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金粟桥轶事与拉蒂格留影||王中其|功德碑|同治|嘉庆|拉蒂格|王中其|石牌坊|金粟桥

金粟桥轶事与拉蒂格留影

王中其

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场镇治理，朝廷向不直接过问。即便地处通衢孔道，修桥建庙一类公共事务，也多由地方士绅主持或民间捐助完成。

五通桥在民国以前隶属犍为古县，昔日的犍乐盐道上，曾有一座桥，被清代三位官吏与乡贤分别撰文记述，三篇《金粟桥记》均收录于历代《犍为县志·建置》篇中。至民国年间，法国汉学家、摄影家拉蒂格于1923年途经此桥，为其壮美所动，不仅拍摄下古桥的影像，还在桥上为自己留下一张写真。

金粟桥 (拍摄于2016年)

金粟桥头功德碑(拍摄于2010年,章綦/摄)

一、金粟桥的建桥历史缘由

金粟镇，又名磨子场，是南方丝绸之路古道上的要津，商贾往来，一度十分繁荣。磨子场外的东山，遍植金粟——也就是桂花。相传北宋县令宋白，常邀峨眉县令杨徽之、青年才俊田锡来此雅集，“文酒之会”，遂有了犍为八景之一的“金粟秋芳”，流芳后世。

法国汉学家拉蒂格1923年拍金粟桥

清同治版《嘉定府志》中，收录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进士王廷弼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所撰的一篇《金粟桥记》，记载了建桥缘由。文中有这样一段：“金粟山……山围可数里，上有玉凤寺，下为罗侯溪，溪即古圣水，发源大坡。大坡者，周书所称铁山之余支也，三数十里至山阴，又二里至《寰宇记》所称铁地入岷江。其末至岷江一里也，有桥曰圣水，明以前所建，盖通衢也。万历后屡啮于水，凡再置、再废。夏秋溪涨，山雨不时，至为行役苦。”

乡贤王廷弼这段文字，讲的是嘉庆十三年以前的情形：磨子场外的罗侯溪，每遇洪水，便屡屡冲毁溪上的圣水桥。那桥明朝以前便已建成，本是通衢要道，万历之后却多次毁于水患，再建再废。一到夏秋时节，溪水暴涨，山雨不定，过往行人苦不堪言。

接着，《金粟桥记》便记述了一位叫张应逵的人的故事。他年轻时曾从此地经过，发下宏愿，说将来有成之后，定要捐资建桥。王廷弼如实记下了这番情景：

“吾乡人州司马张君应逵，少时数过其地，每谓人曰‘吾有力时必谋之。’众或笑，以为狂也。今年秋以千数百金付其长公子杰，俾以事事，数月桥成。高二丈七尺，阔二丈四尺，长七丈二尺。予懒不作文字久矣，乡之人思所以名其桥者。予既嘉张君之不狂言，而吾乡人之占利往者宏也，既以金粟名其桥，并文以永之。”

张应逵是清乾隆中期的本地人，年轻时常路过此地，深受桥塌路阻之苦，发誓“吾有力时必谋之。”旁人多笑他狂妄。后来，他从军在外，官至州司马。数十年间，未曾忘怀少时诺言。嘉庆十三年秋，他回到家乡，拿出“千数百金”积蓄，交付长子张杰，嘱他专办此事。数月之后，桥便落成了。桥高二丈七尺，宽二丈四尺，长七丈二尺。

请代三位士绅题写《金粟桥记》

桥成之后，张应逵却不愿留名。乡贤王廷弼感念张应逵不负少时狂言，又见乡人往来得其大利，便顺应乡里之意，把这座新桥命名为“金粟桥”，又将建桥缘由、捐助之人、建桥经过、命名之意等，一一交代得清清楚楚。

此后，又有楚人都尉陆得才等三人，共同捐出“百二十金”。王廷弼在《金粟桥记》的补文里追述道：“夫宋太素当时贤士大夫，田献翼则又吾郡一代伟人也，而皆于金粟山特著胜迹。今张君既好侠好善，子侄辈又振振麟麟，思皇厥绪，吾乌知今不异于古所云也？则请以斯桥为之兆也。楚人都尉陆得才及陈才凤、欧祥陞各以力助，又得百二十金，亦好义之士也。例得备书，因牵连记之如此。”

至于将此前明代屡遭冲毁的“圣水桥”更名为“金粟桥”，王廷弼也说得十分明白：金粟山本有“金粟秋芳”之景，更名是为了纪念“夫宋太素当时贤士大夫，田献翼则又吾郡一代伟人也，而皆于金粟山特著胜迹”。宋太素，何许人也？此人正是北宋玉津县的最后一任县令，后来官至刑部尚书的一代文坛领袖。这里提到的玉津县，便是五通桥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完整建置——北宋玉津县。这篇《金粟桥记》，使张应逵的诺言与桥一同流传了下去。

张应逵修桥的善举，并未止于乡里，它最终惊动了在嘉定府任职多年的知府宋鸣琦。这位知府大人，亲自挥毫，为张应逵的义举写下了另一篇《金粟桥记》。文曰：“犍之金粟山，当郡孔道，盐煤商役之冲有溪焉，艰于济涉。邑人州司马张君应奎，旧建石桥，人甚德之。……余方将励俗敦风，与吾民协古处表而彰之，亦各行其分之当，乌心之所愿而已。因略志岩略如此，以乌士大夫居乡者劝。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孟夏月記。”

知府宋鸣琦题写的《金粟桥记》，字里行间，全在表彰张应逵的善行义举。

二、金粟桥的再建经过

嘉庆十三年（1808年），金粟桥落成。此后六十余年，当地百姓尽享往来便捷的好时光。犍乐盐场熬盐所需煤炭，经由犍乐古盐道运往青龙嘴灶房，也因此更为顺畅。金粟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至同治年间，终再遭山洪冲塌。

在重建金粟桥，前有大善人张应逵首倡义举，此番修桥，同样不乏士绅乡贤踊跃捐资。同治十年（1871年），一座三孔式平桥在原址重建而成，桥名依旧唤作“金粟桥”。桥成之后，清代学使钟骏声撰写了第三篇《金粟桥记》。文中同样铭记了邑人张应逵于溪口创建拱桥的善举，并慨叹“民无病涉，数十年倾圮殆尽。邑人苦其功钜也”。在题记中，钟骏声列出长长一串捐资者姓名，一一予以表彰。据钟骏声《金粟桥记》所载，参与其事的士绅有古秉彝、袁甫臣、袁新相、杨吉贤等首倡义举，乡贤王正兴、杜锦濠、雷利文、罗祥麟等则负责募捐众善，“同襄厥事”。其中“古君出资既多，度地督工，风雨不缓，力任其事，劳苦又独甚焉”。此桥“创始于戊辰，落成于辛未，工峻，费数千金。桥马洞凡三，长六丈有奇，宽称之，易拱马平，取坚久也”。

这次重建的金粟桥，自戊辰年（同治七年，1868年）动工，至辛未年（同治十年，1871年）竣工，历时整整四年。原拱桥改为“易拱马平”的平桥，是为求其坚实耐久，可通车马。从此，此桥便以更为坚固的姿态，横跨于罗侯溪之上。

同治十年建成的这座金粟桥，便是至今依然“健在”的金粟桥（老桥）。桥址临近岷江，其“三孔平桥”的形制与“六丈有奇”的长度，均与今日实测相吻合，亦如钟骏声记中所言：“易拱马平，取坚久也。”

三、拉蒂格“留真”的平桥——金粟桥

时光飞旋，转眼已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法国汉学家拉蒂格路过金粟桥，特意用新式相机拍下此桥的身影，自己也在这座古桥上留下了一张写真。

1923年法国人拉蒂格在金粟桥自拍照

拉蒂格拍摄犍乐盐道上这座金粟桥时，距同治十年建成仅相隔五十二年。桥上的清式石牌坊，成色尚新，雕花精美。据传，石牌坊中央刊刻的“金粟秋芳”四字，系嘉庆后期在犍为任知县长达八年的王梦庚所题。可惜，拉蒂格所摄牌坊影像并不完整。

在学使钟骏声的建桥记中，未曾提及牌坊之事，推测应是在金粟桥建成之后才树立的。牌坊靠山脚一侧，尚有一座功德碑。从拉蒂格所摄石牌坊照片的背景中，隐约可以辨认。这座功德碑拆除的时间更晚，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仍可找到亲眼见证此事的人。

笔者于2016年曾专程驱车前往金粟桥考察，亦曾查找石牌坊的下落。据当地老人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牌坊上的雅石被拆运去修建川康毛纺织厂；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桥上石牌坊是因阻碍汽车通行，后来才被拆除的。

金粟桥 (拍摄于2016年)

田野调查中，曾在金粟医院担任院长的徐有为医生的讲述更为可信。徐医生是金粟本地人。1963年秋后，十四岁的他考入桥沟中学（又称“五二中学”）。每天，他都要从磨子场走几公里旱路去上学，金粟桥是必经之道。放学路过金粟桥，走累了便在桥上歇歇脚，偶尔也搭乘往来的货车往返。在他的记忆里，石牌坊就立在桥的两头，四柱三间，雅石筑就，上刻“金粟秋芳”四字，雕工精美。徐有为读初中的三年间，桥上牌坊一直完好无损，后来毁于“文革”破四旧。为核实这段记忆，他曾专门致电一位家住金粟桥旁、如今在西安谋事的同学，对方的答复同样肯定。

金粟桥往桥沟方向约十米处的坎下，有一座风化严重的石坊。经普查，基本可推断为嘉庆年间张应逵捐资建桥时留下的功德碑。石碑与一株黄葛树相互环抱，浑然一体，若非如此，恐怕早已坍塌。碑上字迹，左侧竖行前五个字，依稀可辨为“嘉庆犍为州……”。倘若整体字迹是“嘉庆犍为州司马”，便一目了然了。碑面的刻字，有人为凿毁的痕迹。从石碑的风格、所处位置（原拱桥桥头，地势较低）来看，人物造型又经文物专家唐长寿老师辨认，确属清代遗物。再者，张应逵捐资建桥后，又有“楚人都尉陆得才及陈才凤、欧祥陞各以力助，又得百二十金”，以这笔捐款修建功德碑，也合乎传统。当然，这仍只是一种推测。若能发现更多的文物或文献佐证，一切便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