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信出版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大环境不好”这句话，已经成为当下最常见的抱怨之一。
饭局上、朋友圈里、职场茶水间，几乎随处可以听见。它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 求职者发现简历石沉大海；
· 创业者看着融资遥不可及；
· 中年人在裁员潮中战战兢兢；
· 年轻人面对房贷叹息摇头……
宏观上的复杂因素，最终沉淀为普通人眼前的焦虑。
于是，一种普遍的无力感蔓延开来：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只能适应，要么躺平、要么内卷……
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种感受，不妨看一看一百年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1900年，一个刚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毕业即失业。
他专业出色，却偏偏不得教授韦伯的喜欢。毕业后想在母校谋得助教职位，被教授一口回绝。走投无路之下，他开始给几乎全欧洲的著名物理学家写信求职，一封又一封，寄向那些他只在论文和书本中仰望过的名字。但结果，全无回音。
最令人心酸的是，为了引起其中一位教授的注意，他甚至先后寄出两封信，措辞恳切，姿态低到了尘埃里，依然石沉大海。最后，连他的父亲都看不下去了。老人放下尊严，亲自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字字句句都是为儿子求一个机会：“我的儿子对他目前的失业深感痛苦，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失败，而且再也无法恢复。” 仍然，没有任何回复。
这个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甚至一度考虑放弃物理学，去卖保险。
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毕业两年，他终于在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的帮助下，在伯尔尼专利局谋得了一份技术审查员的职位——一份被当时许多学术界视为“屈才”的工作。
然而，历史中的关键转折常由偶然构成。专利局的工作远离大学体系，使他脱离了学术权威的层级束缚，在日复一日审阅技术方案的训练中，反而磨练了他从混杂信息中识别真正“关键概念”的能力。
1905年，爱因斯坦以非学术身份连续发表了四篇改变世界的论文，那一年后来被称为“奇迹年”。
从失业青年到“奇迹年”，爱因斯坦的故事听起来像一部逆袭爽剧。但真正关键的，不是传奇本身，而是他在低谷时的坚守：外界的境遇可以困住身体，却永远困不住一个人内心的秩序与思考的力量。
爱因斯坦并非天生就是横空出世的科学天才，而是在漫长的孤独、失意与不被理解中，慢慢活成了清醒、坚定、敢于在动荡中站立的自己。
而这份在不确定性中坚守自我的人生态度，被完整记录在方在庆先生编译的两部作品中。第一部是《我的世界观》，呈现爱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的结构；第二部是《我的人生观》，追问这种理解如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被验证、被承担。前者是他的“世界地图”，后者是他绘制这张地图时所依据的“指南针”。
这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思想自述，更是一个普通人在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如何守住内心、做出选择、保持清醒的完整答案。
《我的世界观》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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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观》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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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站立的人
爱因斯坦的人生，可以说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民族主义的狂热如何吞噬理性。
1914年，当德国知识界几乎全体签署《告文明世界书》为战争辩护时，他是少数公开反对的学者之一，与友人共同起草《告欧洲人书》，呼吁欧洲人超越民族仇恨，重建共同文化。
1933年，纳粹上台，他被迫流亡海外，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二战结束后，他又见证了核武器的诞生，并为此耗尽余生呼吁建立世界政府。
战争、流亡、迫害、核威胁，任何一个都足以压垮人的信念。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写下了那些文字。
《我的人生观》中收录的《自画像——我的人生观》，是这样描述他的人生态度的：
“苦与甜来自外界，坚韧则源于内心，来自个人的努力。……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却甘之如饴。”
他并不否认外界的苦难，也不粉饰孤独的痛苦。年轻时痛苦万分，那是真实的痛。但成熟之后，这种孤独却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这种转化的关键，在于他找到了一个不受外界左右的支点。
《我的世界观》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这个支点从何而来：
“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
这份追求，成为他内心秩序的来源。当外界动荡不安时，他仍有可以依凭的东西。
也正因如此，他敢于在学术上挑战权威，提出相对论重构人类对时空的认知；敢于在生活中为少数群体发声，反对种族隔离与政治压迫；敢于在教育问题上直言不讳，批判功利化的应试体系。他曾在《论教育》中写道，真正的教育不是依靠“恐惧、强制和人为制造的权威”，而是激发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话写在1936年，放在今天依然能戳中许多人的共鸣。
《我的世界观》中还有一段话，或许能说明他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这些尘世之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我每天都会无数次意识到，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给予相应的回报。”
他把对宇宙的理解，那种“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直觉，转化为对生活的态度。因为认识到个体依赖于整体，所以“给予回报”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承认。他的世界观支撑着他的人生观，而他的人生观又反过来丰富了他对世界的理解。
在信息爆炸、理性稀缺的当下，爱因斯坦在《科学的共同语言》中提到的“内在自由”——那种不盲从、不依附、独立判断的精神状态，或许正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当虚假信息泛滥时，他提醒我们“不以权威代替理解”；当功利主义盛行时，他提醒我们“不以功利牺牲自由”；当群体极化加剧时，他提醒我们“不以情绪取代理性”。
这些话没有答案，只提供了一个方向。至于怎么走，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那些照亮摇摇欲坠世界的思想
在这两本书中，有太多足以照亮我们当下困境的思想。
自由：什么是真正的独立
在《我的人生观》中的《论宽容与个体的自由发展》中，爱因斯坦写道：
“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重大的科学成就，凡是伟大而高贵之物，皆出自孤独的个体人格。欧洲文化之所以得以摆脱令人窒息的停滞，最关键的转折，正在于文艺复兴为个体提供了不受束缚的发展可能。”
这句话戳中了当下许多人的困境：当我们习惯性抱怨“大环境不好”时，是否也在悄悄交出自己的判断权？环境或许能限制选择的范围，却无法禁锢思考的自由。爱因斯坦一生的经历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仍然可以保持思想的清醒。
他在《关于麦卡锡主义的立场声明》中，拒绝为具体个案发声，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介入个别案例并不符合此项事业的利益”——在对抗系统性不公时，必须守住最具战略价值的高地。这种审慎，比激情的抗议更需要勇气，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责任：在恐惧中坚守良知底线
《我的世界观》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文字：
“我们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中蕴含的道德价值，皆源自无数个体的正义感的表达。若缺乏鲜活个体责任感的支持与维系，机构在道德层面将显得无能为力。”
这句话写于1950年，正值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当时无数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爱因斯坦却公开呼吁拒绝不合理的作证要求。他的逻辑朴素却坚定：恐惧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因恐惧而放弃判断，恐惧便会获得最终胜利。
在“大环境不好”的今天，这段话也提醒了我们：环境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回应这种压力，仍然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哪种选择毫无代价，但正是这些选择，定义了我们是谁。
因斯坦70岁生日，与科学界朋友合影
教育：为什么我们如此焦虑
1936年，爱因斯坦在演讲《论教育》中留下了一段至今仍极具警示意义的话：
“最糟糕的是，学校主要依靠恐惧、强制和人为制造的权威来运作。这种教育方式会摧毁学生健全的生命感受、正直与自信，并造就奴性的臣民。”
这番话精准戳中了当下的教育焦虑，从幼儿园到大学，“恐惧落后”“恐惧失败”“恐惧不被认可”驱动着每个环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然容易对“大环境”产生无力感，因为他们从未被教会如何依靠自己的判断立足。
在《我的人生观》中，爱因斯坦写给儿子的信提供了另一种教育的样本：
“在学校里不要太过争强好胜。即使别人比你表现得更好，也没有什么坏处。”
这句简单的叮嘱背后，是一种通透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胜过他人，而在于成为完整的自己。
孤独：从痛苦到自由的转化
《我的人生观》的开篇，《自画像——我的人生观》中有一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却甘之如饴。”
这句话的高光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化过程。孤独本身不是目的，痛苦也不是终点。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孤独与痛苦之后，人可以获得一种不受外界左右的自由——不再需要取悦他人，不再需要依附权威，不再需要随波逐流。
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感到孤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害怕孤独。我们用点赞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用关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爱因斯坦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恰恰来自能够承受孤独的能力。当世界摇摇欲坠，孤独不是软弱，而是最后的堡垒。
理性：不是工具，而是姿态
对于爱因斯坦而言，理性不是达成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基本姿态。在《为思考而思考——致赞格尔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为思考而思考”的价值认同：
“科学思维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某种外在的目标，而是思考本身所带来的愉悦。当没有具体问题可供思索时，我反倒更愿意重新推导那些我早已熟悉的数学和物理定律。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目的，只有一个沉浸于愉快思维活动之中的机会。”
这种态度贯穿他的一生。在《艺术体验与科学体验所共有的东西》中，他写道：“当世界不再是我们个人希望与欲求的舞台，而我们作为自由的存在，以欣赏、追问与观察来面对它时，我们便进入了艺术与科学的领域。”科学与艺术的共同之处，是“对超越个人利害与意志之物的深情献身”。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思考常被简化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知识被量化为“可交换的资本”。爱因斯坦却提醒我们，理性活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它不是服务于外在目标的手段，而是人作为自由存在者的根本体现。当我们停止追问、停止怀疑、停止为思考而思考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创造力，更是人之为人的尊严。
最后的选择：真理与正义无关大小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前四天，写下了《最后讲稿》。这篇未完成的文字，成为他一生的精神遗嘱：
“今天，我不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也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力求严肃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人的身份，向你们讲话。我所追求的非常简单：冒着不讨任何人喜欢的风险，以我微弱的力量为真理与正义服务。”
他接着写道：“涉及真理与正义时，并不存在大问题与小问题的区别，因为所有关乎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是无法割裂的。若在小事上不能严肃对待真理，如何能指望在大事上有所信赖？”
我们或许无法左右时代的走向，但可以决定自己的选择。环境确实影响着宏大的叙事，但真正塑造一个人的，是在每一件小事上的坚守。正是那些微小的选择，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活出自己的坐标。
成为自己的支点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当世界真的摇摇欲坠，我们还能流向哪里？
爱因斯坦用他的一生给出了一个看似矛盾却无比清晰的答案：既要向内扎根，也要向外连接。
向内扎根，是在孤独中淬炼坚韧，用“为思考而思考”的愉悦对抗信息洪流，用对真善美的追求抵御功利喧嚣，这份内在自由，是外界动荡夺不走的堡垒。
向外连接，则是铭记个体与他人的依存，用微小行动回报世界：在抱怨中多一句建设性话语，在信息中多一次理性求证，在小事中多一份正义坚守。这些微光，便是我们在不确定中的立足之地。
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内在的自由与外在的责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支点，那么，即便身处摇摇欲坠的时代，我们也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漂流者，而是成为能够照亮一小片天空的光源。
这，或许就是爱因斯坦留给焦虑时代，最温柔的答案。
两本书，一种人生观的完整呈现
这位常常被简化为“科学天才”的爱因斯坦，在方在庆先生的编译与解读下，呈现出更完整、更真实的模样。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智力象征，而是一个在极端不确定条件下形成并反复经受检验的人。方在庆先生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爱因斯坦全集》为底本，历经多年整理，推出两部相互呼应的作品：
2018年初版、2025年再版的《我的世界观》，系统呈现爱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
最新出版的《我的人生观》，则进一步追问：这份世界观，如何化作爱因斯坦一生的选择与行动？
如果说《我的世界观》是爱因斯坦绘制的世界地图，那么《我的人生观》就是他绘制这幅地图时所依据的指南针与人生阅历。前者是思想的横切面，后者是思想的纵贯线。
两本书互为表里，共同拼合出一个完整、真实、在极端不确定的世界中始终坚守理性与良知的爱因斯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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