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他却突然大声喊：“我帮助过江姐啊！你们不能杀我！”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封字迹略显潦草的信件。它的纸张是粗糙的毛边纸，墨色也并非均匀的浓黑，细看之下，能分辨出那是棉絮燃烧后的灰烬兑水而成。这是一封托孤信，信中的内容只有几百字，却包含了一位母亲对自己年幼儿子的最后嘱托。
写这封信的人叫江竹筠，也就是黄茂才口中所说的“江姐”。黄茂才没有说谎，他曾经担任渣滓洞看守期间，确实帮助过江姐等人，这封信便是黄茂才冒死帮江姐从渣滓洞带出来的。
1948年的重庆，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却丧心病狂，不断高举屠刀，残害革命同志。
川东地下党组织，因为叛徒的叛变，导致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名单落入敌人之手，江竹筠的名字就写在上面。因为这份名单，江竹筠被捕了，落入敌人之手。而在江姐被捕之前，丈夫刚刚牺牲不久，自己入狱以后，年幼的孩子没了依靠。
江竹筠被押解回重庆，投入渣滓洞，被敌人列为重点审讯对象。原因很简单，江竹筠当时手中掌握着川东地下党大量的联络情报，又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敌人打算趁人之危，给江姐上各种酷刑折磨，老虎凳、电刑、钉竹签等等。
在敌人眼中，江姐不过是一节女流，很快就会让她开口，毕竟这些酷刑哪怕是男同志，都很难扛过去。
然而，特务们失算了。据史料记载，江竹筠在审讯中数次被折磨至昏死过去，但每一次醒来，回应敌人的依旧是沉默和蔑视。“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用在江姐身上，丝毫不夸张，让敌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彼时，黄茂才20多岁，在渣滓洞当看守。黄茂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本性不算坏，之所以在渣滓洞当看守，也不是他主动要当的，都是因为被抓了壮丁，不得不干，被逼无奈，也是为了生活。
江竹筠被送进渣滓洞时，负责登记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茂才。当他注意到江竹筠的籍贯时，发现他和自己竟然是同乡，因此对江竹筠多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
当黄茂才亲眼目睹江竹筠遭受酷刑，遍体鳞伤，却丝毫没有向敌人低头。从江竹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不怕牺牲，也不畏惧敌人，这样的精神让黄茂财对她十分敬佩。如果两人的身份互换，黄茂才自认做不到江竹筠这种程度，对她的敬佩又多了几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狱中的革命者们闻讯欢欣鼓舞。江竹筠深知，越是黎明到来之前，就越是黑暗，敌人恐怕要对自己下毒手了。江竹筠不怕牺牲，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然而，她是革命者，更是一位母亲，心中放不下孤苦无依的孩子。江竹筠利用吃饭的机会，她悄悄藏下筷子，将棉花烧成灰烬，兑上清水，便成了墨。江竹筠用筷子当笔，在一张皱巴巴的毛边纸上，写下了那封托孤信。
但在监管森严的渣滓洞，想要送出一封信难如登天，若没有人帮忙，这封信恐怕是送不出去了。在这个时候，江竹筠想到了那个看起来与其他看守不太一样的年轻同乡黄茂才。
当江竹筠对黄茂才说出自己的请求时，黄茂才犹豫了，毕竟一旦此事被发现，肯定必死无疑。但最终，黄茂才还是决定替江竹筠送信，他想帮助江竹筠，无论是她的同乡身份，还是革命者身份，都让黄茂才敬佩。
黄茂才借着一次外出采购的机会，顺利将这封信转交到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点，并最终辗转送到了谭竹安的手中。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前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江竹筠壮烈牺牲。
彼时，黄茂才已经回了老家，但得知江竹筠牺牲的消息时，还是痛哭了一场。
1951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黄茂才因为曾担任过“渣滓洞看守”入狱，并且被判处了死刑。黄茂才不想死，临行前顾不上许多，喊出了前文提到的那句话。
监场官闻言，皱起了眉头。毕竟在那个年代，临刑前哭天抢地、喊冤求饶的人他见得多了。唯一不同的是，别人喊冤都是说自己是无辜的，但黄茂才不仅说自己是无辜的，还喊出了“江竹筠”的名字。
江竹筠确实是在渣滓洞关押过，差不多与黄茂才担任渣滓洞看守是一个时间段。所以，黄茂才可能没有说谎。而黄茂才如果真的帮助过江姐等狱中革命者，判决恐怕就要重新考虑了，绝对不能马虎。
审慎起见，对此事重新展开了调查核实，黄茂才曾帮助江竹筠等狱中同志传递信件的情况被证实，他确实帮助过江姐，以及帮助过狱中许多革命者。
而正是那封藏在鞋底的托孤信，成为黄茂才并非顽敌的证据，这让他的死刑判决有了转机，改判为无期徒刑。
多年以后，幸存者罗广斌根据狱中斗争经历写出的报告，成为了小说《红岩》的核心素材，“江姐”的形象从此家喻户晓。而那封由黄茂才带出的托孤信，被谭竹安珍藏多年后，于1962年捐献给了重庆市博物馆，成为了那段峥嵘岁月最真实、最感人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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