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打下中原之后，由于是先征服的西域地区，所以多任用西域人出任高官。没有像汉人那样建立完整的官僚体系，他们习惯草原的部落管理方式，到了农耕地区连户籍登记都不太明白，结果只能依靠从中亚和波斯来的穆斯林商人和文书官来帮忙，这些人懂算账、通语言、熟悉税收，蒙古贵族就让他们管钱管事，自己只管领赏赐和去打仗。
窝阔台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起用回回商人阿合马管理财政，允许教堂和寺庙免税，商人也能够获得特许经营权，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地方上仍然让景教和伊斯兰教自行审理案件、收取地租，1308年元武宗甚至承认了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还下令地方官员不得干涉宗教事务，这种情况在唐朝和宋朝根本不可能出现，连唐武宗灭佛也只是将寺庙财产收归国有，没有把司法权力直接交给教会。
元朝允许七种宗教同时存在,寺庙可以购买土地收取租金,自己管理事务,明清两代却全力把财政权力收归中央,推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是为了重新控制金钱和人口,元朝的地方财政经常被"斡脱"商人联盟把持,这个联盟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官府连查账都做不到,汉族官员反而被排挤到边缘,这不是因为四等人制度,而是蒙古人不认识汉字,不懂法律条文,只能依靠会多种语言的色目人来办事。
有人觉得元朝统治宽松是一种进步，其实它和奥斯曼帝国有相似之处，都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文明后感到力不从心，只好让宗教组织帮忙管理一些事务，清朝就不一样了，满人入关后很快模仿明朝制度，学习《大明会典》，建立八旗绿营和督抚体系，迅速控制地方，蒙古人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放手不管。
结果呢，元朝没有统一的税法和司法标准，地方上豪强、教团和商人各自为政，朝廷常年缺钱，水利没人修理，灾荒也没人救助，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自己组织白莲教和红巾军，不是想造反，是实在没路可走，所谓宽松政策，其实是国家功能瘫痪的表现。
翻看历史资料时，我发现元代地方志中经常提到“官不与事”，这指的是官府干脆不去插手各种事务，这种态度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放任不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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