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了没有？年轻时候越是老实巴交的人，老了反而过得越舒坦|刘小军|好儿子|巴交|年轻时候|武汉|马骏

我们小区有个老方头，出名了一辈子的老实人。

出名到什么程度呢？小区里有人吵架，劝架的经常说这么一句：“你看看人家老方头，一辈子不争不抢，人家过得差了吗？”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夸老方头，其实谁也没真把他当回事。老实人在哪儿都不太被人当回事，这大概是个普遍现象。

老方头大名叫方德厚，今年七十三，退休前在搪瓷厂当了一辈子工人。据说他从进厂到退休，整整三十二年没换过车间，没换过工种，连工位都没怎么换过。一起进厂的工友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厂长，最不济的也混了个班组长，就他一个人，三十二年如一日的普通工人。

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时候他四十出头，每天骑着二八大杠上下班，车后座永远夹着一个军绿色的饭盒包，下雨天披着那种老式雨衣，风把他的裤腿吹得鼓鼓的。他在我们那条街上住了四十多年，跟谁都是客客气气的，见面先笑，笑完了问一句“吃了吗”，然后就没了。

我母亲说老方头这个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邻里之间有点什么事，别人都争着往前冲，就他缩在后面。那年头分房子，别人闹到厂长办公室去拍桌子，他就在车间里老老实实等着，最后分了一套顶楼最西边的小两居，夏天热得像蒸笼。他也没说什么，住了二十多年。

他老伴也是个闷葫芦，两口子在家说话声音都小，邻居从来没听他们吵过架。有一回他儿子在学校被同学打了，他老伴急了，难得地催他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老方头去了，站在人家门口半天，最后说了句“小孩子闹着玩，以后注意点”，就回来了。把他老伴气得够呛，但还是没吵起来。

就这么一个人，老实得都快透明了。

我之所以突然想起老方头，是因为上个月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老方头家里最近可热闹了，他儿子和儿媳妇把他接过去住了，住的是那种电梯洋房，一梯一户，带地暖，冬天穿单衣都不冷。老方头以前住顶楼西晒，冬天冷得要命，现在好了，享福了。

我听着有点意外，又有点不意外。不意外是因为老方头那个儿子我了解一些，当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那边，做的是医疗器械的销售，据说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做得还不错。意外是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没听说老方头沾了儿子什么光，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过年过节儿子回来看看，住两天就走了，跟大多数空巢老人没什么两样。

我妈在电话那头感慨了一句：“所以说啊，年轻时候越是老实巴交的人，老了反而过得越舒坦。”

我问她这话从何说起。

我妈说：“你没发现吗？你看看咱们那条街上，当年那些厉害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想起来了。

我们家住的那条街叫生产路，是一条老居民街，两边全是各单位的老家属院。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到十八岁，街上的老邻居我基本上都认识。

要说年轻时候厉害的人，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王世杰。

王世杰比我大十来岁，当年是这条街上的风云人物。他在物资局上班，那时候物资局是好单位，手里有批条子的权力。王世杰长得又高又帅，说话中气十足，走路都是带着风的那种。街上谁家要买点紧俏东西，都得找他帮忙。他帮了忙也不白帮，逢年过节人家送的好烟好酒他家堆得跟小山似的。

王世杰的老婆周秀兰是街道办事处的，也是个厉害角色，两口子在这条街上说一不二。有一回我们家和对门因为楼道里放煤球的事闹了点矛盾，我妈去找周秀兰评理，周秀兰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定了，说我们家放多了，占了对门的地方。我妈回来气得直哭，说周秀兰偏心，因为对门男的跟王世杰是牌友。我爸说算了，惹不起。

那时候王世杰家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早买彩电的，最早装电话的，最早买摩托车的。他家客厅里摆着一套皮沙发，亮锃锃的，他家两个孩子穿的衣服也都是街上最新潮的。我妈每次从王世杰家门口过，都要小声嘀咕一句“看人家过的日子”。

可是后来呢？

九十年代末，物资局的权力渐渐没了，王世杰被调到了一个清水衙门。他不习惯，开始做生意，倒腾煤炭，一开始赚了些钱，后来被人骗了一大笔，赔了个精光。那段时间他天天喝酒，喝完就在街上骂街，骂这个骂那个，连他家邻居都被他骂过。周秀兰受不了了，跟他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后来王世杰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身体也垮了，五十多岁就得了肝硬化，六十出头就去世了。我妈说他走的时候，跟前一个人都没有，是他侄子帮着办的后事。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什么幸灾乐祸，就是一种感慨。

“你看看他当年多威风啊，谁能想到老了是那样。”

我又想起了马德胜。

马德胜比我爸大几岁，在房管局上班，也是个有门路的人。我们那条街上好多人的房子都是找他帮忙办的过户、调换、加面积之类的事。马德胜这个人比王世杰收敛一些，不爱显摆，但办事的门道比王世杰还多。

他有个儿子，跟我同龄，叫马骏。马骏从小就不爱学习，但马德胜不愁，说“我儿子以后的事不用你们操心”。马骏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马德胜把他弄进了房管局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吃上了财政饭。二十来岁的时候，马骏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在街上跑来跑去，威风得很。

马德胜退休以后，房子的事渐渐不那么好办了，找他的人也就少了。他倒是不太在意，每天下下棋，养养花，日子过得还算安逸。

真正出问题的是马骏。

马骏在单位里待了几年，嫌工资低，不干了，出来自己折腾。做过建材生意，开过饭店，搞过装修公司，没一样干得长的。他折腾的那些年，马德胜把一辈子的积蓄都填进去了，还卖了家里一套房子。后来马骏欠了一屁股债，跑到外地去了，好几年没回来。

马德胜的老伴经不起这折腾，脑溢血走了。马德胜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退休金不高，还要帮儿子还债，日子紧巴巴的。我前几年回老家，在街上碰见他，他老得厉害，背驼了，头发全白了，眼神浑浊，走路都是蹭着地皮走的。他看见我，愣了一下，好像不太认识，过了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这不是老赵家的小子吗？”

我跟他聊了几句，他没提马骏，我也没敢问。走的时候我在想，马德胜当年那么有本事的人，帮了那么多人，最后自己的儿子却没教好，晚年落到这个地步。

我妈在电话里说马德胜去年也走了，走之前那两年住在养老院里，条件不怎么好，一个房间四个人，电视就一个台。他走的时候马骏也没回来，说是回不来。

我妈说完这两个例子，又说了一个人——孙桂兰。

孙桂兰是我们那条街上出了名的厉害媳妇。

她嫁到我们街上那一年才二十出头，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声音细细的，看着是个文静人。但结婚以后大家才发现，这女人厉害得很，把她男人管得服服帖帖的。她男人姓刘，叫刘建国，在运输公司开车，一个月工资全数上交，口袋里从来不超过二十块钱。刘建国想抽根烟都得跟老婆申请，申请还不一定批。

孙桂兰不光管自己家，还管别人家的事。邻居吵架她要去评理，居委会开会她要去发言，谁家孩子不听话她要去说教。有一回我父亲单位分了点活鱼，我母亲给了对门两条，孙桂兰知道了，跑来说我母亲偏心，说她家离得更近，应该先给她家。我母亲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好几天看见她就绕着走。

孙桂兰的儿子叫刘小军，从小被她管得死死的。上什么学校、交什么朋友、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全是孙桂兰说了算。刘小军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背着孙桂兰染了个黄头发，孙桂兰发现了，拿着剪刀把他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刘小军顶着那个头去上学，被同学笑话了整整一个学期。

后来刘小军考上了大学，去了武汉，毕业后留在了那边。他很少回来，过年有时候都不回来，说是工作忙。孙桂兰在街上逢人就说儿子有出息，在武汉买了房子，买了车，每个月给她打钱。但有一次我妈在菜市场碰见孙桂兰，她正蹲在地上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看见我妈，脸一下子红了，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说“这个菜叶子喂鸡好”。我妈说她家什么时候养鸡了？后来才知道，孙桂兰那几年过得并不好，刘小军去了武汉以后就跟家里联系很少，别说打钱了，连电话都很少打。孙桂兰的男人刘建国后来得了糖尿病，干不了活了，两个人都靠刘建国那点病退工资过日子，紧巴巴的。

前年孙桂兰也走了，走之前那两年，她的腿不行了，走不了路，刘建国自己身体也不好，两个人在老房子里互相照顾，日子过得艰难。有人问刘建国怎么不让儿子回来照顾，刘建国闷了半天，说了句“他不容易”。

我妈在电话那头说得停不下来，我听着听着，心里慢慢有了一种感觉。她说的这些例子，年轻时候厉害的、精明的、会来事的、争强好胜的，好像到了晚年都过得不太如意。而那些年轻时老实巴交、不争不抢的人，反而一个个安安稳稳地过了晚年。

除了老方头，我妈还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对门的张叔张德茂。张叔在纺织厂当了一辈子电工，老实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厂里评先进，明明是他解决的问题，他师傅把功劳占了，他也没说什么，回来连他老婆都没告诉，还是后来他师傅喝多了自己说漏了嘴，大家才知道的。

张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读完中专在县城当了小学老师，二女儿读了大学在省城一家医院当护士。两个女儿都很孝顺，逢年过节大包小包地回来，平时也经常打电话。张叔退休以后，两个女儿凑钱给他在老家翻修了房子，院子里种了花和菜，老两口日子过得滋润得很。

去年张叔七十大寿，两个女儿带着女婿孩子回来，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我妈说那天张叔喝了两杯酒，脸红扑扑的，笑得合不拢嘴。街坊邻居都去道喜，张叔一个一个地敬烟，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装都装不出来。

我妈说：“你看张德茂，当年在厂里多窝囊，谁都能欺负他一下。现在呢？人家两个女儿多贴心，家里收拾得多利索，身体也好，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都不止。”

我妈又说起了楼上的郑老师。郑老师叫郑秀兰，但不是上面那个孙桂兰的兰，是小学老师。她老伴也是老师，两口子一辈子教书育人，老实本分，从来不跟人红脸。

他们家两个儿子，大儿子读了师范也当了老师，在县城一中教数学，儿媳妇也是老师。小儿子读了医学院，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过年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回来，加上儿媳妇、孙子孙女，满屋子都是人，热闹得不行。

郑老师退休以后喜欢种花，阳台上种满了月季、茉莉、栀子花，一年四季都有香味。她还参加了老年大学的书画班，画的牡丹挂了一屋子。前年她老伴走了，儿子们要接她去住，她不去，说在老房子里住惯了。两个儿子就轮流回来陪她，这个月大儿子回来住几天，下个月小儿子回来住几天，老太太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你说这是为什么？”我妈在电话里问我。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老实人教育出来的孩子更靠谱？”

我妈说：“不光是这个。你看那些年轻时候太厉害的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在外面了，跟单位斗，跟邻居斗，跟亲戚斗，争来争去，把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自己累，别人也累。回到家也没心思管孩子，孩子要么被惯坏了，要么被管得太死了，长大了都不怎么跟家里亲。”

“老实人呢？”我妈继续说，“老实人没那么多心眼，在外面不争不抢，工作上安安稳稳的，不跟人结怨。回到家就本本分分过日子，对老婆好，对孩子好，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孩子在这种家庭长大，心里踏实，长大了自然孝顺。”

我听着我妈这番话，觉得她分析得挺有道理。虽然她自己没什么文化，但七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摆在那里，看人看事比我们这些读书人透彻多了。

挂了电话以后，我又想起了老方头。

我试着回忆老方头是怎么教育他儿子的。他儿子叫方志强，比我大两三岁，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在我的印象里，老方头从来没打过方志强，也很少骂他。方志强考试考好了，老方头就说“不错，继续努力”；考砸了，老方头就说“下次注意”。从来不拿方志强跟别人比，从来不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他。

方志强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街上被几个混混打了，老方头去派出所报了案，也没去找那帮混混的家长闹。方志强气得要命，说爸爸你怎么这么怂。老方头说了一句话，方志强后来跟我提过好几次，他说他爸说：“我不是怂，我是觉得把事情闹大了对你没好处。你有本事，就把这个劲用在学习上，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谁也打不着你。”

方志强后来真考上大学了。他是我们那条街上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去了省城的理工大学。走的那天，老方头送他到公交站，什么煽情的话都没说，就是把那个军绿色的饭盒包递给他，说了句：“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

方志强后来跟我说，他爸递给他那个饭盒包的时候，他差点哭了。包里有他妈给他煮的二十个茶叶蛋，还有三百块钱，是他爸省了好几个月省下来的。

方志强大学毕业后做了医疗器械销售，起步的时候很难，租着城中村的房子，骑着电动车跑业务。老方头从来没跟儿子说过“你看谁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每次打电话都是“你好好干，家里不用你操心”。

后来方志强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结了婚，买了房，把老方头和老伴接过去住过一段时间。老方头住了半个月就不习惯了，说城里太吵，没有老邻居聊天，执意要回老家。方志强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回去，但每个月按时给家里打钱，逢年过节雷打不动地回来。

前几年方志强换了套大房子，带地暖的，又来接老方头。这回老方头没拒绝，因为他老伴那两年身体不太好，怕冷。搬过去以后，老方头每天早上还是雷打不动地六点起床，在小区里散步，跟小区里的老人们下棋，日子过得舒坦。

我妈说：“你发现没有，老方头这种人，他走到哪儿都招人待见。他在老家属院的时候，邻居都愿意跟他来往，因为他从来不惹事，不占便宜，不嚼舌根。到了新小区，那些老头老太太也愿意跟他玩，因为他脾气好，不计较，输得起。”

我想了想，还真是。

老方头下棋，输了就是输了，从来不悔棋，不像有些人，输了棋能吵起来。老方头在小区里散步，见到谁都打招呼，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老方头在老年活动室用公用的东西，用完了一定收拾好，不像有些人，用完了往那一扔就不管了。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小事积攒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口碑。老方头用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口碑，在他晚年的时候变成了最值钱的东西——人心。

我妈那天在电话里说了很多，最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你看那些人精，年轻时候算来算去，把什么都算计到了，就是没算到自己老了会怎样。老方头这种人，年轻时候什么都不算，老了却什么都得到了。”

我后来想了想，也许不是“什么都不算”，而是老实人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算的是眼前利，老实人算的是长远福。别人争的是面子，老实人守的是里子。别人在比谁爬得高，老实人在比谁站得稳。

年轻时候那些争强好胜、精明算计的人，往往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搞得疲惫不堪，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淡漠，老了老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他们用一辈子的温良恭俭让，在家人和邻居心里种下了善因，到老了自然结出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