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九岁小女孩之死：你只看到了她的荣宠，却没看到她们的眼泪|周宣帝|杨坚|荣宠|隋朝|隋炀帝

她叫李静训。

她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一部史书上，像那个时代的万千生灵，被尘土掩埋，被岁月遗忘。

直到1957年的那场考古发掘，让她从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间。揭开那镌刻着“开者即死”铭文的石棺盖板，人们看到了她，一个卧在珠玉锦绣中的九岁小女孩，她的头饰，她的衣着，她的东西，那些伴随着她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陪葬品，却蕴含着一个短促又辉煌的王朝的符码——隋朝，一个终结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统王朝，一个史书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却在仅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尽头。它终结了分裂，却在乱世中崩溃，它未能延续自己的辉煌，却开启了大唐的光辉篇章。

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但这个过渡段本身也写得足够精彩，在后世的故事传说中，隋朝是个英雄辈出的传奇时代，雄猜而自负的隋炀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创造出了一个精彩的乱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来反抗他的统治，每一个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难忘。他们的名字也因那个时代而流传百世。

他叫刀马。

他出生在现代，但却与她一样，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个真实的隋朝，却于《镖人》漫画中在隋朝的乱世里驰骋纵横——现实投射于历史，过去也因此重生于现代。考古与漫画，真实与创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时代。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15日专题《她和他的时代》的B0203版。

B01「主题」她和他的时代

B02-B03「主题」她的时代：李静训眼中的隋朝

B04-05「主题」于此物中观见隋代

B06-07「主题」他们的时代　扬威异域的得与失

B08「主题」时代的他们：隋朝百姓的生与死

撰文｜李夏恩

大业四年六月一日，她死了。

灿烂的锦衾裹着她小小的失去生气的躯体，璀璨的珠宝簇拥着她依旧光泽的髻发，她的眼眸不再闪动着好奇或是娇嗔的光亮，那尝尽珍馐佳肴的朱唇也缄默紧闭，环绕在她周围的哀恸与眼泪都不会再让她活动分毫，所有的荣宠与奢华都会在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刻消逝在死亡的虚空之中。

但生者依然会用视死如生的执念来顽抗不可战胜的死亡。雕刻的石棺犹如微缩的华丽宫殿，冰冷的门扉两旁依然有故作威武的门吏守卫着逝者的安宁，尽管它们持刀拿剑的勇武姿态永远被凝固在千载如斯的石头上，但生者依然奢望它们可以像活着的护卫一样抵抗外界的侵扰——无论侵扰是来自冥界鬼神的恶意，还是人间贼寇的贪婪。

因为那石棺盛放的不仅仅是注定腐朽的尸骸，还有那生者为装点死亡而厚藏的金银珠宝。它们陈列在尸骸的周围，只要死者伸手便可以摸到，可以拿到，可以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享用它们——人世的生之门随着石棺的下葬而关闭，但亡者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天门却会开启，那些人间为死者准备的陪葬品将会连同死者一并带入那个世界中去——只是，这一切不该由任何活着的人亲眼见到，所以，那石椁上才会刻下如是诅咒：

“开者即死。”

李静训石棺上的“开者即死”。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句诅咒与其说是恶毒，毋宁说是一种黑色幽默：打开石棺，你就会变得和石棺里的死者一样，既然死亡会作为严厉的诅咒，那又为何用如此富贵与奢华来装点这死亡呢？

不过这一切，对这个九岁的小女孩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死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想，即便可以表达，以她的阅历和经验也不足以思考生死这样渊深的终极问题。她所能做的，只是亲身前往死亡之域，用毫无生气的遗体向生者昭示着死亡是何等样貌。

如果不是一千三百年后的考古学者发现了她的石棺与墓志，那么，李静训这个名字本该和历史上万千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死者一样，消逝在岁月的尘埃之中——史书没有必要为一个尚未做出任何事迹的小女孩留下只言片语，这并非史家的吝啬，而历史本就需要通过遗忘来防止记忆过载，但考古学者却让这段注定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浮出水面，将她短暂零碎的人生痕迹安插回史书的角落里，跟随她，甚至强迫这个小女孩去开启那扇属于她的时代的大门。

速度

大业四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死在汾河之源的汾阳宫中。这一年她九岁。

墓志中的信息是如此简略，但如果将这短促的信息插回到时代的脉络中，就会发现这个日期和地点透露出了怎样意味深长的信息。李静训死亡的六月一日，距离汾阳宫开始兴建，仅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夏四月丙午日，隋炀帝“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娄烦郡，起汾阳宫”。

李静训石棺线描图。

这座位于汾源的离宫修建得显然相当仓促，曾任隋炀帝秘书学士的杜宝在《大业拾遗录》中回忆道，当时扈从的文武官员因为居住的屋舍尚未建造完好，刚好汾阳宫南外皆是高大的桦木，高百余尺，于是文武官员皆剥取树皮用来覆盖庵舍。一些学者怀疑汾阳宫营建仅两个月过速，于理不合，但这恰恰正是隋朝国家的建造速度。

二十五年前，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决定抛弃自汉代以来已有八百年建城史的长安旧城，择地兴建新都大兴城时，从开皇二年六月下诏动工，到开皇三年三月隋文帝便“常服入新都”，只用了九个月时间便已规模大备。

而隋炀帝登基后，大业元年三月下诏营建东京，大业二年正月东京便已建成，历时也是九个月。由此可见两个月兴建一座离宫在隋代并非不可能。

只是这“隋朝速度”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万千百姓的血汗。隋代的国家浩大工程，依靠的并非技术的进步，而是对民力无休止地榨取。

就在隋炀帝营造东都的同时，他下令开凿通济渠，这是隋朝大运河工程的重要起点，为了开凿运河，皇帝下诏“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万余”作为劳役，两年后，他更征发丁男百万余人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这一次兴建速度更加迅速，“一旬而罢”。

隋朝速度是以人命为代价的，营建东京时，“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之四五，装载死尸的车辆，东至荥阳，北至河阳，东西百余里，南北近百里，相望于道”，两年后筑建长城，更是“死者太半”。将百姓的性命作为帝王意旨贯彻的加速燃料。

这并非隋炀帝的发明，而是他的父亲隋文帝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之一。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修建离宫仁寿宫，征发上万百姓充当劳役，繁巨的工程，酷热的天气和严急的苦役，“役夫死者相次于道”，负责工程的杨素全然不顾百姓对死后全尸的最后指望，将尸体全部焚化——宏丽奢华的仁寿宫正是以徭役百姓的累累骨灰为基础兴建而成的。

十三年后，他的儿子督工赶时营建的汾阳宫下，是否也会有不堪苦役百姓的累累骸骨？尽管史书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却写道，正是因为过去三年里隋炀帝征发劳役死亡枕藉，导致役夫丁男人数不足，为了贯彻帝王意旨，从大业四年开始，“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因此，大可以想见在汾阳宫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那献出汗水、泪水、血水乃至生命的万千役夫中，不仅有他们，还有和李静训一样的她们。

宫墙

李静训当然不会看到这一场景，她不会见到和她一样大小的女孩，在那盛满了疲累、饥饿、鞭笞、疾疫、死亡的建筑工地上，在烈日、山风和鞭笞下哭着寻找自己母亲的场景，她的眼中所见只有奢华、丰乐、荣宠与活力，她的鼻子不会闻到汗水的骚臭与血水的腥臭，只会闻到簇新木料散发出的清香与名贵香料燃放的冽香——长在深宫中的她恐怕阅历尚不足以意识到除了她身上的绮罗金珠之外，还有披褐粗麻的褴褛衣衫——帝制时代的等级是一道有形的墙，将底层的饥寒贫苦隔绝在外，哪怕两者近在咫尺，除非那等级金字塔顶端的帝王将其抛出墙外，才可能让其见识到这繁华盛世之下的困厄众生。

李静训墓出土项链，看展小分队摄。

恩威荣贬皆是帝王心术，因为一切荣宠的来源皆是帝王意旨，所以逢迎君心便成了邀宠固位的唯一方式。李静训尽管生长深宫，但她年幼的心灵未必能体察这一点，毕竟，女性被刻意排斥在男性竞逐的权力之外，而她幼小的年纪也不会对大人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因此，她很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并最终死于此的这座汾阳宫，本身就是帝王权欲平地拔起的造物。

“汾阳宫，即管涔河源所出之所也，当盛暑之月，临河盥漱，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上有山名管涔，高可千仞。帝于山上造亭子二十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闻风、彩霞、临月、飞芳、积翠、合璧、含晖、凝碧、紫岩、澄景，最下名高阳亭。亭子四边安剑兰。山下又有临汾殿”，杜宝在《大业拾遗录》中对汾阳宫的描述，让这座离宫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又一座供隋炀帝这样自诩品位超然的帝王悠游的避暑离宫，但实际上，这座离宫营造的目的并非仅供逸乐避暑，而是别有深意。

明代彩绘本《帝鉴图说》中的《剪彩为花》，描绘隋炀帝在行宫中的奢靡生活。

现代考古学者对汾阳宫遗址发掘，发现这座宫殿的“宫城内外共有四道宫墙，均以红砂岩块石砌筑而成。四道宫墙由外向内收缩，皆为正方形布局。最外一道宫墙，四边均为1000米，各道宫墙之间的距离约为100米。内护墙水平面比外护墙高出约20米，具有居高临下，统御全局的气势”——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那样，这座宫殿不仅是一座休闲离宫，更像是一座占尽地势，统御全局的军政重镇。

从时间上看，汾阳宫兴建的时代，刚好与隋炀帝修筑长城、巡视北边、震慑突厥，媾结西域的一系列军政要事联系在一起，汾阳宫既是避暑离宫，更是隋炀帝控御西北要地的枢纽重镇。它就像是一个华丽的军政堡垒，是一枚珠玉装饰的钉子，企图将西北的地脉牢牢地钉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隋炀帝的眼中，汾阳宫不仅是一座避暑离宫，一座军政重镇，它还蕴含着更加玄深的作用。就像那位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姓的望气者对他所说的预言：“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对权力的敏锐嗅觉能够让这位雄猜君主感知到盘亘在西北上空的那道所谓兆示帝王天命的气息。他相信，如果他不亲自驾临此处，让天子气的预言感应在自己的身上，或许这道气便会落在他人身上，以天命之意，对自己的帝位发起挑战。

“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宫以厌之”——汾阳宫的营建，象征着隋炀帝向上天宣示自己已经占据了这方盘亘着天子气的土地，而作为天子的自己将会在这座宫殿中以此己身作为压胜物，亲自与天命之气相接。因此，他才会如此急迫地营造这座离宫，在附属设施尚未兴建好的情况下便巡幸此地，哪怕文武行从只能居住在桦树皮覆盖屋顶的临时庵舍中，他也执意要驻跸于此——他是如此迫不及待与可能出现的对手争夺空中飘荡的“天子气”。

献祭

年幼的李静训自然不会感受到飘荡在头顶的“天子气”——按照王朝运转的所谓天命规则，“天子气”是男性帝王的专属，永远不会降临在她这样的女性身上，哪怕她身在宫禁，距离那象征至高权位的龙榻不过数步之遥，那也是像她这样的人永远无法染指的所在。即使是李静训那位与先朝隋文帝并称“二圣”的外曾祖母，历经两朝与丈夫一同定下大隋基业的皇后独孤伽罗，在上朝时与丈夫“方辇而进”，但也只能“至阁乃止”，尽管史家称道她“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但她却告诫有司“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她知道自己的界限，止步于此。

尽管天子气不会降临在她的身上，但她却未必不能在其中扮演角色。尽管这角色未必像她声名煊赫的外曾祖母那样是自愿饰演。李静训或许未曾听过这样的传闻——拱卫权力的城垣与宫殿，若要奠定万年基业，总是需要付出相应的牺牲。从先秦时代开始，像她这样的幼童便是权势建筑最合适的牺牲。安阳后岗、永城王油坊、汤阴白营和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用幼童作为房屋奠基牺牲的案例。在早商时代的二里头一号宫殿下，发现了五座葬式特殊的墓葬，每座墓坑都埋葬了一名非正常死亡的幼童，他们或是身体被捆缚或是手足被砍断。

尽管这一以人牲为奠基的古俗，在殷商之后即已罕见，但直到东汉时代，还曾出现过它的遗痕，《后汉书》便记载了一位名叫公孙丹的人新造一所居宅，卜人声称这座居宅“当有死者”，于是公孙丹就让儿子杀了一名过路行人，把尸体放在新宅中，“以塞其咎”。

直到近代，民俗学家江绍原在搜集民俗传说时，依然发现社会上流传着中山陵营建工程中石匠要收小儿魂灵以合龙口的谣言。

科学昌明的时代，所谓以幼童的躯体或是灵魂作为建筑奠基的风俗自然被视为不经谣言，但在中古时代，古人未经现代科学洗礼的心灵，或许并不将其视为谣言，考虑到下旨兴建汾阳宫的隋炀帝，是一位会把“天子气”当作预言郑重对待的猜忌君主，当他看到身边这个九岁的小女孩时，眼中是否会掠过一丝攫获猎物的微光？

李静训墓发掘现场，李静训的头部，可见颈部佩戴的项链和头部佩戴的发冠。出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唐长安城郊隋唐墓》。

毕竟，在他所身处的年代，幼童的夭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比起他曾经做过的，以及他即将要做，未来会做的事情，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并不值得让史书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当然，这或许只是过度的揣测，因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座为压胜天子气而营造的军政合一的崭新宫殿里，一位名叫李静训的九岁小女孩永远合上了她的双眼。

前尘

她的终点曾是她们的开始。

这句话用在李静训的终焉之地，或许再合适不过。她最终的葬地“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即是长安城中的皇家寺院万善尼寺。对这座尼寺中的女尼来说，这座尼寺却是她们人生的另一个开端——她们并非因为真心笃信三宝而皈依佛门，而是因为寺院是隋王朝中她们唯一适当的去处。这座寺院原本是前朝北周宣帝治下大象二年兴建的寺院，那时，她们还是北周宫廷中的后妃。

对这些后妃来说，周宣帝并非一位易于相处的贤明君主，相反，这位少年天子是六朝时代层出不穷的暴君之一。但与那些嗜好血腥虐杀的暴君相比，这位少年天子最卓著的特点是荒诞。毫无疑问，他为人聪慧，在东宫为太子时便“颇览经籍，临朝对众，颇有精神”，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那么他或许会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君主。但他的父亲北周武帝虽然为君有贤能之名，为父却是一位暴君，在教导儿子上贯彻了“天潢之家，养子如仇”的帝王格言。棍棒与鞭笞对太子时代的周宣帝乃是家常便饭，威胁与谩骂更是如及时雷霆一样随时砸在他的头上。“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耶！”是周武帝常规用以鞭策太子的激励之辞。不仅如此，他更命太子左右的近臣监控自己儿子的言行举动，随时向自己报告。在父皇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周宣帝形成了某种表演型分裂人格，邪祟的阴暗心灵被严酷的棍棒教育压制，而他也在父辈的棍棒教育中学会了用同样残暴的手段去对待他人。他身边的后妃就成为了他施暴的对象。

杨丽华作为他的正室皇后便遭到了如此对待，她经常遭到周宣帝的无故责备，她用闲详的举止和不挠的辞色应对丈夫的喜怒无常，更激起了施暴者的愤恨，在一次暴怒中，周宣帝想要逼令杨丽华自杀。杨丽华的母亲，正是独孤伽罗，听闻噩耗，她匆忙进宫，面对这位残暴的女婿“叩头流血”，才救下了女儿一命。

但或许打动皇帝的并不是这位母亲对女儿奋不顾身的爱，而是这位母亲背后树大根深的家族势力。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是西魏地位最高的八位军政首脑“八柱国”之一，与北周皇朝的奠基者宇文泰交好，他的长女便嫁给宇文泰的庶长子，后来的北周明帝宇文毓。尽管独孤信在北周初期宇文护擅权时被逼令自尽，他嫁给明帝的长女很可能也因此受到牵连，在明帝即位三个月后便莫名崩逝。但随着明帝的弟弟，北周武帝宇文泰即位后诛除了权臣宇文护，独孤家族也得以脱出生天。让独孤家族重获荣光的是独孤信为女儿安排的婚姻。他的四女嫁给了镇守南方的军政重臣、柱国大将军唐国公李昞。他的七女便是独孤伽罗，则许配给手握重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随国公杨忠的儿子杨坚。独孤伽罗的母亲，则出身北方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周宣帝尽管残暴荒诞，但帝王的本能不会让他看不清跪在面前叩头的这位母亲背后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北周皇朝的军政实权，几乎有大半都站在这位女人的身后。纵然是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他也不得不暂时收起雷霆之怒。而在他结束自己短暂而荒暴的统治九个月后，他的岳父杨坚便篡代北周，建立起隋朝。

隋开皇四年董钦鎏金佛造像，1974年出土于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西安博物院藏。

“我兴由佛法。”

这位隋朝的开创帝王如此自况，他在幼年时曾被一位法号智仙的女尼抚养长达十三年之久，这位女尼据说能预言吉凶之事，灵验异常，正是她为杨坚取乳名为那罗延，并预言他终会得到天下。尽管杨坚登基后广建佛寺，修造经像，兴修佛事，耗费不计其数，表现出对佛法的空前热忱。

但佛法根本的慈悲法雨，却似乎并非因此滋润他的心田（但或许没有佛法的滋润，他会更加暴戾）。在篡位登基后，杨坚对前朝宇文氏皇族进行了一场灭绝性的屠杀。其中周宣帝的三子宇文术只有五岁，却同样未逃脱外祖父的屠刀。在那一夜过后，北周皇族直系男性血亲就此绝灭。

权力是男性专属的杀戮场，女性因为被隔绝在权力之外，反倒因此让她们获得了篡位者额外恩赐的仁慈。她们被强令离开宫禁，送入万善尼寺，在梵声中度过她们的余生——那里成了她们在新朝中人生的开端——她们失去了父亲、丈夫、兄弟、儿子、孙子，她们只剩自己。

杨丽华虽然也是前朝的后妃，但作为新朝帝后的掌上明珠，她自然没有和那些后妃一样被送入万善尼寺。比起前朝宣帝后宫中危及姓名的血涛浊浪，新朝父母膝下的生活自然会安慰得多，但她恪守对前朝的忠诚，对父亲的篡位行径“愤惋形于辞色”。尽管她被封为“乐平公主”，但她一直以前朝周皇太后的身份生活，在李静训的墓志中，她的身份只是“外祖母周皇太后”。

李静训墓志拓片。

她也将自己心爱的外孙女葬在了前朝周室后妃所在的万善尼寺中，就像他那位自诩笃信佛法的父亲建塔瘗埋佛陀的舍利一样，在自己的外孙女的石棺之上建起重阁宝塔。

一如佛经中佛陀的舍利需用七宝供养，在李静训的陪葬品中，七宝材质的器物同样一应俱全，墓中发掘出那件绿色的琉璃瓶，在隋代常常被用作供养舍利的容器——仿佛这位身上流淌着前朝宇文氏血脉的九岁女孩，成了供养前朝记忆的一枚珍贵的舍利，就像佛陀一样虽然躯体死亡，但历史记忆如佛法一般遗留人心，犹如舍利历经劫火洞烧，烧之不坏。

“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

她的墓志如此写道，但这祈愿，就像所有被时代冲决的理想与希望一样，只能是水月幻花。

她们

“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

李静训夭折的一年后，她的外祖母杨丽华也在隋炀帝巡幸张掖随行途中，病逝于河西。临终前，这位前朝亡国的皇太后，当今天子的阿姊，对皇帝也是弟弟的唯一嘱托，就是善待自己的女儿宇文娥英和女婿李敏。

宇文娥英是前朝宇文氏与新朝杨氏结合一起诞育的唯一子嗣，她既是亡国的公主，又是新朝的外孙，在她的身上连接着两个王朝的血脉。这个政治身份如此尊贵又如此敏感，如果她是男子，肯定难逃外祖父的屠刀，但她是个女子，便能保全首领，甚至像她的母亲、外祖母一样，成为天潢之家进行权力联姻笼络人心的筹码。

她的母亲为她选定的女婿李敏，便是这样一位权贵子弟。李敏的先辈同样是北周军政大员，祖父李贤与弟弟李穆，在北周时代都手握重兵，李贤驻守原州，经略河西，而李穆则任并州总管，控御北边。在北周波云诡谲的政争风潮中，李氏家族虽然也几经升落，但最终都能找准正确的政治盟友，因此能保持政坛常青。在杨坚篡夺北周政权与起兵捍卫周室的老将尉迟迥对战时，识时务的李氏家族自然选择站在了杨坚一边。

李贤墓志铭拓片，固原博物馆藏。

这本来是场胜负易判的政治博弈，但李敏的父亲李崇却偏偏在下骰子时心生犹豫。当尉迟迥遣使相招时，李崇原本想响应尉迟迥，做个忠于周室的纯臣，但在听闻叔父李穆已经举全族之力追随杨坚后，只得慨叹道：

“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

他的游移遭到了杨坚当时信重的大将韦孝宽的怀疑，特意与之“俱卧起”，对其进行严密监视。直到他击败尉迟惇，将投名状送到杨坚手中，才得到重用。在尉迟迥被平定后，李崇被授为徐州总管，进位上柱国。尽管在进入新朝后，他的权位并未少减，更在开皇三年被隋文帝杨坚授以幽州总管之职，成为执掌重兵控御北边的一方大员。但当他遭到突厥大军围攻，转战十余日，士卒多死，兵穷粮竭之际，朝廷却迟迟没有派军支援，致使他最终寡不敌众，被敌军射杀阵中。

李崇壮烈战死的噩耗传到京师，得到了隋文帝慷慨的追悼与褒奖——比起活人的游移不定，死人才能保持坚贞不变的忠诚。皇帝在褒奖了李崇战死沙场的忠心后，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便是将他的唯一子嗣李敏养在宫中。

就像我们所能想到的那样，皇宫既是荣华的富贵乡，也是金丝编织的罗网，再没有哪里比皇宫更适合作为一个曾经威重天下、却又曾在关键时刻心生游移的死去的军政大员的独子的富贵金网了。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与宇文娥英的联姻，不仅是杨丽华为女儿精心安排的理想婚姻，也是最让她的父母，当朝帝后安心满意的一场政治联姻。婚后，李敏“历豳、金、华、岐数州刺史”，看似显贵，但“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隋朝皇室对这位娶了前朝公主、本朝外孙的“忠臣”后裔不吝恩赏，“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曾经位高权重的李氏家族的权力，就这样被顺理成章地收拢进了皇帝手中。

当杨丽华在临终前向弟弟隋炀帝托付这对夫妻时，或许也是期望能够保全他们长久的富贵，毕竟，他们的子女身上流淌着由自己带入的前朝宇文氏的血脉，这或许是作为前朝太后的她，除了固守的“周皇太后”的名号之外，最后能笃定的一线忠诚与尊严。

但遗憾的是，她的遗愿最终破灭了。仅仅六年后，李敏就被隋炀帝罗织谋逆罪名，与他的堂叔李浑一起被诛灭全族。而隋炀帝之所以违背阿姊的遗愿，定要处死李敏、诛灭全族的原因，与他营建汾阳宫是为了镇压所谓的“天子气”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消除对他统治不利的谣言，一名自称通晓图谶的方士安伽陀，告诉隋炀帝“当今有李氏应为天子”，甚至劝他杀尽海内姓李之人。

所谓的“李氏应为天子”的谶语谣言，其实并非隋炀帝时代的新产品，而是其来已久，汉末《太平经》中便有预言，当“天地混齑，人物糜烂”的乱世灾劫到来时，会有太上老君的后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名唤李弘之人下降人世，救脱万民。汉末乱世中，便已经有所谓的“李家道”李弘横空出世，率众起义。魏晋六朝之际，以李弘为名的起义史不绝书。从东晋时期建邺的李八百自称李弘出世，到贝丘人李弘起义，四川广汉的李弘起义，直到北魏末造孝明帝时代的阳城李弘起义——李弘这个名字，就像是一把利刃，每逢乱世民不聊生时，它就会出现，成为刺痛皇朝的一把匕首。

隋代老君像，陕西三原县博物馆藏。黑敀摄。

就像镇压天子气一样，为了消除这个李氏为天子的谶语，隋炀帝并不会顾忌违背阿姊临终的嘱托，大开杀戒。为了获得李敏谋逆的罪证，他派遣宠臣宇文述诱导李敏的妻子宇文娥英出卖自己的丈夫。宇文述对她说，她贵为“帝甥”身份，即使没有了现在这个丈夫，在皇帝的庇护下，也不愁找不到更合适的伴侣。于是，在一番威逼利诱后，宇文娥英选择出卖李敏来换取余生的安全与富贵。

但她最终得到的，不仅是丈夫遭到诛杀，自己的子女也被尽数屠戮。而她的结局，史书上只用了短短三个字交代：“亦赐死”。

父母兄弟姐妹的死亡，让李静训留在这世上的最后遗念也随之消失了，当她的遗体在万善尼寺那高耸的重阁宝塔下的石棺里渐渐腐朽时，时代沉重而迅速的车轮正在碾碎她曾经熟悉的一切。在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惨遭族灭的两年后，她溘然离世的汾阳宫，迎来了新的主人。

大业十三年，刘武周在马邑起兵反隋，并在这一年的三月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并在这里称帝——当年望气者所谓“天子气”的预言，就以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成真。而刘武周的起义，则成为了另一位手握重兵的将领起兵的借口，这位将领正是一名李氏子，名叫李渊，在建立唐朝后，他会自称自己正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占据汾阳宫的刘武周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于是将汾阳宫中的宫女们当做献礼送给了突厥人，用以换取突厥的战马。

当那昔日身着绮罗的宫人们，金钿摇落，珠钗委地，在执刀拔剑的武夫的驱驰下，踉跄北去，走向荒原、走向深草，走进胡尘中未知的命运里时，她们中是否有人会记得，九年前，一个名叫李静训的小女孩，曾在她们身后渐行渐远的宫殿中，走完了她九岁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