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红包
刚过完年那几天，我在成都约了两个朋友喝茶。
茶馆暖气很足，乔安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整个人陷进沙发里，端着盖碗茶叹了口气：“终于回来了。过个年比上班还累。”
陆旭跟着点头，面前的茶半天没喝一口，说嗓子还疼着，初五之前每天都在酒桌上，白酒红酒轮着来，到最后看见酒瓶子就想吐。
我说你们四川人过年不都挺热闹的吗？吃得好喝得好，亲戚又多。
他俩异口同声：“热闹是热闹，但你不知道背后有多累。”
乔安掏出手机给我看，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列了一长串。
各种礼品
从腊月二十开始，她和她老公就在网上疯狂下单：纯牛奶六箱、酸奶六箱、燕麦片四提、芝麻糊四提、豆奶粉四提、核桃粉四提……还有白酒四瓶、红酒两箱、各种坚果礼盒四盒。
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四十来份，每家至少两份。”
我问这些货怎么运回去的。她翻了个白眼：“光牛奶就十二箱，每箱十几斤，快递堆在楼道里跟仓库似的。我和我老公从一楼搬到五楼，搬了两趟。过两天再从五楼搬下去装车，到老家再搬下来，分门别类贴便签——大伯家送什么，三叔家送什么，表姐家送什么……”
她说着说着自己笑了：“我老公腰疼的老毛病，大年二十九又犯了，我给贴了两贴膏药。他龇着牙说，明年能不能少买点？我说你试试，看人家背后说不说你。”
我问到底送了多少家。她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伯二伯、大舅二舅、三个姑、两个姨……“不算不知道，光嫡亲就快二十家了。还有一些不太走动的，不去又说不过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北方人冬天囤大白菜一样自然——过年嘛，就该这样。
但我注意到她说了一句：“光买礼品就花了两千多。还不算红包和路费。”
说到红包，陆旭把茶杯放下了。
“你可别问我包了多少钱。”他那个表情，又心疼又想笑。
他是他们那一辈里结婚最晚的，今年刚结婚第二年，还没孩子。这在城里不算什么，但在他们村，没孩子就意味着——光出不进。
“大年三十晚上，我妈给我塞了厚厚一沓红包壳，说初一要用。我还纳闷用得着这么多吗？我妈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鞭炮就响了。陆旭揣上提前换好的新钞，拎着礼品开始走亲戚。
第一站是大伯家。一进门，伯母就拉着两个小孩说：“快给叔叔拜年！跪着磕头才有红包哦！”俩孩子扑通就跪下了，嘴里叽里呱啦说着新年好、恭喜发财、叔叔最帅。陆旭赶紧掏红包，一个里面塞了两百。
“两百？”我有点吃惊。
陆旭苦笑：“以前也不是。但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从五十涨到一百，从一百涨到两百。你要给一百，人家当面不说，背后一传——某某抠门，一年才回来一次，给个红包还抠抠搜搜的。这名声你背不背？”
“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两个起步，三四个也常见。我转了一大圈，走了十二家亲戚，见了二十五个孩子。一个二百，五千块没了。”
我说你不是也收了长辈的红包吗？陆旭摆手：“我三十多了，哪个长辈还给我发？给我媳妇发了，收了一千多。里外里净支出四千多。”
他喝了口茶，突然笑了：“我妈跟我算账，说我们这一房就我没孩子，亏大了。她还催我赶紧生，说生了就能把红包收回来。我说那我得生几个？我妈说至少生两个，生一个还亏。”
我媳妇在旁边听见了，当场就把脸拉下来了。
茶馆里安静了一秒，然后三个人都笑了。
笑完又觉得有点心酸——什么时候开始，过年变成了一本经济账？
乔安说了一个细节。她大年初二回了娘家，初三去了外婆家，初四去了二姨家，初五又赶回婆家见亲戚。“七天假，我有六天在路上跑。初七早上起床，腿都软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拉练了。”
每天的标准流程是：早上八点起床，洗漱，吃早饭，换衣服，装礼品，开车出门。到一家，进门寒暄，坐下喝茶，聊半小时家长里短，对方开始张罗午饭。吃两个小时，喝几杯酒，推辞一番，再去下一家。
“你根本没法拒绝。你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电话就打过来了——‘怎么还没到啊？饭都做好了！’你一听这话，能不去吗？”
所以她一天跑三家，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多，回家洗完澡倒头就睡。
“说好的过年回家陪父母呢？”乔安声音提高了一点，“我跟父母真正坐在一起安安静静说话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两小时。其他时间都在陪亲戚。”
陆旭接过话头：“父母比我们还累。正月十五都过完了，我爸妈还在走亲戚。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说在哪个舅舅家拜年呢。我说年都过完了怎么还在拜？我妈说，亲戚太多了，排不过来，初一到初七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只能周末补。”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正月二十。
我们聊着聊着，一个奇怪的问题浮上来：既然这么累，为什么不停下来？
乔安想了想说：“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你不走，就显得你不懂事、不合群。尤其我们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一年才回一趟，你连亲戚都不去看一眼，人家怎么想你？”
陆旭说还有一个原因：父母那辈人在乎这个。
“我妈过年之前就跟我说，‘今年必须去你三姑家，去年就没去，人家打电话来问了’。我能不去吗？”
说到底，累的不是身体，是人情。
老一辈的人情网络很密，每家在村子里的位置，就靠过年这些仪式来维系。你来我往，缺一环就断了。
可年轻人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一边是城里的工作压力，一边是老家的人情压力。过年七天，像是一场大考——考试成绩不重要，但你不能缺考。
更累的是那种“不得不”的感觉。
不得不买那些根本没人爱喝的牛奶。不得不发那些超出预算的红包。不得不去那些叫不上全称的亲戚家。不得不在酒桌上喝下不想喝的酒。不得不说那些言不由衷的吉祥话。
茶凉了，我们让服务员续了热水。
不知道谁先提起的，说要不今年冬天去海南过年吧。租一套海边民宿，大年三十吃顿海鲜，初一睡到自然醒，初二去沙滩上晒太阳。不用囤四十份礼品，不用包五千块红包，不用在饭桌上陪笑脸。
这个计划我们聊了三年了。每年过年之前都信誓旦旦，最后谁也没走成。
乔安说今年一定行。陆旭说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说要不咱们拉个群，就叫“逃离春节计划”。
大家笑了一阵，然后又沉默了。
因为都知道，父母在，老家在，亲戚在，你就没办法真的“逃离”。那些礼是要送的，那些钱是要花的，那些亲戚是要见的。
我把最后一口茶喝完，起身结账。
走出茶馆的时候，成都的天气阴阴的，街上的年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乔安说她准备去健身房，过年涨了五斤。陆旭说他今晚就回单位加班，欠了一堆活儿。
三个人在路口道别，各回各家。
走在路上我想，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过年吧——累是累的，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时候。
比如那个跪着磕头喊“叔叔最帅”的小孩，比如酒桌上亲戚多夹给你的那筷子菜，比如临走时长辈塞给你的那兜土鸡蛋。
这些细碎的、不值钱的、说不出口的东西，大概就是撑着我们一年又一年回家的理由吧。
#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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