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确认，被称为“日本星链”的军事侦察网络已于今年4月正式启用，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2025年12月视察空军基地时声称“太空是事关军事和民生的极重要领域”。在高市早苗当局大搞军国主义，破坏战后秩序的环境下，日本企图将太空军事化的目的已经相当明显。
在日本扩军的另一面，中方已经以稀土和两用物项管制为手段作为反制措施，瞄准了日本军工体系在特种材料端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日本的太空军事化与中方的技术管控同时进行，二者共同构成了中日战略博弈从传统海洋领域向太空和供应链两端延伸的新态势。
军国主义上天：太空军事体系与突破和平宪法的交织
事实上，在“日版星链”部署前，日本的太空军事力量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扩张。
从2020年组建开始，日本的太空部队从20人的“宇宙作战队”到120人的“宇宙作战群”再到670人的“宇宙作战团”，本年度内计划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编制约880人。六年内，经历了44倍的人员扩张。从军事组织学的角度上看，编制的扩大量级决定了该领域在整体作战体系中的权重。20人规模的单位本质上是筹备组，310人的是一个研究性建制，670人已经具备了独立作战单元的基本框架，而880人则是一个完整作战域的指挥中枢。与之同步，航空自卫队将于本年度内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军种名称的变更在军事组织学意义上代表了作战权限和资源分配权重的结构性重置。
日本军方对太空的关注，来自于对“反击能力”的需求。“反击能力”要具备军事可信度，需要具备三个条件：自主发现目标的能力、远程投送火力的手段、以及连接二者的指挥控制链路，“太空军”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了其中的短板。最近启用的军事卫星系统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混编组成。合成孔径卫星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穿云识别的技术原理决定了其不受天气和昼夜条件限制；光学卫星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二者配合，构成持续的战场监视能力。从杀伤链理论看，“日版星链”的出现使得日本能够实现“天基打击链”——头顶的卫星发现目标，数据传输到指挥中心，指挥远程导弹发射。
日本太空军事化提速的内因，根植于高市早苗上台后推进的国防路线。
日本太空战略的政策基础建立于两份文件，一份是2022年“安保三文件”，将太空列为与陆、海、空对等的独立作战域。另一份是2025年7月防卫省发布的首份《宇宙领域防卫指针》，明确提出日本需发展太空领域的主动能力。这些文件字里行间充斥着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构建太空领域进攻性战力的图谋与野心”。日本太空安全政策从最初将太空技术用于和平和非军事目的，到允许为自卫队提供通信服务，再到允许太空技术为国家安全服务，直至允许提升太空作战能力以保卫太空系统安全，完成了一个递进式的政策松绑过程。
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将日本“再军事化”形容为一头“灰犀牛”。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这种“灰犀牛”性质在于：日本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足够财力，一旦加速“再军事化”，不仅能够迅速把先进的民用工业产能转换为大规模高技术水平的军事装备生产，更能通过武器出口、防卫合作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立宪民主党等主要反对党对再军事化抱有戒心，认为新的安保政策“走得太远、太快”。日本律师联合会也曾发表声明，警告“反击能力”概念违反宪法第九条的精神。但这些反对未能改变决策走向。自民党在2025年众议院选举中保持多数席位，为高市推进扩军提供了议会基础。
在高市政府看来，日本太空军事化与“正常国家化”目标存在内在耦合。太空作战能力被东京决策者视为大国地位的标志性能力。如果经济大国身份不足以提供安全保障，那军事大国的身份，尤其是具备独立太空军事能力的大国身份，便成为“国家正常化”叙事的核心支撑。这一逻辑驱动日本政府将太空预算和编制扩张置于优先位置。
在日本向太空增兵扩张的步伐中，日美之间的军事互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23年美日正式将太空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范围，规定日美间的共同防御条款包括对太空资产的攻击，2024年美国太空军成立驻日部队，日本航空自卫队也深度参与美军太空演习，未来还可能参与美新一代天基反导系统“金穹”的研发。从战略定位看，日本正从太空领域的配合者向参与者转变，其太空作战能力正嵌入美军的全球作战网络，从而获取此前被禁止的战略进攻能力。自卫队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将“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就是想借“岛屿防御”之名行突破“专守防卫”之实，同时全面对接美日同盟，深度嵌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抢占太空、网络、认知战的战略高地。
难以为继：中方制裁对日本太空军事化的影响
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法律与行政上的障碍已经扫清，但太空军事化还面临自身产业基础的制约。航天运力方面，日本发射成功率不稳定，技术可靠性有待验证。卫星制造方面，日本长期深耕高价值大型传统卫星，缺乏低成本批量化生产小型卫星的产业链能力。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卫星通信抗干扰能力建设等领域的投入需要长期积累，在航天技术上，相较中美等航天大国，日本本就落后了一大截。
与此同时，中方的对日反制，其实已经掐住了日本航天工业的命脉。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第1号公告，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规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和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出口。中方的管制名单涵盖稀土、化学品、无人机、电信及核能技术等共1005项品目，其中稀土更是日本极其以来中方的经济命脉。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数据，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
中方管制对日本太空和导弹能力的制约，重点在于在材料层面：有源相控卫星的天线依赖氮化镓功率器件。氮化镓最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相对于传统的砷化镓，其功率密度更高、热传导性能更好，使雷达能够在更小体积下实现更大的发射功率——对于体积和功率预算极其紧张的小型卫星构成了核心性能瓶颈；光学侦察卫星的成像质量取决于红外探测器的性能，这一部件也依赖中国提供的铟镓砷材料或碲镉汞材料；供应导弹使用的各种零件中，也大量使用各类稀土材料。上部部件全部收到中方管制目录的影响，日本军工产业在卫星制造、导弹制导、雷达、导航等关键军事技术环节，对中国稀土和两用材料存在结构性依赖。
日本也尝试摆脱中国稀土带来的影响，首先是扩展其它进口渠道，2025年上半年美国对日本出口的镓锗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价格翻倍。这意味着日本即使从替代渠道获取部分原材料，也要面对成本大幅攀升的问题。其次是尝试本土自给，日本在南鸟岛海域的稀土开采项目虽有技术验证进展，但面临技术、成本与环境影响多重制约，商业化前景不明确，距离实现稀土自给自足仍十分遥远。虽然从数据上看，中国稀土在日本的占比从2010年的接近100%降至目前的约60%至70%，确实部分降低了对中国稀土的总体依赖度，但在中重稀土领域，替代进展有限，镝、铽等重稀土几乎100%依赖中国供应。
中日之间的新博弈方向
技术角度上，日本太空军事化与中国稀土管制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上的对应关系。日本用20年完成了太空军事能力的体系建设，希望打通从传感器（天基侦察）到射手（远程导弹）的杀伤链。中方的稀土管制措施则实现了有力的回应，作为掌控稀土全产业链，以及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中方法律层面的管制措施同样具有技术杀伤性。战略层面上，日本太空军事化追求的是质的突破——拥有独立于美国的天基打击链。而中方的稀土管制瞄准的是量的制约——在材料供应端限制上述能力的生成和扩张。质上的突破需要时间检验和产业基础的支撑，量上的制约则从基础材料层面限制扩产速度和成本效率。二者构成了一种非对称的战略博弈格局。
不过最关键的是，中日战略博弈的场域扩展正在改变东亚安全秩序的底层结构。
传统的中日安全矛盾集中在东海海空域，主要表现为舰机近距离接触、防空识别区重叠空域的飞行规则争议，以及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对峙。这些传统摩擦遵循一套各方大致理解的行为模式——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双边防务部门热线等危机管控机制。摩擦烈度虽然时有起伏，但博弈的边界相对清晰。
在博弈的空间从海洋转向太空后，一些新的博弈也随之产生。
首先，太空领域缺乏与海空域相当的危机管控机制。《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未对常规武器、反卫星试验、交会接近操作等行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低轨卫星星座的军事化应用、卫星近距离抵近侦察、在轨交会操作等行为，缺乏国际公认的“安全距离”或“危险接近”标准。一国视为例行侦察的行动，另一国可能解读为准备进行动能攻击的前置动作。误判风险不在于任何一方的意图善恶，而在于缺乏判定意图的共同框架。
其次，供应链管制作为战略工具，其效应传导具有非线性和时滞性特征。稀土和关键矿产管制不会立即瘫痪军工生产，而是在材料库存、价格波动、替代方案研发进度等多个环节产生延迟影响。这种时滞使双方对管制的“有效性”评估存在时间差。施加管制的一方可能在短期内低估其效果从而倾向于加码，承受管制的一方则可能在数月后突然面临产能瓶颈。这种时间错位增加了双方基于不完整信息做出升级决策的概率。
最后，博弈领域的横向扩展使冲突门槛出现多元化的下降趋势。海空摩擦需要物理接触，门槛较高。太空轨道的信号干扰、供应链的出口限制，门槛相对较低但同样传递战略信号。低门槛手段的频繁使用可能产生“摩擦通胀”——各方为表明立场而不断升级回应措施，最终在某个节点触发质变。
高市政府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太空军事化和扩军路线服务于“国家正常化”的长期目标，但每向前推进一步，中方管制措施的可选清单就增加一项。东京的任何回调都需要在执政联盟内部和选民面前承担政治成本，而继续推进则面临管制从稀土向更广泛战略物项延伸的风险。这个两难结构决定了博弈烈度的走向并非单向线性，而是取决于双方对“成本-收益”的动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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