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下午两点，南京路的国际饭店大厅里人头攒动，侍者忽然低声奔走相告：“那只黑色公文包不见了！”短短十来分钟，警卫携带的皮包消失得干干净净。
彼时这座新近解放的都市还回荡着枪炮余音，特务与帮会势力四处潜伏。陈毅刚刚回沪就职，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危，特命苏联援制轻型防弹钢板，再由意大利名匠缝入黑皮包内。外行瞧去以为是高档公文包，内行都称它“警卫皮包”——掉了皮包，等于掷掉一道护身符。
当天安排的是波兰学术代表团到访。行前，周恩来专电叮咛：上海必须拿出大都会的风度与安全。因为日程保密，只派两名年轻警卫赵根友、邹为朋随行。中午换班时，两人饥肠辘辘，便到负一层“摩天厅”匆匆排队取餐。赵根友先把皮包挂在椅背，回头却发现它已无影无踪。
起初他还以为同伴拿去保管，结果连查几圈都扑了空。天色渐暗，他只得硬着头皮报告警卫处。值班参谋一听炸了营：“那东西丢不得！”电话转瞬打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市委副书记潘汉年闻讯，语气森冷：“立刻严查！”
皮包为何如此要紧？原因在那块神秘钢板。它由苏联科研机构按特殊配方浇铸，能正面抵御手枪、冲锋枪近距离射击；完工后所有技术资料和边角料即刻毁掉，绝不留痕。若落入敌手，既可能暴露中央防护机密，也可能被用来研制穿甲弹头，后患无穷。
专案组连夜成立，七名干员一字排开，分头行动。难点在于——国际饭店当晚接待外宾，上上下下三百余人，不能大张旗鼓翻箱倒柜，否则丢的是上海开埠以来金字招牌。于是决定两路并进：外封出入口，内着便装摸排员工与住客。
初查就冒出一条可疑线索：电梯维修工程阿根在中午12点半违规推工具车乘电梯下楼。有人断定这与失窃时刻重叠。隔夜询问，程阿根承认偷了一块废铜去换钱，却对皮包一问三不知。对照票据、证人，确实如此，调查组只好把他暂时搁置。
紧接着，老侦察员姜科长在住客名单上发现一个熟悉名字——鲍正民。此人曾是军统中校，逃过战后清剿。鲍此行登记身份为天津纺织厂采购，住的却是高档套房，还同上海滩“老油条”刘三宝约了见面。专案组果断收网，两人双双被捕。谁知一顿盘查，竟挖出鲍正民早已弃暗投明，刘三宝还是抗战时期地下交通员。二人纯为商业应酬，皮包案依旧没有眉目。
线索渐断时，专案组接到前台电话：一名女客投诉项链掉入床缝，请人帮忙挪床。服务员搬动床铺时发现底下藏着一块被报纸包裹的金属板。编号核对无误——正是那块防弹钢板。可皮包仍不见踪影，事情似有转机。
经过再三追查，警方锁定了芬兰旅游团的一对夫妇。原来20人团队中少了一位男士，他自称身体不适，留在酒店休息，却在走廊看见警卫离手的皮包，顺手牵羊。打开一瞧全是铁，他干脆把钢板丢床底，揣包溜之大吉。此人名叫哈默尔，正是芬兰本地小偷，战后跑旅游团谋生。
11月13日，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旅社里，哈默尔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一听“我们是上海公安”，哈默尔怔了几秒，转身从皮箱里掏出那只黑色皮包，叹息：“我以为里面是钱。” 他的中文生涩，却足够表达懊悔。
调查证实，事发时沪上暗线虽多，却没人策划借此行刺；一场看似阴谋重重的案件，竟止于一次国际惯窃的贪念。不同寻常的只是，这只公文包内藏着共和国要员的生命保险，牵动市委、市府乃至军方三方联动。
案件侦破后，警卫部门对随身防护作业流程全面升级：值勤人员严禁脱手，进餐改为轮流执行，宴会场所划定明暗安全区；同时辅以编号制、防丢警报器，连夜训练。自此，“警卫皮包”再无失守。
蒋介石曾放话“解放军进得了上海，管不好上海”。然而从肃清黑帮、整顿金融到雷霆破案，新政权交出的答卷一条条砸在那句豪言上。陈毅依旧穿行于里弄街巷，皮包紧握；而那一块被擦拭干净的苏制钢板，继续默默守护着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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