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一个99%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却是全球极少数将性交易完全合法化的国家之一。

妓院公开营业,从业者持政府证件上岗,还能缴税、享受社会福利。

不是放纵,是"没办法"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伊斯兰教法对"淫乱"的惩处极为严苛,沙特伊朗对此类行为的处置近乎零容忍。

土耳其偏偏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而且这条路走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要理解这件事,得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土耳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它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

这个帝国在鼎盛时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疆域覆盖今天的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大片欧洲土地。

这些欧洲领土上的居民,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没有皈依伊斯兰教。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法律习惯、自己的社会风俗,而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风俗业,希腊尤为典型。

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执政官梭伦就曾在城内建立官营妓院。

这被历史学家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国营企业"之一,奥斯曼帝国占领希腊之后,并没有把这套东西彻底铲除,帝国选择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默许欧洲领土内的风俗业存在,但限制其不得蔓延进穆斯林聚集区。

但界限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屏障,欧洲的习惯慢慢渗入了穆斯林社区,在伊斯坦布尔的浴室旁、旅店后巷、偏僻饭馆里。

悄悄存在着一种叫"吉斯梅"的地下场所。

土耳其语直译就是"后门",从事的人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寡妇、外地流民,它是非法的,但它存在,而且越来越难以消除。

上层社会另有一套说法,叫"哈里姆",字面意思是"禁地"。

本质上是苏丹和权贵私宅里圈养的女性群体,名义上是侍女,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性奴隶制度的变体,在道德话语体系里,这些人不存在,不被承认。

但在现实里,这是帝国权贵心照不宣的特权。

管不住,那就管起来

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希腊独立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在沸腾,欧洲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步步紧逼。

1839年,帝国启动了著名的坦志麦特改革。

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化与现代化尝试,改革涉及军队、法律、财政、教育,核心逻辑只有一个:向欧洲学。

法律体系开始参照欧洲大陆法进行重构。

世俗法庭和宗教法庭并存,社会秩序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双轨并行状态,在这个背景下,风俗业的管控问题被摆上了桌面。

地下产业屡禁不止,性病在士兵和平民中蔓延。

帝国政府一次次打压,一次次反弹,试过封堵,没用,试过惩罚,没用,最终,奥斯曼政府做出了一个在伊斯兰世界几乎史无前例的决定。

把风俗业收编,纳入国家管控体系,持证上岗,强制体检。

从业者每个月必须检查身体,健康方可营业,否则证件作废,进入场所的客人,同样要先检查,确认无传染病方可进入。

这套制度的本质不是鼓励,而是承认现实。

这件事存在,与其让它在地下滋生,不如把它拉到阳光下管起来,这一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土耳其性产业的历史走向。

并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被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

信仰退场,欲望不散

1918年,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战败条约签下,帝国领土被瓜分五分之四,连剩余领土,列强也打算继续蚕食。

然后凯末尔出现了。

穆斯塔法·凯末尔带领军队打赢了独立战争,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成为第一任总统,他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不信任何宗教。

他认为土耳其要进入现代世界,就必须把宗教赶出政治,赶出公共生活。

1922年废黜苏丹,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头衔,他把它直接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同年废除伊斯兰教法。

1926年,新的民法刑法全套引入欧洲大陆法系。

宗教法官集体被废除,凯末尔还进一步废除一夫多妻制,给予女性参政权,推行西式服装,把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

这一系列改革用了不到十年,彻底重塑了土耳其的制度面貌。

对于风俗业,凯末尔的态度很清楚:他明白这个产业的存在会持续伤害女性,他本人不支持将其合法化,所以没有在共和国初期延续奥斯曼帝国那套制度。

但他改变了宗教对社会的约束力,却没有改变人的本性。

失去了伊斯兰教法的约束,地下产业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屡禁不止,没有证件,没有检查,没有任何保障,从业者和消费者都在灰色地带游走。

20世纪中期,随着城市化加速,灰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1973年,土耳其政府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将国内妓院收归国有,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体系,持证从业者从此成为"合法工人"。

有编号、有档案、要体检、要缴税。

妓院的选址、建筑面积、消防条件、卫生标准全部有明文规定,不得开设在重要建筑物附近,只能有一个出入口,门牌统一。

风俗产业正式取得完整的法律地位。

10万人的灰色地带

土耳其的合法性工作者人数极为有限,据估算大约3000人,且大多是本国公民,因各类经济困境走投无路之后的选择。

但在这3000人之外,是将近10万人的地下产业从业群体。

她们几乎全部来自境外,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和中亚地区陷入长期的经济动荡,摩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的年轻女性大量外出谋生。

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加上相对宽松的入境政策,成为她们目的地之一。

她们在土耳其性产业内的非正式称呼统一叫"娜塔莎",不管来自哪个国家,说哪种语言,都是这个名字,问题不在于她们自愿来了多少。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贩子的产业链早在她们出发前就布好了网。

皮条客往返于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在东欧各地寻找目标:年轻、缺钱、涉世未深,诱饵是餐厅服务员、家政工人、工厂流水线。

一个月几百美元,听起来合理。

很多女孩拿着护照上了车,到了伊斯坦布尔机场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人贩子的说辞简单粗暴:你的路费、食宿、文件费用都算在"债务"里,要还清才能离开。

她们赚的钱被用来支付这些虚构的债务,永远还不完。

皮条客不会轻易放走一个能赚钱的人,在榨干全部利益之前,"还债"只是个永远移动的终点线,这是合法化制度意想不到的代价。

制度开放了市场需求,却无法填补底层的贫困真空。

需求在这里,供给就会从任何可能的缺口涌进来,土耳其的性产业合法化,是奥斯曼帝国多民族结构留下的历史遗产。

是帝国晚期无力管控地下产业的务实妥协。

是共和国世俗化改革破除宗教约束后的社会真空,也是现代经济扩张与人口贩卖黑产之间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它让人不舒服,但它真实地存在,存在了1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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