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支教故事令无数人感动，而引发广泛关注的他，如今已经在县领导岗位工作近三年了
2019年11月的一个周六早晨，湖北秭归县城的街道还在晨雾里打盹，一位身着简朴运动服的副书记背着书包，匆匆赶往县特殊教育学校。路过的老师悄声说：“瞧，那就是徐本禹，又去给孩子们上课了。”一声“早啊”是他唯一的寒暄，脚步却没停。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中年干部是从山东聊城一处麦田边的小村走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家里唯一稳定收入来自父亲的教师薪水，还得照顾三间土屋和几亩薄地。17岁那年，他考进华中农业大学，带着乡亲们凑出的路费南下。那时国家刚启动助学贷款，他白天听课，晚上在食堂刷盘子，周末去当家教，硬是把学费和生活费凑了出来。艰难，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欠的，总得还。”
2002年暑假，一张关于贵州毕节深山小学缺师的报纸，引燃了他心里的火。临近期末，他拉上四名同学，自费买票去到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山路陡到只能手脚并用，本打算教两周，结果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把日程拉长到整整两个月。回到武汉，他揣着一摞旧课本，却发现自己已通过公费研究生初试。
取舍摆上桌面。母亲劝他：“机会难得，先念书吧。”他摇头，“书总能再读，娃的课却不能再耽误。”于是2003年，他带着3000多册募来的图书，重返为民小学，一年里兼教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没水没电的夜晚，他在煤油灯下备课；挑水上坡，每次都得停四五回喘气，这段日子后来成为许多志愿者的入门教材。
一年后，山那边的大石小学求援。那里只有两间危房，一下雨就漏。徐本禹请来七位刚毕业的同伴，一起扛着黑板、锅碗，再次扎进深山。孩子们成绩逐渐往上蹿，村民第一次主动送稻谷给学校。当地政府拿出20万元配套，企业和社会捐了8万元，新校舍在2004年底封顶。那一年，他24岁。
故事随着央视《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公布而扩散。镜头扫过新教室时，站在废旧课桌边的他只说了一句：“还是那句话，读书能改命。”有人统计，随后的三年里，至少有120名大学毕业生奔向贵州、甘肃、云南等地的山村，他们当中多数是被这段经历点燃。
完成支教任务后，他回到华中农大攻读硕士。课余，与学弟学妹一起组建“本禹志愿服务队”，把接力支教写进团队章程。2007年，他报名参加中国援外项目，在津巴布韦的玉米试验田里忙了五个月；2008年，又换上志愿者制服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射击馆，负责器材搬运。朋友开玩笑：“你把志愿当终身职业啦？”他笑而不答。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团委副书记，随后调至共青团湖北省委，2017年赴秭归挂职，至今已第三年。身份变了，做事方式却更有章法：把十几年来的山村教学笔记整理成培训手册；协调企业设立“本禹基金”，专供西部教师进修；每年寒暑假，服务队依旧分批进山，如同水泵不间断地把资源送往源头。
有人好奇，为何不留在大城市？他的答案始终简单：西部计划启动那会儿，国家喊“到基层去”，他把这句话当成了个人契约。如今身处行政岗位，能为志愿者解决路费、保险、编制等实际难题，比当年单枪匹马挑水抬木更见效——这正是个人行动向制度支持的转场。
值得一提的是，毕节地区在脱贫攻坚收官时，九成以上乡镇已建成标准化中心校。本禹志愿服务队最近一次回访大石村时发现，当年蹲在土坎写字的孩子成了代课教师。教育能否彻底改变一方山水，仍需时间检验，但人们至少不再把读书当奢侈。
今天的徐本禹依旧保留着周末上课的习惯，微信步数里常见“上山路十八弯”。窗口角色与田间经验在他身上交织，一端连着政策拨款，一端连着课堂粉笔。西部山区的清晨铃声此起彼伏，那支从武汉起步的志愿队还在陆续出发，背后是一条越来越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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