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县委书记当八年秘书，他升迁一言不发，三天后我接到省委任命|县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省委任命|秘书

我给县委书记当了八年秘书。

八年，够打一场抗日战争，够读完两个大学本科，够一个婴儿从呱呱坠地长到能打酱油。我也从二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熬成了三十五岁的中年人。头发少了，肚子大了，膝盖一到阴天就疼，是常年抱着材料箱爬上爬下留下的病根。

县委书记姓沈，叫沈怀远。我跟他的这八年，他从一个排名靠后的副县长，一路干到县委书记，这中间的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说句不谦虚的话，沈书记的每一步，都少不了我在背后默默使劲。当然，这话我也就跟自己媳妇说说，在外头是万万不敢讲的。

当秘书这活儿，看着光鲜，实际上是拿命在熬。白天跟着领导调研、开会、接访，晚上别人下班了，我得开始整理材料、写讲话稿、处理白天没来得及看的文件。平均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洗澡都得把手机带进浴室，生怕漏掉一个电话。有一年大年三十，我正陪家人吃年夜饭，沈书记一个电话过来说要改一个材料，我放下筷子就往办公室跑，等我改完回来，饺子都凉透了。

我媳妇经常跟我抱怨：“你说你到底是嫁给我了，还是嫁给沈书记了？”我笑着哄她：“都嫁了都嫁了，主卧住着你，书房住着沈书记的文件。”气得她拿抱枕砸我。

但我心里清楚，沈书记对我不薄。他这个人性子冷，不爱说那些漂亮话，但他的好都体现在行动上。我母亲生病那年在省城住院，是沈书记亲自打电话给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安排的床位。我儿子上小学择校，沈书记一个电话打到教育局，事情就办妥了。这些事情他从来不提，我也从来不谢，主仆之间，心照不宣。

去年秋天，省里来了消息，沈书记要动了。往哪儿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小道消息满天飞，有说要调去省里某个厅当副厅长的，有说要去隔壁市当市长的，还有说要直接提副省级的。这些消息我一条都不信，倒不是我觉悟高，而是沈书记这个人嘴太严了。跟了他八年，我最大的本事不是写材料，而是学会了闭嘴。

宣布的那天，是个阴天。

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来了，在县委大礼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大会，宣布沈怀远同志任江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是一个不小的跃升，从正处到副厅，而且直接进了常委班子，这说明省里对他的评价很高，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散会之后，所有人都涌上来跟沈书记道贺。我站在人群外面，远远地看着他被一群人簇拥着，脸上挂着那种职业化的、得体的笑容，心里头五味杂陈。我替他高兴，这是真心的。八年了，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比谁都清楚他付出了什么。可同时，我心里头也空落落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他走了，我呢？

按照常理，领导升迁，秘书通常会有几种出路：要么跟着领导走，继续当秘书，级别提一提；要么安排到下面的乡镇或局里当个副职，也算是一种安置；再不济，也能在原来的单位给安排一个差不多的位置。我跟了沈书记八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情于理，他走之前应该会跟我交代一句。

可是没有。

沈书记跟所有人握完手，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就上车走了。

就这三个字。

我站在县委大院的花坛边上，看着那辆黑色轿车的尾灯消失在拐角处，心里头凉了半截。不是说我贪图什么，而是这八年，我是拿命在跟他干，到头来，连一句像样的交代都没有。旁边几个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微妙，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等着看笑话的。

当晚回到家，我媳妇问我：“沈书记走了，你的事儿怎么说？”

我说：“没说什么。”

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没说什么？你跟了他八年，他就这么走了？”

我没吭声，端起碗来扒饭。米饭嚼在嘴里，像嚼沙子一样。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

县委办的工作还在继续，但谁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前第一秘”的位置有些尴尬了。新书记还没到位，县长主持工作，但县长的秘书自然有自己的人，我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个事儿。办公室的几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以前抢着跟我打招呼的，现在远远地绕道走。我理解，人走茶凉，这是规矩，不怪他们。

我甚至开始给自己想后路了。回乡镇？我本来就是从乡镇出来的，回去倒也不怕丢人。去局里？哪个局愿意要一个三十五岁只会写材料的“老秘书”？下海经商？我一没本钱二没门路三没那个脑子。想来想去，越想越焦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到凌晨两三点，索性起来抽烟。我媳妇被我熏醒了，幽幽地说了一句：“要不你给沈书记打个电话？”

我摇摇头。不是不想打，是不敢打。沈书记新官上任，千头万绪，我这时候打电话过去，算什么呢？要官？要位置？我张不开那个嘴。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沈书记留下的那些材料，准备移交归档。翻到一份他三年前批阅的文件，上面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字迹瘦硬，一笔一划都透着一股子认真劲儿。我看着那些字，鼻子忽然就酸了。

这时候，手机响了。

一个省城的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你好，是周远同志吗？我是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到省委组织部来一趟，有人找你谈话。”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省委组织部？”

“对，省委组织部。具体什么事情，来了再说。”

电话挂断了。我拿着手机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我一个正科级县委秘书，跟省委组织部隔着十万八千里，他们找我做什么？

但这个电话是真实的，号码我回拨过去，确实是省委组织部的总机。我确认了三遍，才敢相信这不是诈骗电话。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着。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完全摸不着头脑。我翻来覆去地想，省里没有任何我认识的人，沈书记虽然在省里有些关系，但他走之前连一句交代都没给我，应该不是他。那会是谁？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最体面的那套深蓝色西装，系好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去了省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全程都在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想了十几个版本，没有一个靠谱的。

省委组织部在省委大院里，一栋灰白色的老楼，楼道里铺着褪色的红地毯，墙壁上挂着历任部长的照片。我找到了干部二处的办公室，敲门进去，一个四十来岁的处长接待了我。他姓孟，人很和善，给我倒了杯茶，聊了几句家常，然后话锋一转，表情变得正式起来。

“周远同志，根据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江南市委副秘书长（副处级），由省委组织部直接委派。今天找你来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一次任前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