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们在研究社会与国际法中心经常系统梳理印巴之间几乎所有重大争端和议题——克什米尔、锡尔溪、锡亚琴、印度河水条约、萨姆贾乌塔快车、巴布里清真寺、朱纳格尔，等等。
这些议题都带有突出的法律维度，需要持续研究。2008年孟买袭击之后，随着巴基斯坦方面齐亚·乌尔·雷赫曼·拉赫维、印度方面阿杰马尔·卡萨布等嫌疑人的审判处理不善，双边敌意仍在上升。两国没有展开合作，反而积极相互拒绝对方接触嫌疑人、调查过程，甚至拒绝交叉询问证人。
也正是在那时，团队负责人贾马尔·阿齐兹和阿瓦伊斯·安瓦尔讨论，是否可以举办一场研讨会，向两国政府提出执法合作方面的建议。
两个核邻国之间不断加深的不信任，直接源于边境两侧涉恐案件法律程序推进不力。于是，我们提出了通过“法律外交”改善巴印关系的研讨会构想，这个概念也是我们提出的。
时任外交秘书艾扎兹·艾哈迈德·阿扎尔对这一想法表示出兴趣，并主持了这场会议。总检察长阿什塔尔·奥萨夫作为特别嘉宾出席。来自多个部委和安全机构的人员参加了会议。我们坚持邀请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也派代表参加。几经沟通后，邀请得以发出，印度高级专员公署派出两名高级官员与会。
不过，尽管与会者对“法律外交”这一概念给予肯定，研讨会提出的多项建议并未真正落实。其中一项重要建议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应在涉恐案件上加强通过非外交渠道的合作——也就是联合国法律第1373号决议所要求的警方对警方直接合作。
在法治较为成熟的司法辖区，国家之间在执法合作上相互协助，本就是常见做法。如果在帕坦科特、乌里和普尔瓦马等事件之后能够开展合作，那么相关调查本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框架内推进，印度也就没有借口在2019年打击巴拉科特，并最终损失战机，还有一名飞行员被俘。如果双边执法合作能够运转起来，就没有必要诉诸单边使用武力，包括定点打击。缺乏这类合作，两国都应承担责任，只是各自出于不同原因。
同样，针对2025年发生在被占克什米尔帕哈尔加姆的事件，最恰当的做法本应以帕哈尔加姆已登记的第一信息报告为依据，由印方根据《印度刑事诉讼法》第166 A条提出协助调查请求，并援引巴基斯坦《2020年相互法律协助法》第19条。
这部法律提升了巴基斯坦作为负责任国家的形象。结合联合国第1267号和第1373号决议所载义务，这意味着巴基斯坦有责任作出回应。
采取法律路径，将有助于巴基斯坦和印度认识到，双方彼此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大体上正是法律要求它们去做的事。
但印度并没有发出请求调查的那封信。如果它发出了，正式调查本可以查明实施者的国籍，以及巴基斯坦国家机构是否如印度所指称的那样卷入其中。反过来，正式调查也可以核查并回答巴基斯坦强烈怀疑的另一点：帕哈尔加姆事件是否是印度方面自导自演的一场假旗行动。
相反，印度选择向穆里德克和巴哈瓦尔布尔发射导弹。结果就是去年5月6日至10日的针锋相对军事行动，期间动用了无人机、战机和导弹。这场交战导致印度损失数架飞机，其中包括“阵风”战机。印度没有采取执法路径，而是诉诸单边使用武力，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其军事和政治声望也遭受了尴尬打击。
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外交”的含义，就是印巴双方应把警方对警方合作制度化。法律路径会让两国意识到，自己要求对方做的事，基本上也正是法律要求自己去做的事。
2016年那场研讨会上，还有一项建议获得了积极反馈：由两国总检察长各自通报成立一个常设法律专家小组，在适当场合会面，研究包括克什米尔、锡尔溪、锡亚琴以及货物过境在内的重大双边议题的法律层面。这个小组可以口头或书面提出各种法律解决方案。
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即便像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乘大巴前往拉合尔、纳伦德拉·莫迪到访贾蒂乌姆拉，或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访问阿格拉这样的突破性时刻，曾为关系正常化带来难得窗口，但每一项长期争端所附带的法律复杂性，仍可能造成阻碍或拖延，最终让机会流失——政府更迭、恐怖袭击，或国内强硬派破坏正常化努力，都可能让进程中断。
巴基斯坦通过与不负责任的非国家行为体拉开距离，已经展现出一个更加负责任国家的形象。如今，它的法律机制也更为完善。巴基斯坦已经在相互法律协助和反洗钱领域，为多批执法官员提供能力建设培训。
巴基斯坦《相互法律协助法》表明，巴方在立法上已准备好受理并处理不仅来自印度、也来自任何国家的请求。它已经处理了多个欧洲国家提出的请求。相比之下，印度方面至今仍没有任何独立的相互法律协助法。这一缺失相当令人震惊，也拉低了新德里政府的治理资质。
总的来说，如果遵循阿吉特·多瓦尔“防御性进攻”的强硬 doctrine，那么面对恐怖主义行为时，走上的将是一条危险的“战争路径”，而不是“执法路径”。
一名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官员最近表示，“我们不应关闭大门”，这显示出思路出现了积极转变。但直到现在，大门仍由新德里关闭。事实上，必须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并恢复《印度河水条约》的，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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