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4日，清晨的中南海雾气未散。周恩来批阅文件时，抬头吩咐身边工作人员：“这封电报立刻发去武汉，让赵辛初同志转达问候。”收信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女代表，名字叫辛志英。就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开幕前夜，她即将听到一声让人意外的嘱托。
湖北代表团住在京西招待所。午后茶歇，赵辛初书记找到这位身穿素色布衣、脚蹬解放鞋的妇女：“周总理关心你的身体，会议后调你到省里工作，轻松些。”辛志英愣住，半晌才回过神：“书记，谢谢总理的挂念，我想再等等，乡亲们的水利还靠我呢。”
会场里的人好奇：究竟是何来历，竟让总理如此牵挂？把时间拨回到40多年前，答案藏在浑浊的荆江滩涂与滚滚江水之间。
1933年，辛志英出生在松滋县米积台，家贫，赶上连年战乱与水患。长江在荆江一带回旋冲击，人称“九曲十八弯，十年九潦”。小小年纪的她见惯了田地被洪水吞没的惨景，也就早早许下心愿：要给乡亲们一个太平的江水。
机会在1952年春天到来。中央决定抢修荆江分洪工程，动员民工30余万、解放军一个兵团，目标是在汛期前铸成长堤。19岁的辛志英，已是镇里的妇女委员，扔下锄头报名参战。工地上，她带头把分散的妇女凑成“流水线”，还琢磨出一套“鹞子翻身碎石法”，锤起石来，石块飞溅如翻飞的燕子，一个班顶过去半天的活。效率猛增数倍，指挥部将这套方法写进简报，号召全线学习。
75天后，分洪工程合龙，比原定工期足足早了半月。庆功大会上，她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领回一面大红锦旗和两头犁田的水牛。乡亲们围着她转，连牛都被叫作“英雄牛”。同年底，她接到北京的请柬，受邀参加建国三周年国庆。那次，在怀仁堂的国宴上，毛泽东听说她是荆江女劳模，笑问：“这小同志是男孩还是女孩？”傅作义部长忙解释，她才涨红了脸举杯敬酒。毛主席拍拍她肩膀：“男女都一样，为民治水，是功德。”
回乡后，她的豪情更盛。土地改革刚落锤，她牵头办起全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紧接着把零散土地并成了合作社。龙台村原本是三面水洼、四处荒岗，村民说“种一天粮食，饿三个月肚子”。辛志英带着社员们挖渠砌闸，迁坟筑堤，十年下来，耕地面积翻了三倍，年景好时余粮能卖给国家。她才二十来岁，就当上副乡长、县人大代表，再到省人大、全国人大，履历一页页翻开，却从未离开过泥巴地。
1964年的第三届人大，她第一次和周恩来面对面。在小组审议里，总理听完她谈分洪工程的经验，专门把本子翻到空页，记下“基层劳模——辛志英”几字，并鼓励：“农田水利是命根子，湖北要靠你们！”这一句话，她念了十年。
1970年，特大涝灾接着特大旱灾，把松滋县打回解放前。庄稼全腐，堤岸龟裂，县里拮据到连修一台抽水泵的钱都凑不齐。辛志英跑到武汉，推门见副省长夏世厚，开门见山：“松滋要修电排站，保田保命。”夏世厚二话不说：“一百万，先拿去。”她抹了一把泪，抱着批文连夜上车。
施工刚开挖，她却被医院诊断为重度妇科疾病，医生勒令住院手术。术后十多天，她偷偷拔掉针头回工地，风吹得脸色发白，仍盯着打桩进度。连续几次昏厥后，干部们把她安置在工地旁的临时招待所，白天握着对讲机指挥，夜里听着水泵轰鸣才肯合眼。彼时她不过三十八岁，很多女工喊她“辛姐”，却觉得这位姐有着钢铁的心脏。
于是才有1975年那封写给赵辛初的电报。总理担忧她的身体，想把人调到省城来养病、做点轻松工作。可她一句“再等等”婉拒。理由简单：电排站还没完全交接，后续管理还得有人盯，县里不脱险，走不安心。
人大闭幕后，她回到江汉平原，又一次扑进沟渠。1977年，大型电排站终于并网运行，开始为松滋近百万亩良田保“旱能灌、涝能排”。那天，她没请记者，也没剪彩，只是站在闸口静静看着水花升腾，抬头望了望天空，仿佛在对谁汇报。
此后四十余年，辛志英在基层一任又一任地干，肩膀弯了，嗓子沙哑，抽水站机房墙上却挂着她当年的锦旗和那本被雨水打湿、字迹已模糊的“保持光荣，发扬光荣”笔记本。晚年，她常说：“渠水一直在走，人不能停。”
2019年，87岁的她被家乡评为“最美松滋人”。颁奖台上她拄着拐杖，仍戴着当年分洪工程发的老黄布帽。几个月后，她因心肌梗塞离世。电排站的水泵依旧隆隆作响，江水与稻浪在朝阳里闪光，仿佛在代她回答当年那句“再等等吧”——是的，一切都值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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