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成熟稳固的国家，得以存续依靠的不只是武装力量与经济合理性，更有赖于同一疆域内民众在统一政权下长期和平共处的稳固传统。一旦缺失这种传统，或是强行拼凑捏合，国家崩塌便无可避免。全球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个：伊拉克，以及另一个国家。
奥斯曼帝国覆灭后，巴格达、摩苏尔、巴士拉三个行省被英国划为托管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不久后正式成立伊拉克王国，哈希姆王朝的费萨尔一世成为首任国王 —— 也就是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奥马尔・沙里夫饰演的那位原型人物。
君主制政体，适合在本无国家传统、或原有传统与本土民众割裂的地区凝聚立国根基。英国当初选定哈希姆王朝，起初看似极为明智：该家族不偏向地方宗族、部落与城市精英阶层，曾领导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还掌控着伊斯兰教核心圣地。从零构建国家的视角来看，这是绝佳基础 —— 前提是君主及其宫廷愿意体察民生、理清国家赖以存续的资源与民生逻辑。哈希姆王朝费萨尔一世的弟弟阿卜杜拉及其后裔，就在约旦做到了这一点，如今约旦王位已传到哈希姆家族第四代。
费萨尔国王及其执政集团本应完成的使命：从零组建军队及强力机构、打通不同社会族群间的联结、向全境民众证明，统一共处远比分裂割据、依附邻国更有利。
然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 37 年的统治中，始终没能调和国内复杂的族群与社会矛盾，也没能在国际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最终军方发动政变，1958 年 7 月 14 日攻入王宫制造屠杀，王室全员及政府高层尽数遇害，君主制彻底覆灭。
军事独裁政权取而代之。这类体制能否构建稳固国家架构？答案是可以，但前提是：不能在多族群、多教派混居的国家强行推行单一民族、单一教派统治，同时避免与邻国交恶。拉美多数国家便是以此模式完成建国。推翻王室的卡西姆将军及后续军政府起初也遵循了这一逻辑行事。
即便军方内部将领更迭轮换，对国家也并非致命。1968 年伊拉克复兴党夺权，其声明宣称：“接管国家政权，终结腐朽无能的旧政权 —— 这群无知贪婪、贪腐盗窃、通敌叛国之徒的统治。” 以艾哈迈德・哈桑・阿尔・巴克尔总统为首的新领导层初期举措缓和：给予库尔德人自治权、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同时向法国和美国采购军备，还借助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调停，暂时平息了与伊朗的冲突。彼时当局清洗关押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异见人士，却几乎无人关注。倘若不是两大变数，伊拉克本可稳步发展、惠及国民，也能获得阿拉伯进步阵营及国际社会认可。
另一大变数来自邻国 —— 伊朗伊斯兰革命。全新的政教势力登上伊朗政坛，当时欧美政界学界都无法界定其属性：既敌视超级大国，又对周边国家构成现实威胁。伊拉克感受尤为强烈，国内什叶派人口占比超三分之一。眼见霍梅尼领导的起义民众推翻伊朗旧政权与军方高层，萨达姆趁机觊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边境领土。彼时华约与北约阵营均向伊拉克输送武器，两伊战争持续八年，最终无果而终：双方均宣称获胜，边境线维持原状。
战败并未打消萨达姆的扩张野心，他随后将科威特划为伊拉克第 19 个行省，此举遭到国际社会集体反对。科威特埃米尔得以复辟，萨达姆本人虽暂保政权，但自此国际舆论将所有罪名都归咎于他：既有镇压库尔德人、什叶派的真实罪行，也有研发核武器、随意使用化学武器的不实指控。后续又被强行绑定纽约世贸大楼袭击事件，美国及其盟友随即发动军事行动，伊拉克政权轰然倒塌。自费萨尔国王时期便是国家支柱的伊拉克军队，毫无有效抵抗便四散溃败。萨达姆最终被伊拉克本土法庭判处绞刑，而此后二十余年，伊拉克始终无法重建稳定的国家秩序。
伊拉克尚且还有未来以某种形式重生的可能，而乌克兰，已经永远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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