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 从“游民”到“村民”：回应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方案”|乌托邦|文化研究|游民|王学泰|现代性|语境

在高速流动的时代，数字游民的“村”化实践所求索的答案是如何为个体重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确定性，并将这份个体的追寻汇聚成社会发展的蓬勃动力。

原文：《从“游民”到“村民”：回应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方案”》

作者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吴文瀚张祐宁

图片 |网络

源自西方自由主义语境的“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概念登陆中国后，迅速经历了一场深刻而精妙的叙事改造，其核心意涵从强调个体离群索居、对抗体制的“游牧”（Nomadism），悄然转向了寻求连接、融入与共建的“游”与“民”的组合。这一转译并非简单的误读，而是一次富有创造性的“在地化”修辞实践。它激活了中国文化肌理中关于“游民”与“村”的古老对话，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径。游民们从繁华的都市出走，在安吉、良渚、浦江、光山、黄山等地聚居，在城市的边缘与乡村中展开了一场自觉的修辞与行动合一的社会实验，将全球性的流动性议题编织进中国本土“家园重建”与“共同体复兴”的叙事脉络之中，不仅实现了“游民”叙事的创造性转化，更在实践中展现出一种流动与扎根、个体与社群、创新与传统和谐共生的“融荣”可能。

“游民”意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漫长谱系

要理解数字游民在中国何以呈现如此面貌，必须追溯“游民”意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漫长谱系。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揭示出，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体系下，游民表现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脱离了宗法社会的角色位置，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无论是《水浒传》，还是金庸塑造的武侠世界，都为游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系列复杂的渐进叙事——游民的理想与力量最终可能消耗在系统的溃败里。

及至《武林外传》，游民叙事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与温暖的着陆。这部诞生于2006年的情景喜剧，将故事舞台从腥风血雨的江湖搬到了一个名为“七侠镇”的虚构市井小镇，核心场景“同福客栈”更是一个充满柴米油盐烟火气的日常空间。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等主要角色，无一不背负着典型的“游民”前史：盗圣、雌雄双煞、落魄秀才……其深刻之处在于它呈现了游民命运的另一种可能：通过构建一个以情感与责任为纽带、去中心化的“小家”，来实现对“大家”（社会）的软性融入。游民至此，其诉求已清晰浮现：结束精神与物理的双重流浪，在“我们”的共同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凡而稳固的归属。

由此不难理解，当数字游民的实践在中国被发现时，其精神底色延续了一种在地化的温情想象。浙江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NA）的个体故事最早清晰展现了这种追求：或者在此寻找“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对抗孤独，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或者利用技能为当地产业赋能，实现“最好的产教融合”。在这里，“游”是手段与状态，而成为有联结、能创造的“民”是归宿，这是“连接”“共建”与“融入”。然而，这种实践与源自西方的“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原初概念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后者的哲学底色强调对固定地点、公司制度与消费主义生活的“游牧式”反抗，追求一种脱离社群的、绝对的个人自由。由此，一个关键问题便自然浮现：中国的数字游民叙事究竟调用了哪些本土的文化与话语资源来完成“建设性融入”的在地化转换，并建构起其独特的、充满温情色彩的共同体想象？

“村”叙事的再发现

与“游民”寻找归宿的叙事相呼应，“村”作为中国文学与文化中一个核心的空间意象，其内涵也在历史中不断流转与重构。无论是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是鲁迅小说中的“鲁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边城”，尽管其情感与指向各异，但这些文本都反复确认了“村”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始终关乎根基、记忆、安宁，以及对一种共同体生活的深刻向往。这一丰厚的文本传统为当代语境中“村”的意义重塑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当下对“村”的复兴与再诠释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与这一系列经典叙事的对话中展开。

“良渚文化村”的诞生为当代中国的“村”叙事提供了一次极富启示的、长达二十余年的在地化实践。世纪之交，一批开拓者在杭州城郊进行了一次“乌托邦”构想：在五千年良渚文明遗址旁，建立一个融合自然生态、人文艺术与邻里温情的新式社区。真正关键的转折源于社区内部一种自发的、情感性的呼唤。2008年，一位ID为“海老大”的业主在社区论坛发表了《竹径茶语村志》，其中写道：“村有村约，但村约无字，无字则隽永，为自省自重自爱自尊也。”这种对“无字之约”的憧憬精准地捕捉并命名了早期居民心中朦胧的共同向往，形成了强烈的精神召唤。基于这种被唤醒的共同意愿，将理念转化为共同行动纲领的需求便水到渠成。他们以《村民公约》为基石，发展出丰富的社团与公共活动，“村民日”、村民学堂等实践不断强化着社群的实体与氛围。“村”的想象至此完成了从个人情志的抒发到集体共识的凝结、再到日常实践的完整循环。

市场的力量随后介入并放大了这一文化实践的价值。地产商敏锐地捕捉到“文化村”模式所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将其产品化，推向市场。村落肌理、公共空间（如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被精心打造，成为提升房产价值的独特“文化资本”。此时，“村”的叙事虽经历了商品化，但其内核——对美好社区生活的承诺——依然是核心卖点。最终，这一成功的社区治理与城乡融合样本被更高层级的治理话语所吸纳和升华。良渚文化村被视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历史文化传承活化的典范。

数字游民与良渚文化村的相遇与融合，则发生在这个“村”叙事日趋成熟、从生活实践升华为治理范本的时期。这一群体的到来并非简单的群体对空间的发现，而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合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是每周四晚在社区内“杭一末”咖啡馆举行的“疯狂星期四超级代码日”。程序员、设计师们在此聚集、协作，形成了一个基于兴趣与项目的临时性网络。这一场景恰恰“复活”了传统村落中村民在公共空间（如井边、晒谷场）交流信息、互助协作的古老功能，只是媒介从农耕技艺变成了数字代码。在此，一种流动套利的“游牧”行为被巧妙转化为了“村民”在地的、生产性质的现代化的“耕耘”。政府的顺势推动，例如通过“数字游民会客厅”与专项政策将其明确为“新村民”予以支持，则加速了这一合流的制度化进程。于是，数字游民的“游牧”实践非但没有削弱良渚的共同体叙事，反而为其注入了崭新的生产与劳动转型内涵。他们的职业身份与项目化协作使“文化村”的“文化”不再仅是遗产与美学，更衍伸为一种可实践的、具有经济活力的当代生活与工作方式。良渚为数字游民提供了“家园”的归宿，而数字游民则为良渚提供了现代产业的先进形态。这场双向奔赴共同完成了一个叙事闭环：一个理想的“村”不仅需要情感与秩序，还需要能安放创造力的经济生态；而追求归属的“游民”，其终极实现正是找到一个能让其创造力生根、并贡献于共同体的“村”。

流动与扎根的“共生”之道

然而，即便在同为中国数字游民提供理想载体的安吉DNA公社，田野研究也揭示了这种生活方式内在的深刻矛盾。社区内的社交多呈现“事缘型”特点，围绕拼餐、桌游、分享会等具体事件建立连接，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U盘式”情感模式，表现为“即插即用”和“即走即拔”。这种浅层、流动的连接非但难以缓解孤独，反而加剧了他们对数字游牧生活本身的“不稳定感”，使许多人最终又回归传统轨道。研究指出，数字游民群体普遍陷入一种“自由与焦虑的悖论”：他们既渴望逃离固定秩序、获得流动的自由，又无法摆脱对稳定归属与深度联结的根本需求。

这种实践中的困境映照出其概念原型的哲学思辨。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中，“游牧”的核心是持续的生成、逃逸与对一切“国家装置”辖域化的解构。西方经典的数字游民想象正带有这种烙印：他们是“浪漫主义反抗者”，以地理与职业的绝对流动对抗办公室的牢笼与消费主义的禁锢。这种以“永不扎根”为代价的“绝对自由”在理论上是纯粹的，在实践中却往往导向情感耗散与意义虚空。而中国的数字游民实践，特别是良渚文化村所昭示的路径，却呈现出自觉探索一条超越“游牧/定居”“反抗/顺从”二元对立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可概括为“有选择的流动，有深度的归属”。它不追求绝对的、无目的的流动，而是将流动视为寻找更合意家园的手段。在良渚，数字游民享受地理位置上的自由，但他们更为珍视的，是在这里通过《村民公约》、丰富的社群活动所建立的深度社会联结与在地认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旨在为高素质的流动人才提供“沉淀下来”的阶梯与理由。这一路径的深层文化动力根植于中国叙事传统中对于“游民”命运的终极关怀——“游荡的个体”如何在一个值得认同的秩序或社群中“安身立命”。这种“融入”而非“永恒逃逸”的深层心理与当代中国对“家园共同体”的强烈追求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转化“游牧”悖论的社会文化基础。数字游民带来的流动性能量因此被视为可被引导、吸纳并转化为建设性“耕耘”的宝贵资源。

因此，以良渚文化村等为代表的游民实践，提供了一种回应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方案”。它回应的是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个体普遍面临的“孤独”“无根”与意义感缺失的挑战。其解决方案巧妙地利用技术赋能，在一个具有文化底蕴和治理架构的“村”中，重建高质量的在地社群与有意义的共同生活。这既契合了中国社会对“家园”的持久向往，又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

数字游民的“村”化实践是一场双向奔赴：前者为乡村与社区注入新的思想、技能与经济活力，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物质空间、社会网络与精神家园，而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则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宏大的舞台。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它既是古老的“家园”理想在数字时代的转化，又是全球性的“游牧”想象在中国土壤上结出的务实之花。它所求索的答案是在高速流动的时代如何为个体重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确定性，并将这份个体的追寻汇聚成社会发展的蓬勃动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