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曾上山下乡在黑龙江北大荒国营农场生活了十年,1979年初夏才随同返城大军回到上海。我的丈夫是我的同学,但他没有下乡插队的知青经历,我俩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上海老北站是我俩爱的摇篮。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跟大家分享。

作为一名老三届初中生,初中还没毕业,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再次被推向高潮,我们读完了初中,就没办法继续读高中了,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继续接受再教育。1969年春天,我们学校的同学统一报名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因为一场重感冒烧成了肺炎,没能和同学一起去吉林延边。

当时还以我为因祸得福,躲过了上山下乡,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吉林延边,就我没去。可我刚出院不久,街道干部就上门做工作,动员我去遥远的北大荒,去国营农场当工人。街道干部说,上山下乡去农场当工人,月月都开工资,比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要好很多。不论好与坏,我别无选择,只好听从街道干部的安排,决定到北大荒去锤炼革命意志。

1969年6月24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上午,家长陪同我来到了火车站(上海北站),我们在约定好的地方汇合。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初中同学郑明。当时我很诧异,他姊妹兄弟四个,上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姐姐都已上山下乡当了知青,郑明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他不需要上山下乡,为什么也来车站了。

郑明也看到了我,他就挤过来跟我打招呼:“张艳梅,你也去北大荒呀?”“对呀,躲过了去吉林延边农村插队落户,还是逃不过上山下乡去北大荒啊。对啦,你也去北大荒吗?”我苦笑着说道。

原来,郑明是来送他姑家表哥的,他姑家表哥李卫军也去北大荒国营农场。郑明还把他表哥李伟军介绍给我认识,并嘱托他表哥,到了北大荒要多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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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们挥泪告别前来送行的亲人,坐上了待发的列车。汽笛一声长鸣,郑明追着列车跟我们挥手告别。随着车速加快,站台上送行的人们渐渐变成了模糊的小黑点,直至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历时七十多个小时,满载着上海知青的列车昼夜奔波,跨长江、越黄河、出山海关,于6月27日下午,到达中国最北端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 —— 龙镇车站。

在龙镇稍作停留,我们乘坐前来接应的拖拉机来到了引龙河龙场,我和李卫军没能分在同一个分场小队,他分在了离我们二十里路远的另一个分场小队。

老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灶王爷上天 —— 有一句说一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引龙河农场场部距离龙镇火车站差不多有十公里,我们分场小队距离场部仅仅五六里路远,而且紧挨着那条新修的战备公路,其他农场或我们分场的车去龙镇办事,都会从我们分场小队路口路过,我们去龙镇或去场部,搭个便车非常方便。不说别的,比起距离场部二十里远的李卫军,我最起码比他幸运了很多。

来到引龙河农场半个月后,李卫军专程来看望了我一次,给我送来了一些好吃的,他说他表弟的嘱托,他不能忘记。离开时,他给我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还说有什么困难,就让我去找他。因为我俩原本不熟悉,再加上他是男生,我一直没跟他联系。

1971年冬季,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当时也想过和李卫军一起结伴回上海,主要是去一趟他们分场来回要大半天的时间,再加上冬季天气寒冷,他又是个男生,我就打消了和他一起结伴回上海的念头。好在我们分场小队也有好几名上海知青,我们就一起结伴回了上海。

那时三棵树至上海的直达列车刚开通不久,我们从龙镇坐车去三棵树,然后乘坐三棵树至上海的列车,可直达上海,比起之前方便了一些,中途少了一次换乘。

那次到了上海车站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来接站的父母,而是在站台上见到了我的同学郑明,他是来接在五大连池当知青的姐姐的。看我背着大包小裹,不由分说,他就接过我的那个大提包扛在肩上,又拎起一个小提包,一溜小跑来到出站口。到了出站口,他把我的提包递给等候在出站口外面的我父亲,转身就往回跑,他还要接他姐姐。

上山下乡去北大荒时在车站广场和他相遇,回来过年又和郑明在站台相遇,世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春节过后回北大荒时,我又在火车站进站口遇到了郑明,郑明是送他姐回北大荒的。春节前在站台相遇时,因为他还要接他姐姐,我俩也没顾上说话,也没问他姐姐的情况。令我没想到的是,回北大荒时,又在进站口和他相遇了,世上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呢。只可惜我和郑明的姐姐不在同一个车厢,中间隔着六七节车厢,我还有同伴,一路上也没能照顾一下郑明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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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我当过分场小队的饲养员,当过队里的卫生员(赤脚医生),参加过繁重的生产劳动,也参加过文艺宣传队,排演过革命样板戏。本队的几名男工友也给我写过情书,都被我一一婉拒了。一晃就到了1978年秋后,我们一起来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不管是男知青还是女知青,基本都有对象了,当时我也二十六岁了,却还没谈男朋友,队长催促了我好几次,我总说不想这么早结婚,想晚一年再考虑个人问题。队长和工友们看我顽固不化,都觉得我有些另类。我父母在来信中也催促我尽早考虑个人问题,怕我年龄大了找不到好对象,可我就是不开窍。

1979年春天,国家出台了新政策,不论是插队知青还是农场工人,符合条件的知青都可以返回原籍。当时我别说结婚了,连对象都没有,我最符合返城条件。

第一时间,我就办理好了回城手续,当年初夏,我坐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

记的那天是5月13日,我乘坐的56\57次(三棵树至上海)列车终于抵达了上海。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走下火车,在站台东张西望,我多么希望我爸能到站台上接我一下,我的行李太多了。

就在这时,郑明好像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原来,他表哥也是乘坐这趟车返回的上海,他是来接他表哥的。郑明先帮我把行李送到出站口,又折身回去接他表哥。

当时我父亲早就来到了车站,他没买上站台票,不能进站到站台接我,只能在出站口外面等我。我父亲把我的行李绑在自行车后货架上,我让他骑自行车先回家,我就到出站口等郑明。郑明帮了我好几次,我怎么也得跟他说一声谢谢呀。

过了不一会,郑明帮他表哥扛着行李走出了出站口,我上前接下了他手里的提包,又帮他接下了扛在肩上的大提包。郑明挺直腰杆喘了一口气问身后的表哥:“卫军哥,你这提包是啥呀?咋这么重?”“我女朋友的三十斤黄豆和三十斤大米,还有几斤小干鱼,我这两个提包也差不多有一百斤重。”李卫军笑着说道。

时隔十年再见到李卫军,他的个头高了,晒黑了,也胖了。李卫军当着我的面对郑明说:“表弟,哥对不起你,到了北大荒,我和张艳梅没分在一起,也没能照顾她……”“我原以为你俩一起去北大荒相互照应,将来能钆朋友,没想到你是和女同学一起去的北大荒。”郑明笑着对他表哥说道。

听了郑明的话,李卫军笑着说:“表弟,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还是考虑你的问题吧,你都多大了,还不谈女朋友……”

回到上海后,安顿好了工作不久,我就跟郑明谈朋友了,郑明长得是算不上高大帅气,可他很善良很热情,乐于助人,工作积极,我很欣赏他的这些优点。

1980年秋天,我和郑明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后来同学朋友问我为啥嫁给了其貌不扬的郑明?还问谁是我俩的介绍人。为啥要嫁给其貌不扬的郑明,也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了,要问谁是我俩的介绍人,我觉得老北站才是我俩爱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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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每当跟同学和朋友们说起当年我跟郑明在老北站相遇的那几次经历,大家都说我俩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天作之合,老北站不光是我俩爱的摇篮,也是我俩的婚姻介绍人。我觉得也是,读者朋友们也这么认为吗?

讲述人:张艳梅(上海老知青,1969年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引龙河农场,1979年初夏回到上海)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