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的乐趣就在于畅想，如果把这部分交给AI来做，小说创作就没有意义了。 会感到愤怒，感到疲惫，这是人性的特点，也是人类与机器之间很大的区别。 “那个人的事我全都知道”——我觉得这是一种语言暴力。
以上三段直言，出自作家平野启一郎的最新访谈。
平野启一郎23岁以小说《日蚀》出道即斩获芥川奖，之后成为该奖常任评委。他也因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超强驾驭能力，和对人类文明一以贯之的关怀与思辨，被视为大江健三郎的当代继承者。在最新长篇小说《本心》中，他将目光投向了AI，但真正关心的，仍是时代剧变中的“人”。
近日，他接受了B站up主@大澜的文学午安的专访，聊了聊在AI放大焦虑、社会期待层层加码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
以下是访谈实录节选。
大澜的文学午安：
首先让我们从书名谈起，您会如何阐释“本心”这个概念呢？
平野启一郎：
“本心”是非常难看清的东西，人们不仅很难去理解他人的本心，实际上自己的本心也很难辨明。
某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打心底里认可了某件事情。过段时间转念一想，又会觉得是被周围的环境影响，才不得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社会机制是基于本心而构建的系统，而本心又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正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
大澜的文学午安：
在《本心》中，您也延续了您所提出并一直通过作品深化的“分人主义”。请您跟中国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一下。
平野启一郎：
简单来说，我们的自我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我们会根据人际关系或环境的变化，活在不同的人格当中。
当下的年轻人们正在承受着“必须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一巨大的压力，比如说必须通过工作去实现真正的自我；在人际交往的不同面向里，也必须确定“真正的自我只有一个”。这种口号过于强势，会让许多人感到痛苦。
人在不同的场合活在不同的自我之中，而所有的自我，不都应该被视为“真正的自我”吗？这就是我的理论主张。
大澜的文学午安：
《本心》探讨了“挚爱之人的他者性”，您可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吗？
平野启一郎：
首先，我认为互相理解在人际关系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便是在面对挚爱的时候，对方内心也终究会存在我们无法理解的部分。如果硬要说“那个人的事我全都知道”这类话，我觉得属于一种语言暴力。
但如果以“人心无法完全理解”为由，开始不再尝试理解他人，当然是不应该的。那些无法完全理解的部分才正是那个人独特的存在，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这个部分，同时努力去互相理解。
大澜的文学午安：
您还曾提到说一直在思考“社会应该如何尊重死者的他者性”。
平野启一郎：
面对活着的人，如果我擅自下结论，只要对方本人觉得不恰当，就可以反驳。可是，死去的人无法开口反驳，于是活着的人就开始肆意地说“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是这么想的吧”，或者“他当初是这样认为的吧”——我对此深感畏惧。
我的父亲去世得很早，在我一岁的时候，他就不在了，所以我对他完全没有印象。了解父亲一直是我人生中非常强烈的愿望，正因如此，如果我突然笃定地描述“我父亲是这样的人，他当时一定是那样想的”，在我用自己的话语替父亲说出他内心想法的瞬间，他真实的样子反而会离我远去。
对我而言，正是因为存在无法言说的东西，父亲才是真实存在过的、曾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大澜的文学午安：
谈到“他者”，我观察到在您的作品中，动植物、自然景观总是占有许多笔墨，您开辟了一块几乎未受污染的自然空间，并将许多美好的、柔软的细节依附其上。
您的这些描写有没有特殊的用意？它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平衡，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
平野启一郎：
我觉得，大自然对人类并不一直是友善的。中国和日本都发生过规模强烈的地震，自然有时会夺走人的生命，令人畏惧。但我们夏天的时候还是会去海边，或者去山里，总是会对自然有所向往。
现在基于大语言模型生成的AI，它们仅仅是在学习符号、处理符号，并没有体验过现实世界的物理构成，这也被称为“符号接地问题”。
然而，人类终究要通过身体来接收世界上的信息，并且我们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也不是绝对客观中立的。比如将房间温度设置为30度，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热，也可能会觉得刚好。这是我们与AI之间巨大的区别。
当身处自然之中，感官会比日常生活时更为敏感，通过情感去与自然相处，并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我描写这样的场景，使之与AI形成对比，极具人性色彩。
大澜的文学午安：
在《本心》中，主人公通过AI技术将母亲复活在虚拟世界。而在当下，AI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身为作家，您如何借创作去回应这样复杂多变的现实呢？
平野启一郎：
对我来说，目前AI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协助我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无论是网络上的解释还是ChatGPT等AI的结果都存在很多错误，所以我通常会在大量阅读相关书籍之后再去搜索。
在进行故事创作，或者需要交流灵感的场合——也就是创作的核心部分，我是绝对不会使用AI的。小说创作的乐趣就在于自身的畅想，如果把这部分交给AI来做，小说创作就没有意义了。
我的作品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类”究竟是什么。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经常会去观察并思考科技带来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对AI这类工具的使用反而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比方说，不管我们对AI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AI绝不会生气，也不知疲倦。而人性的特点就在于会感到愤怒，感到疲惫，这是人类与机器之间很大的区别。尽管愤怒、疲惫这一类情绪，在人类社会中经常会被看作是负面的，可当我们面对机器时，也正是对这些情绪的感知展现出了人性的独特。
因此，为了加深对人类的理解，我会持续关注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
大澜的文学午安：
在《本心》里，您设计了一个“英雄般的少年”的形象，他先是主人公中学时代的同学，之后与主人公的“理想自我”重叠，这种反叛体制、反叛既定规范的角色，自您创作《日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您为何坚持在作品当中塑造“英雄”？这是您自身经历的映射吗？
平野启一郎：
我从小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让人难以生存？虽然有非常多快乐的事，也会享受生活的喜悦，但我觉得一个有个性的人想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接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能和大家有相同的感受、相同的行为，生活或许就会容易得多。正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无法融入的感觉，所以才选择去阅读文学，同时也开始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看法。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提出，神话中描写的都是英雄事迹，而现代小说中描写的都是人类的失败。这样的对比略显悲观。确实，小说经常以人在世界上的艰难生存为主题，但人们也期待能有反抗命运的形象出现——那些即使遇到困难，依然坚持抵抗的人类。其中也有一些人看似英雄，但又被怀疑并非如此。
在这样复杂矛盾的心态中，我试着去描绘那些带着英雄气息的人物。
大澜的文学午安：
在您看来，当下的日本文学是否需要更多这样的反叛者或英雄呢？
平野启一郎：
文学家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刚才我提到的“人无法融入社会的感觉”。
我所期盼的，并不是那种位高权重的英雄——比如在政治领域出现一个极具魅力的领袖，一口气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而是那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值得尊敬的人。我认为，能够体现某种价值观的人——不光是会指出社会的问题，还能提出新的价值观念的人——更值得被展现出来。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部名为《压力接力》（ストレス・リレー）的小说（收录于最新短篇集《富士山》），小说中的“英雄”是一位从中国来日本留学的大学生。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压力像传染病一样在社会中肆虐。小说开篇，某个人在机场遇到了糟糕的事件，之后他前往餐厅，受到压力的影响，对服务员恶语相向。服务员接受到巨大的压力后，回家又对自己的母亲发脾气。母亲在感受到压力后，与自己的老同学也闹了矛盾。之后老同学也被压力影响，压力就这样像病毒一样不断传播。
作为“英雄”的中国留学生在最后登场。一路传播的压力，最后都汇集到了在店里打工的她的身上。但她并没有把压力继续发泄给别人，而是来到了京都的鸭川岸边，开始练习尤克里里，逐渐将心情平复下来。在社会中不断肆虐的“压力接力”，在此被划上了句号。
对我而言，她就是我这部短篇中的“英雄”。我所期盼的，就是这样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小小英雄。
大澜的文学午安：
您的创作横跨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两个领域，您认为文学存在一个界限吗？还是说这两个本来就不是绝对的概念呢？
平野启一郎：
关于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在日本，两者的区别比较清晰。在欧洲，比如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悬疑或者科幻小说就不会入围，最后得奖的必然是纯文学。从这方面来看，世界上对于这两种文学的分类还是挺明确的，它们也各自都有明确的读者群体。不过，文学的分界是很难说清的。
我的看法是，“将尚未被言语表达出来的事物，用言语表达出来”，这便是纯文学的魅力所在；而大众文学的魅力则是，“如何将已知的事物巧妙组合在一起”。与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进行搏斗的过程，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的特征。
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个永远“无法开口反驳”的人？在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个不确定的“自我”？
平野启一郎给出了一个善意且温柔的回答：承认人心无法被完全理解，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但这并不代表要放弃沟通或者理解——相反，这是尊重彼此、了解自己的起点。
这或许就是他在AI时代，想要守住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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