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消逝

——一个权力概念在今天的失效

▍当“何谓西方”成为问题

今天，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一直主导世界事务的西方世界内部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分裂之中，人们传统所认知的“西方”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从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和卡尼的“对话”可见一斑。传统意义上，达沃斯论坛是一个会聚了跨国企业领袖、金融资本代表和政治精英的场合，其倡导的全球化模式以资本自由化、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为核心。尽管达沃斯的议题被广泛批评为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1此次达沃斯论坛却折射出西方世界存在的深刻分裂。

与之相对，长期被视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却石破天惊地宣告了战后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由大国绝对主导的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卡尼指出：“我们早就知道，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故事并非全然真实，强者会在自身利益需要时凌驾于规则之上，贸易规则的执行也并非完全对称。我们也知道，国际法的适用力度会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而有所不同。这种虚构的故事曾经很有用，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它有助于提供公共产品，例如畅通的海上航道、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对争端解决框架的支持……如今，这种妥协已经行不通了。坦白地说，我们正处于断裂之中，而非转型之中。”3在卡尼看来，这场断裂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不仅抛弃了维系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更彻底放弃了其行为应受原则约束的伪装。

▍西方主导下世界秩序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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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向中，美国的国家认同逐渐与全球干预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绑定，并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简单恢复或延续既有国际体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民族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制度经验为模板加以重构。这一秩序通常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的，其运行逻辑并不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强制力量，而是通过制度化协商、规则整合与利益嵌入来实现权力的稳定化。正如丹尼尔·德德尼和G. 约翰·伊肯伯里强调的，“美国霸权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因为它更倾向于协商、合作和整合，而非强制”15。依托二战后显著提升的综合国力，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核心国际机构。这些制度并非中立的治理工具，而是在设计之初就深度嵌入了特定的政治假设、经济理念与权力分配结构。通过将自身的制度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美国得以在相对低成本的条件下，将其领导地位制度化并长期化。

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并非依赖单一维度的优势，而是建立在相互支撑的三重结构之上。其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北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安全支柱；其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和美国的市场准入，是这一世界体系的经济支柱；其三，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等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则是理念支柱。16一些大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也心甘情愿地将部分主权让渡给战后国际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沦为“半主权”国家。17日本和德国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受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限制约束，其行动必须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服从美国的领导，而不能追求成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的霸权国家。18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在国际决策和规则制定中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部分主权。19

正是通过这三重结构，该体系为主要参与者提供了显著的程序性价值，包括相对透明的规则、进入美国市场与决策圈的准入机会、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常态化的沟通渠道以及基于协商的共识建立机制。这些机制在相当长时期内，为这一国际秩序赋予了广泛的合法性，使其被视为一个即便由强国领导，但也兼顾了参与和规则的可预期系统。20这一秩序的全球扩展并非仅依赖正式制度与物质权力的运作，其稳定化过程同样有赖于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结构。21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批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贸易政策专家与国际组织官员，逐步通过诠释问题、界定利益和制度化自身的影响力，成为推动国际政策协调与秩序形成的一支关键力量。22服务贸易的制度化正是这一知识权力运作的典型案例。由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高度依赖国内规制等特征，长期以来被视为难以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领域。23在这一知识群体推动下，服务不再被理解为国家主权与国内治理的组成部分，而是被转化为具有可比较性和可谈判性的“贸易对象”。也正是在这一专家网络的推动下，服务贸易被系统性地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谈判议程，并最终促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形成。24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制度透明等原则，被表述为价值中立、技术性的政策工具，而非源自特定国家发展路径和权力结构的制度选择。这种去历史化的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一种去历史化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将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美国式政治经济经验，抽象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理性与最佳实践，从而掩盖了其深刻的历史偶然性与权力属性。

▍冷战期间苏联的“对象化”

这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去历史化的知识权力结构，是在与一套明确而系统性的对立方案的长期对峙中逐渐成形的。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层面构成挑战，它并非简单地拒绝自由主义制度，而是围绕不同的历史叙事、发展路径与政治合法性原则，构建起一套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竞争的世界观与制度逻辑。针对这一强大的对手，“西方”的知识权力运作，不仅向这一竞争对手输送制度，也构建起对象化的“他者”身份。围绕战略武器与军备控制形成的认识共同体，展现了“西方”的知识网络在高度对抗性的政治环境中同样具备跨国扩散能力。

▍“历史终结论”下的多样性分化

即便在这种高度自信的“历史终结”话语中，苏联及其后继者也并未真正消失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阶段，而是继续以被建构的非西方他者，甚至以潜在敌对力量的形态，存在于西方的知识与政治想象之中。福山将苏联及二战时期的革命体制描述为一种比宗教战争更为“野蛮”的意识形态冲突，认为其危险不仅体现在资源与领土争夺上，更深入至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34在他看来，这类冲突是自由民主秩序持续面临的根本性威胁。即便在2014年重申其观点时，福山仍调俄罗斯试图恢复苏联解体后丧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35在这一意义上，对于福山这类学者而言，苏联或俄罗斯从来不只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对手，而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对立存在。正是通过持续建构这一他者，自由主义秩序得以在后冷战时期维持其对抗性的自我理解。这种通过叙事性对立来界定自我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塑造或改变他者的发展路径，反而容易固化对抗思维，遮蔽世界秩序中日益复杂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依存结构。

在持续保留对外对抗性框架的同时，自由主义世界内部的制度差异则更多被重新界定为一种“可控的多样性”。二战以来的西方研究，围绕“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等议题的研究，已经指出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霍尔与索斯凯斯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处于比较模糊位置的资本主义类型。自由市场经济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为代表，其核心逻辑依赖市场本身的协调机制，具体体现为股票融资的主导地位、短期化的雇佣关系、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对弱势的工会组织。36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协调市场经济，德国、日本及北欧国家是主要代表。在这种经济类型下，经济活动倚重非市场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紧密的企业联盟、强有力的行业工会以及银行与企业间的长期关系纽带。协调市场经济的缺点在于无法依靠科技人员在企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技术转移；但长期融资渠道、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与完善的劳工保护，又能支撑渐进式创新模式。37在这类研究基础上，后续研究补充了亚洲的案例，强调欧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既有研究预设了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存在，难以解释亚洲国家存在的非自由化发展路径，但同时指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的积极作用，难以充分解释国家能力、政策执行效果等差异。38在此基础上，这类研究主张各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嵌入社会的发展过程，亚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只能通过分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来理解。

▍特朗普主义与西方的加速分裂

特朗普和卡尼并非分别代表“对”与“错”的西方，而是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解体之后，两种都尚未找到可持续出路的西方方案。特朗普所代表的“西方”观点和方案认为，美国过去虽然强大，但方向错了。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应该为谁强大？如何强大？在这一派“西方”看来，一个服务于全球精英却背叛本国人民的强大美国，不仅是无益的，更是需要纠正的。以卡尼为代表的另一个“西方”，同样揭露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虚伪性。这套虚伪的体系说一套做一套，对自身和盟友网开一面，对敌人则毫不留情。这个“西方”的代表们仍试图挽救自由主义的某些核心原则，却无法说清如何在新的现实中实现这些价值观。这种西方内部针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分裂态度，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内部分裂，也将持续撕裂跨大西洋联盟。

▍结论：当“何谓西方”不再回答问题

当这一运作方式在核心区域内部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失衡、社会撕裂与民主空洞化时，“西方”作为一种整合性叙事开始失去社会基础，转而成为加速西方内部分裂的因素。特朗普主义等形式的民粹政治的兴起，并非简单的“反西方”，而是对战后“西方”概念背后精英化、去民主化权力结构的反叛。因此，西方当前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如果“何谓西方”的讨论不仅无法回应全球层面的多重危机，反而成为问题本身的一部分，那么这一概念的智识吸引力与规范性权威将难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