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那张存折就放在掉漆的八仙桌上，红底金字，在昏黄的灯光下刺得人眼睛发疼。
前岳父李建国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慢慢把存折推到桌子另一边，推向他亲生儿子李宏伟的方向。他的动作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心口上。
“这一百五十万，宏伟，你收好。”老人的声音干涩得像秋日落叶，“爸这辈子就这点积蓄了，全给你。”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的秒针走动声。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端着刚熬好的中药碗，热气一缕缕往上飘，熏得我眼眶发酸。李宏伟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得意？是愧疚？还是根本无所谓？
四年。整整四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中药的苦味在空气里弥漫开来，混着老房子特有的霉味，让人喘不过气。
李建国终于转过头看我，他的眼神浑浊，嘴唇动了动：“志强，这四年……辛苦你了。”
就这一句话。
我轻轻放下药碗，陶瓷碰着桌面的声音清脆得吓人。转身，拉开门，冬夜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寒颤。我没有回头，一步踏进黑暗里。
身后传来李宏伟的声音：“哎，你这就走了？碗……”
门在我身后合上，隔绝了所有声音。
01
四年前的秋天，桂花香得满城都是。
前妻李静在电话里哭，声音断断续续像坏了的收音机：“爸中风了，右边身子动不了……宏伟说他忙，公司正要上市，抽不开身……”
我在修车厂里，手上还沾着机油，听着电话那头曾经最熟悉的声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我和李静离婚三年了，没有孩子，分开时也算体面。她说我太闷，整天就知道摆弄那些发动机，不懂浪漫。我说她想要的太多，我给不起。就这么简单。
可听到老人中风的消息，我还是放下了扳手。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李建国躺在病床上，半边脸歪着，嘴角流着口水。看见我进来，他那只还能动的左手在空中抓了抓，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李静站在床边，眼睛肿得像桃子。她比以前瘦了，穿着件米色风衣，衬得脸色更苍白。
“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一个月，以后能不能走路还不好说。”她抹了把眼泪，“出院了怎么办？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还要上班……”
我没说话，走到床边看了看输液瓶。李建国的眼睛一直跟着我转，那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是哀求？还是别的什么？
“我来吧。”我说。
李静愣住了：“什么？”
“白天我来照顾，晚上你接。”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修车厂那边我可以调整时间。”
“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李静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我顿了顿，“但老爷子以前对我不错。”
这是实话。我和李静结婚那五年，李建国从没给过我脸色看。我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李静家是城里人，但她爸从来没说过什么。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李建国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实在，这就好。”
出院那天，李宏伟终于出现了。他开着一辆黑色奔驰，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见我扶着老爷子从医院出来，他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
“爸，您看您，怎么搞成这样。”他接过另一只胳膊，声音很大，“公司这几天太忙了，我实在抽不开身。这样，我请个护工，最好的！”
李建国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不……不要外人。”
“那怎么办？”李宏伟看向我，眼神复杂，“总不能一直麻烦志强吧？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我愿意。”李建国抓紧了我的手臂，抓得很用力。
最后商量出的方案是：老爷子暂时住回老房子，我搬过去照顾。李宏伟出生活费，一个月三千。李静周末过来帮忙。
李宏伟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塞给我：“志强，辛苦你了。这钱你先拿着，不够再说。”
我没接：“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
他讪讪地把钱收回去，又说了几句客套话，接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车子开走的时候，尾气喷了我一身。
老房子在城西的老街区，红砖楼，三层，李建国住一楼带个小院。院子里的桂花树还在，只是叶子黄了不少。推开门，一股陈年的气息扑面而来——旧家具、旧书、还有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
我把李建国扶到藤椅上坐下，开始收拾屋子。茶几上积了层灰，烟灰缸里还有几个烟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李建国坐在中间，左边是李宏伟一家，右边是我和李静。照片上的我们都笑着，那时候谁会想到今天呢？
“志强。”李建国突然叫我，声音比在医院时清楚了些。
“哎，爸。”我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不对，改口道，“叔，您说。”
他好像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只是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今年……花开得不好。”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金黄的花簇在秋风里颤巍巍的。
“明年会好的。”我说。
02
照顾病人的日子像一杯温吞水，不烫嘴，也没滋味。
每天早上六点，我准时起床。先给自己煮碗面条，然后给李建国熬粥。他吞咽功能还没完全恢复，得吃流食。小米粥得熬得稀烂，放温了，一勺一勺喂。喂饭是最费时间的，快了会呛着，慢了粥就凉了。一顿饭要吃半个多小时。
吃完早饭是康复训练。我照着医生教的方法，扶着他慢慢挪步。从床边到门口，五米距离，我们要走十分钟。他右边身子使不上劲，全身重量都压在我左肩上。走两步，歇一歇，喘口气，再走。
“累……累了。”他常常这么说。
“再走两步，就到门口了。”我鼓励他，“医生说多走动才能恢复。”
有时候他会发脾气，把拐杖摔在地上：“不走了！走……走有什么用！”
我不说话，捡起拐杖，继续扶着他。等他平静下来，会小声说：“对不起。”
“没事。”我说。
下午阳光好的时候，我推他出去晒太阳。老街区都是熟人，看见我们，会打招呼：“李老师，出来晒太阳啊？”李建国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这一片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哎，晒太阳。”他会笑着点头。
然后人们就会把目光转向我：“这是……”
“我以前的女婿。”李建国说，“现在照顾我。”
“哦哦，真好，真孝顺。”人们说着客套话，眼神里却藏着好奇和探究。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个前女婿，照顾前岳父，图什么？钱？房子？还是别的？
我不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
李静每周末会来一次，带点水果，或者炖好的汤。她总是匆匆的，坐一会儿就走。有时候我们会聊几句，不痛不痒的，关于天气，关于物价，关于老爷子的恢复情况。绝口不提过去。
“宏伟最近来看爸了吗？”有一次她问。
我摇摇头：“上个月打过一次电话。”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李宏伟确实很少来。第一个月来了三次，第二个月来了两次，后来就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后来，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每次来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堆在墙角，很多连包装都没拆。
“爸，您看这燕窝，最好的。”他会大声说，“您得多补补。”
然后坐不到半小时，手机响了，他接起来：“什么？项目有问题？我马上回来！”
匆匆走了。
李建国从不留他。儿子走了，他就坐在藤椅上，看着那些包装精美的礼盒发呆。有一次我听见他小声嘀咕：“不如……不如一碗热粥。”
我没接话，继续拖地。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就是半年。李建国能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了，虽然还是歪歪斜斜的，但总算不用人扶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只是右边嘴角还有点歪。
元旦那天，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李建国以前最爱吃。煮好了端上桌，他尝了一个，慢慢嚼着，突然说：“志强，你记得吗？小静第一次带你回家，吃的就是饺子。”
我手一顿：“记得。”
“那时候你紧张得，筷子都拿反了。”他笑了，笑容扯着歪斜的嘴角，有点滑稽，“小静在桌子底下踢你，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笑了：“是，那时候傻。”
“你不傻。”他摇摇头，“你实在。我看人准，你是个实在人。”
窗外传来鞭炮声，零零星星的。老街区不让放炮，但总有人偷偷放几响。夜色渐渐浓了，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暖黄的光晕染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
“宏伟小时候，”李建国突然说，“也爱吃饺子。但他嫌白菜馅土，非要吃虾仁的。那时候哪有钱天天买虾仁啊？他妈妈就哄他，说下次，下次一定。”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后来有钱了，他却不常回家了。”
我给他夹了个饺子：“叔，趁热吃。”
他看看我，又看看饺子，最终什么也没说。
03
春天来的时候，李建国已经能自己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了。
他站在树下，仰头看新发的嫩芽。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搬了把椅子出来：“坐会儿吧。”
他慢慢坐下，眯着眼睛看天。半晌，说：“志强，你该找个人了。”
我正在修剪月季的枯枝，听到这话，手里的剪子停了一下：“不急。”
“怎么不急？”他转过头看我，“你今年……三十八了吧？不能总一个人。”
“习惯了。”我说。
“习惯不好。”他摇摇头，“人得有个家。”
我没接话。家？我曾经有过，后来没了。修车厂的王师傅给我介绍过几个，见过面，吃过饭，都没下文。人家听说我还在照顾前岳父，眼神就变了。有个直白的问：“图什么呀？老爷子给你留钱了？”
我能说什么？只能笑笑。
李建国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是我拖累你了。”
“没有的事。”我继续修剪枝条，“您别多想。”
四月底，李宏伟突然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个律师模样的人。两人在屋里谈了半个多小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拆迁”“规划”这些词。
他们走后，李建国一直坐在藤椅上发呆。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去，没喝，只是捧着。
“叔，怎么了？”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这片要拆迁了。”
我愣了一下。老街区拆迁的传言传了好几年，一直没动静，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宏伟说，补偿款不少。”李建国慢慢说，“这房子，加上院子，能赔一百多万。”
“那是好事啊。”我说，“您拿了钱，可以换个电梯房，住着方便。”
他看看我，眼神很深：“志强，如果拆迁了，你怎么办？”
我笑了：“我回我那儿住啊。本来也就是暂时住这儿照顾您。”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也是。”
那天晚上，李建国睡得不安稳。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房间的灯还亮着。敲门进去，他靠在床头，手里拿着本旧相册。
“睡不着？”我问。
“嗯。”他拍拍床边，“坐。”
我坐下。他翻开相册，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我父亲，你见过的。”
照片上的老人很瘦，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我记得，结婚第一年春节，李建国带我去给他父亲上过坟。在城郊的公墓，那天很冷，风刮得脸生疼。
“我爸走得早。”李建国说，“那时候我才十六，宏伟他奶奶身体不好，家里就靠我一个人。白天上学，晚上去码头扛包。一袋水泥五十斤，扛一袋五分钱。”
他的手指摩挲着照片：“最难的时候，三天就吃了一个馒头。宏伟他奶奶把馒头省给我，说她吃过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饿着肚子。”
屋里很静，只有老挂钟的滴答声。
“所以我对宏伟，”他继续说，“是有点惯着了。总觉得我吃过的苦，不能让他再吃。他要什么，我都尽量给。现在想想，可能错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听着。
“志强，”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这几个月，辛苦你了。真的。”
他的手很凉，皮肤松垮垮的，能摸到骨头。我感觉到他在颤抖。
“叔，您别这么说。”我反握住他的手，“都是应该的。”
他摇摇头，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漆黑的夜。
04
拆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街区。
邻居们开始频繁串门，讨论补偿方案，比较谁家面积大，谁家能多赔钱。李建国家的院子在这一片算是大的，加上房子位置好，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李老师，您这下可好了，一百多万呢！”对门的刘婶嗓门大，“可以买套新房子，还能剩不少养老钱。”
李建国只是笑笑：“还没定呢。”
“定了定了，我女婿在规划局，说这次是真的。”刘婶压低声音，“您可得把证件都准备好，别让拆迁办的人糊弄了。”
人走后，李建国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桂花树发呆。我端了杯茶给他：“叔，喝茶。”
他接过来，没喝，放在石桌上：“志强，你说，这树能移走吗？”
我看看那棵碗口粗的桂花树：“移是能移，但这么大年纪的树，移了可能活不了。”
“是啊，”他喃喃道，“有些东西，一动，就没了。”
五月中旬，拆迁办的人第一次上门。来了三个人，拿着测量仪器和图纸。量房子，量院子，记录数据。带头的姓赵，四十多岁，很客气。
“李老师，您这房子产权清晰，面积也大，补偿不会少。”赵主任说，“初步估算，应该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一百五十万。这个数字让空气静了一瞬。
李建国点点头：“好，我知道了。”
“那您考虑一下，是要钱，还是要安置房？”赵主任问，“要钱的话，签了协议三个月内到账。要房子的话，新区有现房，不过面积可能没这么大。”
“我再想想。”李建国说。
“行，您慢慢考虑。”赵主任递过一张名片，“有事随时联系我。”
他们走后，李建国拿着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泛着银光。
那天晚上，李宏伟来了电话。李建国接的，开了免提，我能听见李宏伟兴奋的声音：“爸，听说能赔一百五十万？太好了！我正想换辆车，那辆奔驰开了三年了，该换了。剩下的钱，可以投资个项目，我朋友有个酒店……”
“宏伟，”李建国打断他，“这钱，我还没想好怎么用。”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然后李宏伟的声音变了调：“爸，您什么意思？这钱不给我，您还想给谁？给李静？她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再说了，她现在过得也不错。还是说……”他顿了顿，“您想给外人？”
李建国的脸色白了白：“什么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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