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自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起逐步拆解《投票权法》，上个月更通过“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完成了这一过程。“卡莱斯案”将划设少数族裔占多数选区的法律门槛抬至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高度，使这一纠正投票领域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所剩无几的工具也归于无效。1965年《投票权法》如今只剩象征空壳，失去了最关键的执行力。
自由派评论人士纷纷谴责最高法院，呼吁改革法院制度，主张设定任期限制乃至“扩充法院”。但很少人注意到，维护并扩大少数族裔选民代表权还有另一条路：国会也可以扩充自己。
许多理论研究指出，在多元社会中扩大立法机构规模能显著提升少数群体代表性，也会让通过杰利蝾螈式划区压制他们声音变得更难。选区变小，构成多数所需人数下降，刻意分割特定社群也更为困难。《投票权法》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美国民主制度架构本身的错位——把全部代表权和权力交给多数派，不给其他人留空间。
在建国者看来，多数偏向并非问题，因为他们把非白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与投票权之外。政治理论家曾提出排序选择投票制、累积投票等方案，但难点在于美国人早已将地域代表制与民主本身紧密联系，认为其他代表制度正当性较弱。破解多数主义封闭局面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正是建国者当年的设想，却在20世纪20年代被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砸碎：按人口增长扩大国会规模。
1920年人口普查显示人口正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南方向北方流动。种族隔离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看到政治权力将转移到归化移民、他们的子女以及非洲裔美国人手中。第六十六届国会以限制移民和压制国会规模增长作为回应。
经过十年僵持，双方于1929年达成协议，将国会规模冻结在435席。这项“永久席位分配法”带来了隐蔽好处：终结了选区必须“相连且紧凑、包含相同数量人口”的传统要求，为南北各州利用杰利蝾螈式划区确保黑人社群无法选出国会议员或向农村选区倾斜铺平道路。固定席位总数极大强化了现任者优势，对资本势力和精英阶层极为有利，这一不民主的安排持续近一个世纪。
颇具讽刺的是，真正将重新划区作为纠正非洲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国会代表权之外手段的，是布什政府的司法部，要求南方各州设立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这一策略取得效果，但也引发了不断升高的保守派反弹。90年代最高法院削弱《投票权法》，限制通过划设国会选区提高少数族裔代表性的能力。
此后学者提出简单而巧妙的方案：扩大国会规模，既保住少数族裔代表性，又满足最高法院关于种族不能成为划区“主导因素”的要求。研究表明，仅靠扩大国会席位就能显著增加全国少数族裔占多数选区的数量，扩大立法机构规模可使黑人代表比例最多提高12个百分点，还能重新打开联邦法院审查种族性杰利蝾螈划区的大门。
自由派很少能以“恢复历史传统”为理由主张改革，但增加国会选区数量本质上正是重拾传统。1910年国会席位定为435席时，每位议员约代表24.1万名选民，若恢复类似比例，国会席位将达1373席。即便如此，美国仍未达到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水平——法德英等国议员与选民代表比例均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北欧国家更是仅为其二十四分之一。
扩大国会的好处不止于提升少数族裔代表性。恢复历史代表比例能缓解不同州公民投票权分量日益不平等的问题，降低竞选成本，让非富有、未受黑金势力控制的候选人更有机会担任公职。政治学界关心的却是国会运转顺畅而非民主本身运转良好，部分学者警告扩大规模会造成“沟通障碍”，但考虑国会当前对经济精英的过度代表及显而易见的功能失调，这类论点相当荒唐。
反对扩大国会的最站不住脚的论点是质疑上千名议员如何挤进议场，建筑师已指出只需稍作改造即可容纳900多名乃至1700多名议员。虽有少数团体和议员推动增加席位，但倡议始终未形成声势。也许随着最高法院继续削减权利、压缩民主代表性，回归按人口比例扩张众议院、使政府更贴近人民的美国传统，终将不再像科幻，而更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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