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法西斯意大利，足球成为政权宣传机器的核心工具。1934年作为东道主夺冠，1938年在法国成功卫冕，这两次胜利被塑造成法西斯“国家再生”和民族优越性的象征。
后人往往将意大利的胜利归功于政治干预、归化球员争议和裁判指控的阴影中，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了主教练教练维托里奥·波佐的战术革新和意大利队球员的优异表现。
一开始。墨索里尼本人更青睐摩托车和航空等体现个人英雄主义与能够彰显意大利工业实力的活动，对足球并不感冒。
但凭借与生俱来的宣传天赋与洞察力，墨索里尼很快认识到足球作为大众运动的巨大潜力：它能跨越阶级，凝聚民族情感，并传播法西斯纪律，强调绝对服从和身体强健的价值观。
1926年的《维亚雷焦宪章》将足球“法西斯化”，建立中央控制的联赛体系，意甲联赛于1929年正式启动，意大利政府开始兴建宏伟体育场，往往将这些建筑融合古典罗马与现代法西斯风格，彰显意大利的国家权威，最具典型的，莫过于当时的拉齐奥主场。
1934年世界杯在意大利举办，是法西斯政权精心策划的展示舞台。意大利政府投入巨资350万里拉，当时的国际足联在政治游说和经济担保下选择意大利取代瑞典作为东道主。
墨索里尼治下的宣传机器，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对于大众的宣传意义。宣传部长阿希莱·斯塔拉切主导了一波针对1934年世界杯的视觉轰炸：发行30多万张海报、纪念邮票，甚至推出世界杯主题香烟。
金发碧眼而又体格健硕的球员被塑造成“新意大利人”典范，比赛则被宣传为“战斗”。墨索里尼偶尔现身赛场，被包装成“第一运动爱好者”，并推动将古老的“卡尔乔·菲奥伦蒂诺”（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佛罗伦萨的游戏，融入了古罗马角斗士的影子，也能从中看到今天的足球、橄榄球与拳击摔跤等元素，身体对抗强度极大，允许适当的暴力活动）同现代足球联系起来。
当时的东道主意大利队，在主教练波佐执教下进行了新一轮的战术革新，强调防守稳固、中场控制和快速反击，这比当时流行的金字塔阵型更强调攻守平衡。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墨索里尼对于这届在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尤其重视，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斡旋活动：他在赛前召见意大利足协主席乔治奥·瓦卡罗，明确表示“意大利必须赢得世界杯”，而非“获得名次就好”。传言墨索里尼还亲自挑选部分裁判，在赛前会见对方。这才有了半决赛对西班牙的激烈重赛（意大利取胜）及决赛中对捷克的争议判罚（否认捷克多个点球）所引发广泛质疑。
墨索里尼本人出席多场在罗马比赛，包括决赛，胜利后公开庆祝，将其作为法西斯组织力和民族复兴的证明。
决赛在罗马的Stadio Nazionale PNF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的建筑风格，兼具罗马与法西斯特点。意大利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后加时2-1逆转取胜。约6.5万球迷前往现场观看，墨索里尼出席并向球员颁发远大于常规大力神杯的巨型奖杯，需要四个人才能抬着上场，用以彰显这届冠军的特殊意义。
尽管意大利队实力强劲，但英国、乌拉圭等强国缺席以及墨索里尼的斡旋。进一步便利了夺冠。胜利后，各大媒体更是宣称这是“领袖教导下的胜利”。
1938年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上，意大利成功卫冕，决赛4-2击败匈牙利。同一教练波佐率队再次证明实力。这次没有明显的主场优势，且意大利球员面临着满场的嘘声和反法西斯的抗议浪潮（因为意大利球员在赛前仪式环节被迫行法西斯礼）
关于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流传甚广说法：在决赛开始前，墨索里尼给意大利全队发去电报：“Vincere o morire”（胜利或死亡），随后意大利在这样的激励与威胁之下，完成了卫冕的壮举。但球员彼得罗·拉瓦在2001年否认这份电报的存在，他说当时只收到了激励与祝福，历史学家们翻遍相关材料与文档，也未找到这份电报的原件，由此可见，这大概率是一个杜撰后被发扬光大的故事了。
胜利后，意大利球员获金钱奖励和法西斯金质奖章，墨索里尼在罗马接见他们。两次世界杯加上1936年柏林奥运会足球金牌，巩固了意大利作为足球强国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国际声望，但随之而来的二战，打破了这一切。
回看今朝，意大利队已经连续缺席了三届世界杯，四星军团的荣誉册上，有两颗星，或许赢得不是那么光彩，但当时球员与教练员的传奇表现，也不能因此否认，要知道，国米传奇梅阿查，正是那支意大利队的领军人物。
这就是足球，最像战争也最能激发大众热情的运动，这里还有一个少有人说出来的秘密：足球场上的胜利，资源调度与临场应变缺一不可，真的就像战争一样，该用什么办法，在“不越界”范围内，赢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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