呼吸：“我最多两月回。公司正常运营，大事等我回再定。你们四个互相配合，别闹矛盾。”
阿伊莎突然开口：“要出意外呢？”
“什么意外？”
“比如客户违约，工程出问题，有人找麻烦。”她盯我，“你不在，我们怎么办？”
我沉默几秒。
“那你们四个商量。”我说，“我信你们。”
这话一出，四个女人都愣住。她们从没听我说“我信你们”。之前我从不信她们管大事。婚姻是婚姻，生意是生意，我分得清。但现在，我没选。
机场安检前，萨拉追来。她递我保温杯：“路上喝热水，别喝凉的。”
我接杯子，看她红肿的眼。
“别哭，我很快回。”
她摇头，泪掉下：“我不怕你不回，我怕……怕你回时，公司没了……”
“不会。”我摸她头，“有你们在，不会。”
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舷窗看变小的迪拜。那沙漠城市已是我第二个家。但现在，我只想快回第一个家。回那座东北城市，回那个胸痛得厉害的老人身边。
莫斯科转机时，我给妹妹打电话。
“爸怎样？”
“还在ICU，医生说手术了，放三个支架。”永梅声哑，“暂时稳，但要观察。”
我松口气。
“别担心，我明下午到。”
“哥，你在那边……都好吧？”永梅突然问。
“挺好，放心。”
“我听说你……娶了几个老婆？”她语气试探。
我愣下。
“嗯，四个。”
电话那头沉默几秒。
“哥，你……幸福吗？”
我不知怎么答。幸福是什么？是挣到钱？是有地位？还是……
“我挺好，真的。”我最后说，“别担心我，照顾好爸。”
飞机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晚上八点。出机场，熟悉的干燥空气扑面。东北的味道，是烧烤的炭火味，是松针的苦味，是我记忆里永远的味道。
我直奔医院。ICU探视时间只半小时，我穿隔离服进病房。父亲躺病床上，脸惨白，身上插满管子。看我，他眼亮了下，嘴唇动，想说话。
“爸，别说话。”我握他手，“我回了。”
他眨眼，眼角流滴泪。我转头，不敢让他看我也在哭。
那晚我在医院走廊长椅坐一夜。妹妹陈永梅带换洗衣服和吃食来。她瘦多了，眼下很深黑眼圈。
“你回休息，我守。”我说。
“我不困。”永梅握我手，“哥，你在国外过得好，我们都高兴。但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头，喉咙紧，说不出话。
父亲在ICU住一周，转普通病房。医生说手术成功，但心功能已损，要长期康复吃药。
“至少要静养半年，别累，别激动。”医生叮嘱。
我每天推父亲轮椅在医院花园散步。一月过去，父亲身体好些，但医生说还不能出院。
我每周和公司视频会议，了解情况。
开始一切正常。阿伊莎报项目进度：“地铁站项目完成八成，酒店翻新进收尾。”努拉整财务报表：“上月营收三百万美元，净利五十万，现金流足。”梅拉姆办资质续签：“三家公司执照资质都续了，没问题。”萨拉报日常运营：“工资按时发，采购正常，工地没事故。”
我松口气。看来她们管得不错。
但到第三月，情况变了。那视频会议，阿伊莎迟到十分钟。她现屏幕上时表情疲惫。
“抱歉，刚处理急事。”
“什么事？”我问。
“客户突然要改设计，我在沟通。”她语气不耐，“没什么大事，解决了。”
但我觉得不对。阿伊莎从不在会议迟到，也不会用“没什么大事”敷衍。
我问努拉：“财务有问题吗？”
努拉看眼阿伊莎，说：“账目都在，你放心。”
“我不是问在不在，是问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努拉语气生硬，“你要不放心，自己看报表。”
这不象努拉。她平时汇报很详，从不敷衍。
我又问梅拉姆：“政府关系呢？”
“都挺好，没事。”梅拉姆笑，但笑勉强，“你在国内安心照顾叔叔，别担心这边。”
我看萨拉：“你呢？有什么要说？”
萨拉低头，沉默几秒，说：“我……我这边都正常……”
但她眼神躲闪，明显有事瞒。
“萨拉，你看我。”
她抬头，眼眶红。
“永强哥……你……早点回吧……”
“到底怎么了？”
“没……没什么……”她咬唇，“就是……想你……”
视频那头，阿伊莎冷哼。努拉和梅拉姆表情也微妙。
我意识她们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但她们不愿说，我在国内帮不上忙。
挂视频后，我给萨拉单独打电话。
“公司到底出什么事？”
她沉默很久，说：“永强哥，我不能说……你……还是快回吧……”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因为她们不让我说……”她声带哭腔，“我怕……怕我说了，事更糟……”
我心里涌不安。
“萨拉，你告诉我，是不是公司出问题？”
“我……不知……”她哭起，“我只知……她们三个最近总在一起开会，不让我参加……有时半夜还在公司……我问，她们不说……”
“账目呢？有问题吗？”
“账面上都正常，但……但有些支出我看不懂……阿伊莎说是正常业务支出，让我别多问……”
我握手机的手发抖。
“你先别慌，我想办法。”
挂电话，我坐医院长椅，脑子乱。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明显在瞒我什么。萨拉被排除，说明事严重。
我想立刻飞回，但父亲病情不稳。医生说现在出院，随时可能复发。
我两难。
第四月，情况更糟。阿伊莎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视频会议。
“最近项目太忙，改天说。”
“家有事，这周不方便。”
“公司运营正常，你放心。”
努拉接电话，语气变冷淡。
“账目我记着，你放心。”
“财务报表下周发你。”
“我很忙，先挂。”
梅拉姆直接说家有事，暂不方便通话。
只剩萨拉还每周准时视频，但她看起来越来越憔悴。眼圈黑，头发乱，人瘦一圈。
“萨拉，你怎么了？”我心疼问。
“我没事……就……最近太累……”她勉强笑，“永强哥，你……什么时候回……”
“我也想回，但我爸情况不稳……”
“那……那你尽快……”她咬唇，“我……我真撑不住了……”
“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
她张嘴，泪掉下，但最后摇头：“我不能说……我说了……她们会……”
“会怎样？”
“会赶我走……”她哭出声，“我不想被赶走……我想等你回……”
视频那头传来敲门声。萨拉惊慌看门口，匆匆说：“我先挂……”
视频断。我再打，她不接。
那晚我失眠。脑子不断浮现各种可能：公司被掏空？三个女人联手骗我？还是遇大麻烦？
我给国内发小打电话：“你再去公司看，仔细看，有什么不对都告诉我。”
发小去两次，回报：“公司还在开门，但人很少，工地没动静。”
“你见阿伊莎她们了吗？”
“没见，说出去谈业务了。”
我心沉到底。
第五月，前三位妻彻底失联。阿伊莎手机关机。努拉号码成空号。梅拉姆换新号，从不接。我让发小去她们各住处看，都大门紧锁，没人。
我开始慌。是不是公司真出事？是不是她们已卷钱跑？
我给公司几个老员工打，都打不通。给供应商打，对方说：“陈总，你公司两月没进货了。”给客户打，对方说：“陈总，你公司说暂停工，让等通知。”
我手发抖。完了。公司真出事了。
我冲进父亲病房，看床上老人，心里难受。父亲看我表情，艰难问：“儿啊……怎么了……”
“没事，爸，我就有点累。”我强笑。
“你……有心事……”父亲看穿我，“是不是……那边出事了……”
我摇头：“没，真没。”
父亲叹气，握我手：“儿啊……要真出事……别硬撑……回家……爸在……”
那一刻，我泪掉下。跪父亲床前，头埋被子，哭得像孩子。
第六月，萨拉打来最后一电话。凌晨三点，我被铃惊醒。看萨拉号，立刻接。
“永强哥……”她声带重哭腔，“你……快回……”
“我……我……”她哭得说不出话，“永强哥……我怕……我真怕……”
“萨拉，你别怕，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她们……她们……”
电话里突然传来嘈杂声，像有人吵。然后，电话断。
我立刻打回，但已关机。我又给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打，全关机。给公司座机打，无人接。给所有能联系人打，都联系不上。
我瘫坐医院走廊长椅，脑子空白。我最怕的事，终发生。公司完了。可能不只完了，可能出很严重问题。而我，因父亲的病，被困国内，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起萨拉最后那电话里的哭声，心像被刀割。那女孩，是我四个女人里唯一真心对我的。她现在肯定遇很大麻烦。而我，却不在她身边。
那早上，我做决定。我进父亲病房，跪他床前。
“爸，我要回了。”
父亲看我，眼神复杂。
“儿啊……你……去吧……”
“爸，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父亲艰难抬手，摸我头，“你有你事……爸……不怪你……”
“您身体……”
“我能挺住……”他笑，但笑苦涩，“你回……把事处理好……再回看爸……”
我握父亲手，泪流满面。
“爸，等我回，我一定好好陪您。”
“好……爸等你……”
我站起，深深看父亲一眼，转身走。到门口，听父亲在身后喊：“儿啊……照顾好自己……”
我没回头，因我怕自己会后悔。
但就在我订好机票，准备第二天出发时，父亲病情突然恶化。他半夜又一次心梗，被紧急送ICU。医生做第二次支架手术，说如果再有下次，可能真救不回。
我取消机票。我不能走。
又过半年。这半年里，我彻底失去和迪拜那边联系。四个女人全失联。公司座机永远无人接。员工电话都打不通。我给迪拜警方打，对方说没接任何报案。我给中国驻迪拜总领馆打，对方说会帮忙核实，但一直没回音。我甚至托发小找私家侦探，但在迪拜，外国人查本地人事，困难重重。
我每天都活在焦虑煎熬中。白天在医院照顾父亲，强笑。晚上回家，盯手机发呆，希望能收任何消息。但什么都没有。就好像那三家公司，那四个女人，从没存在过。
父亲身体慢慢好转，但康复得慢。医生说这次手术后，他心功能已很弱，以后要格外小心。妹妹陈永梅辞工，专门在家照顾父亲。
三年后，父亲终能自己下床走动。那晚，他吃完药，突然开口：“儿啊……你该回了……”
我愣住：“爸，您……”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父亲看我，“等我身体好，你就回。”
“可您……”
“我没事了。”父亲握我手，那手比三年前有力些，“儿子……你有你人生……不能为我……耽误了……”
我眼眶红。
“爸，我对不起您……”
“傻话。”父亲拍我手，“你在外面闯出名堂，爸高兴还来不及。”他顿了顿，接着说：“那边事，不管出什么问题，你都要去面对。”
“可能……可能已什么都没了……”我声哽咽。
“没了就没了。”父亲说，“人还在，就能重新来。”
那晚，我在父亲床前跪下，磕三个头。父亲摸我头，眼含泪：“去吧，儿子。”
妹妹陈永梅送我去机场。她递我一包：“哥，这是我三年攒的钱，你拿着，万一边需要用。”
我开包，里面厚厚一沓现金。
“永梅，这我不能要……”
“你拿着。”她把包塞回我手，“我现在没工，这钱是你之前给我生活费省下的。哥，不管那边变什么样，你都要好好活，好好回。”
我抱妹妹，泪流满面。
飞机起飞时，我透舷窗看越来越远的东北平原。
飞机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傍晚六点。熟悉沙漠气息扑面。我提行李，出机场，打出租车。司机是巴基斯坦人，用生硬英语问：“去哪里？”
我报地址。那我和三个妻子同住别墅，在朱美拉区。车子开一小时，天色渐暗。我看窗外掠过景色，心跳越来越快。
终，车子在一栋白色别墅前停下。我付钱，提行李站门前。房子从外面看正常。窗帘拉，看不到里。没灯光，没声音。
我深吸气，掏钥匙。手发抖，试两次，才把钥匙插锁孔。轻轻一转，门开。我推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我摸索找玄关开关，按下去。
灯光亮起的瞬间，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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