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长们开始害怕犯错
伴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和科技的提升，家长们越来越关心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育儿，进行更多“合理”干预，并害怕犯错。在Aeon杂志近期的文章“孩子们只是学徒”中，作者Niklas Serning和Nina Lyon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母亲丽莎正在为无法去上学的儿子寻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每每要进校门，他就会惊慌失措、大声哭泣和尖叫；有时甚至会对母亲大发雷霆，拒绝下车。丽莎尝试了许多方法：为儿子换班级，确保他和朋友们能待一起；在他需要时请假一天，让他能缓和情绪；让他晚点进校，以更温和的方式开始一天；安排他最喜欢的老师来接他进校；甚至只让他上下午半天的课。这些做法都曾短暂奏效，但最终未能改变情况。
丽莎愤怒地说，学校已经放弃了她儿子，他本是个可爱的孩子，但学校逼得太紧、要求太多，他成了学校眼里的问题。学校摧毁了他的信任，儿子现在天天呆在房间里打游戏，这是他唯一的乐趣，他难以对其他事物产生兴趣。丽莎陷入了两难：她担心继续要求儿子上学，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放任他退回自己的世界，似乎是在切断他和外界的联系。
电影《生命之树》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英国，每10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报告自身幸福感很差，而且这种情况自2010年以来明显恶化。接近18%的中学生长期缺课。成年后，每8个人中就有1人既不接受教育、技能培训，也没有工作。还有18%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残障人士。与此同时，尽管年长员工更容易请病假，但年轻人却更有可能因为健康问题而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
事实上，学校和专业团队近年来积极地为学生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心理治疗的术语和概念塑造了人们关于儿童、成长和人际关系的所有讨论。然而，情况却仍在不断恶化。
作者们提出一种可能：当家长们追求“更少压力，更多支持”时，会不会矫枉过正？这种治疗化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可能无法让孩子良好成长与发展？早教慈善机构 Kindred Squared 针对英国4岁孩子的研究发现：44%的孩子无法安静坐着；37%的孩子不会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或分享；父母不在身边时，32%的孩子会表现出过度的情绪崩溃。此外，35%的孩子不会自己穿衣服，26%的孩子还没有完成如厕训练。
这些技能的缺失，并非完全是个体情绪上的差异。这些技能需要在幼年时期通过大量低风险、重复性的练习才能培养出来。这些缺失的发展指标，也预示着未来的情绪困难：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孩子更可能遭受学校焦虑的困扰——无论是因离家而产生的分离焦虑、难以应付学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也会更难处理社交互动，为社交焦虑和自我封闭埋下种子。作者表示一些孩子确实面临神经发育障碍，需要额外的支持和照顾，但本文所聚集的并非这一群体，目前问题的规模也已经不足以单用神经障碍来解释。
作者们提出，相较于“疏于照顾”，现在的家长们往往“过度保护”他们的孩子。过去人们担心孩子们会经历例如家庭冲突、亲人离世或虐待等童年逆境经历，但现在的家长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过于柔软的育儿模式：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孩子的不适。例如家长全程监控的孩子聚会，玩具轮换都事先安排好，只要孩子之间稍有分歧，父母立刻跳出来干预；被刻意操控、确保最小的孩子永远获胜的桌游；再比如，把独自睡觉、如厕训练、安静坐着、阅读、游泳、骑自行车、离家过夜这些成长任务一再往后推迟，直到孩子“准备好了”为止。这种状态意味着孩子“感到完全轻松自在且充满信心”，而这种状态可能永远无法出现。
这种教育模式确实不同于传统的童年逆境，它不会让孩子痛苦，甚至是出于好意、试图让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更顺滑、减少痛苦。但从长期来看，它确实制造了某种“逆境”：过度保护让孩子在离开家庭，面对普通生活中的磕碰与冲撞时，反而更加脆弱。
这并非毫无根据，保护孩子免于所有冲突的父母，也使孩子失去了培养自己面对下一次挑战能力的机会。换言之，家长们在用短期的舒缓，交换长期韧性。研究者们担心，这种过度保护会造成孩子们情绪调节能力的下降。
在倡导协作式而非权威式育儿的当下，家长们愿意倾听孩子的感受，尊重他们的需求，但这不意味着一味地迁就，或剥夺他们去感受所有略带不适的经历的可能。对于孩子们而言，低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且很快会被遗忘。执行功能的发展，需要持续、重复地练习，而这些练习往往意味着：等待、忍受轻微厌恶感、压抑短期欲望，以及去做那些无聊的事情。
过度保护让孩子们形成一种预期：轻微的不适是一种必须被解决的问题。这会不断缩窄孩子的经验范围，也让他们失去那种“我能够承受不舒服情绪”的信心，比如操场游戏中经常出现的小冲突，以及独自处理这些冲突的能力，甚至会延后他们社交能力的发展。
在丽莎和她儿子的例子中，她试图让孩子以各种方式缓解不适，但孩子最终意识到：逃避是解决焦虑的方式，而科技世界则是他能逃往的去处。我们一再目睹这种模式的发生：过去几十年来，儿童的独立性、韧性以及整体幸福感都在下降。曾经那些或许还能“跌跌撞撞撑过去”的孩子，如今越来越撑不下去了。
过去的家长们认为自己需要去塑造孩子的习惯和德性，纠正其恶习，他们很少将孩子视作一个拥有复杂内在心理的主体。家长们通过奖励、惩罚和示范来训练和规范其行为。孩子们会逐渐意识到：有时候，我们必须忍受一些低程度的不适，而我们可以渡过它。他在与不同类型的孩子一起玩耍的过程中学到，有些孩子会比较刻薄，但也有一些更友善，而那些友善的孩子是更值得一起玩的。他并不总是喜欢学校，但他喜欢其中好的部分，比如课间休息；放学时你来接他，他也能够平稳应对。
二战后心理学的发展，改变了现代人的育儿理念，社交媒体的传播放大了这种影响。新的育儿理念强调早期儿童的发展可能对他终身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婴儿决定论很早就受到质疑。早在1953年，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师 Donald Winnicott 就提出“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的概念：她通过大体满足孩子需求，同时允许不可避免、但必要的失误，让孩子逐步适应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但进入21世纪后，主流观点愈发清晰：如果早期做错了，就会永久性地损害孩子。“温和育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必须在亲子关系中尽可能“去权力化”，让孩子拥有自主性；父母必须提前识别并满足孩子的情绪需求；而父母自身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决定孩子的发展质量。甚至不存在“坏行为”，只有情绪失调；如果孩子出现失调，原因往往是父母也处于失调状态。
这种论调变为某种道德指令：过去的育儿是错误的，而新一代的父母需要做得更好。“打破循环”（breaking the cycle）成为社交媒体中的一种叙事，把有意识、细致的育儿塑造成一种“拯救行动”：不仅是拯救孩子，也是在拯救自己。通过与自己被养育的方式不同来养育孩子，你就可以治愈自己“受伤的内在小孩”。对于那些确实经历过童年逆境（暴力、虐待、忽视）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正当的原则。但问题出现在：被定义为“伤害”的行为，悄然不断增多，几乎涵盖了一切。在当下育儿话语与社交媒体中，父母提供音量、边界设定不够温和，未能满足某个短暂需求都可能被视为潜在创伤，而非不完美照料中的正常摩擦。如果“创伤”无处不在，那么唯一安全的策略就是消除一切摩擦。
当然，回应孩子、满足需求、促进自主性，这些本身都是合理且有充分证据支持的育儿原则。避免以恐惧为基础的控制式教育也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当这些原则被推到其逻辑极限时，会发生什么。
当代育儿出于鼓励孩子自主性的考虑，将亲子之间的决策层级彻底压平，但要真正具备自主性，必须依靠经过审慎思考的判断，而不是即时本能。强制、指导与引导，其实处在同一条光谱之上。如果为了避免“强制”而走得太远，那么表面上看似在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实际上会变成另一种状态：父母无法说“不”。但一个在当下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孩子，并不会变得更自主。真正的自主性，来自在长期目标面前压制即时冲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通过练习建立——通过被要求等待、再尝试、忍受不适感来形成。
要掌握这种能力并不简单，而成年人作为更有知识的存在，应该帮助孩子形成这种行为结构。这一代善良、尽责的父母，因为对“过于严厉”的过度警惕，而被悄然推向了比他们本意更宽松的育儿方式。
当然，过度宽松的育儿并非一切儿童问题出现的原因，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的增长，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都可能造成儿童情绪发展的迟缓。
在文章结尾，作者提出我们可以扩展“安全保障”（safeguarding）的视野，把“培养韧性”的能力也纳入其中。一个无法照顾自己的成年孩子，本身就不会是安全的。孩子们有时会跌倒，我们则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照料有时意味着：允许事情以可接受的方式出一点错。
机构媒体还有机会吗
前BBC新闻首席执行官黛博拉·特尼斯（Deborah Turness）上周在伦敦做了一场题为“重塑新闻的革命：来自前线的报道”的演讲。尼曼实验室5月14日刊登了特尼斯的发言节选。
特尼斯在演讲中提到，新平台的爆炸式增长为记者们开辟了新的途径，让他们能够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原创、深思熟虑和充满智慧的写作及讲故事方式来触达消费者。在一个充斥着AI垃圾信息和剥削性算法的世界里，消费者正在寻找这种新闻，并选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面对资讯消费市场格局的变革，像BBC这样的老牌机构媒体拥有应对并战胜这一切所需的全部资产和权益，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重建信任，通过真实感（authenticity）重新建立连接，通过创建飞轮（flywheel）新闻引擎重塑新闻编辑室以适应碎片化格局、实现增长，并考虑如何成为一个新的“议事广场”（town square），创造一个能够对抗信息回音室的思想交汇地。
黛博拉·特尼斯
去年11月，在有报道指出BBC的Panorama栏目一部纪录片以误导性的方式剪辑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后，特尼斯和BBC总裁蒂姆·戴维（Tim Davie）双双辞职。（“剪辑确实不符合编辑标准，”特尼斯在今年2月Semafor举办的“重建媒体信任”峰会上表示，“但我不接受这标志着机构存在偏见的指控。”）
特尼斯说，过去这几个月，“我终于有机会从外向内看，而不是从内向外看。我利用离开BBC以来的时间进行了一次旅程，去拼凑我们媒体生态系统的新版图，去更深入地了解表面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行业的投资流向了哪里，是什么在驱动增长，消费者行为正在如何改变。”
她认为新闻业目前的挑战是“从一个信息生态系统向另一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全面转移”。
“我认为老牌媒体还没有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即这场革命不仅仅是关于消费者转移到了不同的平台。而是他们在日益碎片化的媒体宇宙中，正在选择更直接的新闻形式。
我们看到了独立记者和评论员主持播客、创建自己的YouTube频道并在Substack上发表文章的爆炸式增长，在那里他们可以直接通过自己的作品变现，比如YouTube上皮尔斯·摩根的《未经审查》（Uncensored），再到艾米丽·梅特利斯、乔恩·索佩尔和刘易斯·古道尔的播客《新闻代理人》（The News Agents）。从极其成功的《The Rest Is...》品牌到吉姆·沃特森在Substack上快速增长的《伦敦中心》（London Centric），再到美国，从蒂娜·布朗的《新鲜地狱》（Fresh Hell，我强烈推荐），再到诸如Puck或The Ankler等新闻品牌。
为了理解这背后的驱动力，我与皮尔斯·摩根进行了交谈，他凭借《未经审查》在YouTube上建立了超过400万的受众群体，并且现在正通过几个星期前推出的《历史未经审查》（History Uncensored）和《王室未经审查》（The Royals Uncensored）来扩展该品牌。他告诉我，由于社交媒体的持续更新，特别是年轻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但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他们应该如何看待新闻中的这些事件。他声称他的观众认为他是真实的、在智识上是诚实的。
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媒体进步史中又一个由技术赋能的阶段。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从一个信息生态系统向另一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全面转移，如果老实说的话，在这个新生态系统中，老牌新闻机构迄今为止在想要原汁原味地大规模参与其中时，一直步履维艰。”
特尼斯认为，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在许多方面是传统新闻媒体所代表的一切的对立面。如今消费者的信任是通过真实性、独立性和观点来赢得的。
“真实——带有一种真实对话中的非正式感和不可预测性。独立——主持人拥有畅所欲言的自由。有态度——无需在各种问题上持续小心翼翼。……这与老牌媒体基因中那种抛光过的、受控的正式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也与‘公正性’（impartiality）形成了对比。这是过去几个月里通过我的各种交谈向我清晰呈现出来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特尼斯说，这并不是说整个行业内部没有为此做出改变。她举了一些尝试改变的例子，比如，CNN首席主播杰克·塔珀（Jake Tapper）离开了他那间传统的CNN演播室，在他个人的办公室里主持部分节目，背景是政治纪念品和复古的播客风格大麦克风，试图模仿更非正式的YouTube风格。然而，这顶多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这种新的真实感（authenticity）很难把握，因为真实性必须是真的真实，消费者能很快看穿任何感觉像是人工制造或虚假做作的尝试。”
新闻的消费者并没有减少，只是要求变了。特尼斯讲了一个关于护士莎拉的故事。
莎拉是特尼斯去看病时认识的一名护士，两人闲聊中，特尼斯得知莎拉是一个十足的新闻迷，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痴迷。尽管要在医院倒长班，还要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但她从不错过任何一集《The Rest Is Politics》或《The News Agents》。她听《Pod Save America》和《The Rachel Maddow Show》。她刚刚下载了Substack。
“在我们的交谈中，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传统的新闻提供商，尽管她是看着典型的BBC和ITV的内容长大的。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信任他们。我感觉我认识他们。我感觉他们没有被引导向某一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他们有自己的锋芒（edge）。
莎拉正是所有新闻机构都希望触达的那类人——参与度高、充满好奇心且执着，但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媒体选择，正在以一种全新且截然不同的方式给予信任。我们失去了莎拉。”
特尼斯认为，莎拉这样新的媒体消费习惯主要受评论和对话的驱动。而且由于老牌媒体尚未成规模地打入这个新世界，“这里还没有成为勇敢的记者在全球黑暗危险地区进行一线报道的大本营，或者，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这里也不是揭露不当行为和谎言的高风险卧底调查报道的大本营。”也就是说，老牌媒体的“真东西”还没有成规模地进入这个新世界。
特尼斯认为这些媒体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这个新世界中大规模地取得成功。否则未来媒体的资金将从何而来？因为广告收入正在跟随着消费者流向这些新平台，而正是这些收入在资助着昂贵的新闻事业。
特尼斯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相信老牌新闻媒体拥有在这个新世界中获胜所需的资产：首先，是那些花了一辈子时间建立起声誉的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记者以及渴望与他们建立连接的消费者；第二是那些对受众有意义的品牌；第三是信任的遗产。
基于此，她认为老牌媒体有三个明确的优先事项。第一，重建信任：理解导致信任下降的原因以及如何扭转这一局面。第二，通过真实感重新建立连接：认清要让消费者获得他们渴望的真实的、独立的声音到底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第三，重塑新闻编辑室：创建一个能在这个碎片化格局中持续分发内容的机制。
特尼斯访谈的多名单飞的知名媒体人都认为，在一个真实性被珍视和奖励的世界里追求增长，他们必须离开老牌的媒体机构。毫无疑问，其他人也会效仿。所以面临的挑战是，老牌媒体机构是否愿意与他们的人才达成一项比他们单飞更具吸引力的新契约？
最后，辩论和观点一直是西方老牌新闻广播节目中的关键部分，然而算法让网络空间日益变成了回音室。特尼斯认为老牌媒体机构有机会躬身入局，成为新的“议事广场”，创造让人们接触不同思想的数字空间。对于负有公正（impartiality）义务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PSBs）来说，这无疑会带来一些挑战，但特尼斯称她从与监管机构的初步谈话中了解到，这并没有根本性的阻碍。她认为现在是时候去相信受众精通于辨别新闻和观点之间的区别了，特别是如果有明确标识的话。她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否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进入这个领域的风险已经被不进入所带来的后果所盖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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