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曾提出预测：韩国或许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这是为什么？
2023年春天的首尔清晨地铁里，年轻白领们低头刷手机，灰发老人背着保温箱推车售卖早餐卷，却几乎见不到婴儿车的身影。嘈杂的报站声中，人们习以为常，这个城市已多年保持同样的画面。
回望60多年前，韩国却是另一幅景象。1962年第一五年计划启动时，官方忧心粮食短缺，高达2.9%的年人口增长率被视为经济包袱。于是“少生便是爱国”成为口头禅，节育药具免费发放，乡镇诊所甚至为结扎手术开出奖赏。到197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已被压到2.8，几乎腰斩。
经济随之扶摇直上。造船厂昼夜轰鸣，汉江两岸高架桥拔地而起。国际学者把这种跨越称为汉江奇迹。然而当机器轰鸣声最响之时，一种低调的社会惯性也在成形——少生甚至不生，成了年轻家庭自觉的选择。政策松绑后，惯性并未消散。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首尔。外汇储备告急，韩国接受IMF五百七十亿美元贷款，换来的却是整个雇佣体系的陡变。企业用工成本被迫下调，终身雇佣让位于短期合同。2000年前后走出校园的“危机世代”发现，学历已不再是保障。1999年本科生在失业人口中的占比只有12.1%，到2016年飙到30%。有人苦笑：工作不稳，何谈结婚生子。
就业不安全只是冰山一角。房价攀升，教育竞争白热化，加之传统家庭角色期待对女性压力骤增，年轻人开始用“躺平”回应。2001年韩国生育率跌破1.3，联合国把这一定义为“超低生育”。2020年数字来到0.84；2021年再降至0.81，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速度惊人的老龄化。联合国把65岁以上人口占比7%界定为进入老龄化社会，韩国在2000年触线；仅18年后，比例翻倍至14%，正式成为老龄社会。法国完成同样跨越用了一个多世纪，日本也花了24年。首尔街头出现了尴尬的场景：老人在便利店夜班值守，年轻顾客却在手机上刷外卖。
政府不是没有动作。1998年建立的国民年金制度扩容至今，覆盖率超过八成，但基金可持续性已被专业机构多次亮起黄灯。2019年起，新生儿每月可获20万韩元津贴，地方还推出育儿房租减免。然而一位在龙山上班的30岁职员苦笑对朋友说：“补贴远比不上育儿开销，更多是心理安慰。”
人口孔洞对国家安全也敲响警钟。服役人手紧张，2022年陆军已裁撤一支师级部队以节约兵源；中小城市因学校生源锐减被迫整合校舍，加剧地方衰退。韩国统计厅预测，2070年全国人口将收缩至3766万，劳动年龄段人数不足1700万，其后防、税收、医疗体系都将面临重新定位。
有意思的是，回望当年决策文件，人口控制不过是经济现代化配套手段，无人料到半个世纪后会反噬。政策自上而下易改，社会心态的惯性却像暗流，难以扭转。短期补贴或许能减轻部分家庭压力，却很难逆转年轻一代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韩国在人口曲线上的急转弯提醒世人：当增长与生活质量发生拉锯时，单线条的行政口号终将让位于更全面的社会保障、性别平等与稳定就业。否则，地铁里越来越多的银发与空荡的婴儿车空间，或将成为一种长期的城市注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